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了组织建国瓷生产的建议，旨在抢救、挖掘和恢复全国各地的名窑名瓷，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周恩来总理采纳并支持了意见。
粉彩花鸟瓶 50-60年代
高庄来到景德镇后，从各个工艺美术合作社和私营瓷厂内抽调了三十多位在彩绘、成型及颜色釉配制卓有影响的老艺人如王大凡、王步、魏庸生、潘庸秉等人和极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工人组织学习和培训，这些年轻人中有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培训的地点设在景德镇久弃的天主堂，这里环境安静。场地宽大，不易受外界的噪扰。参加培训的人大多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甚至说是政府“发彩”(分配彩烧瓷器)，烧制类似于“洪宪瓷”的仿古瓷。
于是，一些人把自己精心彩饰的重工粉彩瓷交来评选。高庄因势利导，结合这些瓷器讲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由于景德镇设御窑厂，故而“任其百尔，执事媚滋一人”，一切都以皇帝的爱好和要求为旨准。现在的陶瓷艺术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所以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像康雍乾三朝的瓷器要去其糟粕，选精去粗，再也不能有繁缉、庸俗封建迷信的旧习，再也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社会基础一味仿古。话虽说得尖锐些，但仍有人不以为然。
景德镇艺术瓷厂美研室雪景碗 50年代中期
当高庄把特意带来的许多民间工艺美术品如竹雕、年画、剪纸等摆出来让大家参观品论时，有人就说：“什么民间剪纸？不就是妇女家用的鞋样子嘛。”只有曾龙升对天津泥人张的《包饺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段茂发则对新安版画看得痴迷入神。而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始终兴致勃勃地听高庄对各类民间工艺品的讲解和分析，觉得如醒潮灌顶，耳目一新。
第二天恰逢星期日，高庄嘱大家不必上班，自由安排活动。许多人都觉得很新鲜，因为大家在私家红店、作坊干活，哪有什么“法定休息日”的概念。本来几个年轻人相约到“厂前”逛逛， 听说梅健鹰、祝大年去郊外写生，都临时改变了主意，也随大学生们去黄泥头看看。
珐琅彩石榴翠鸟瓶 50-60年代
这一去，使得王锡良、张松茂等人懂得了什么是写生，什么是素描，什么是油画，什么是水彩画，懂得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大自然的造化，更理解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道理，有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感性认识。从此后，受到启发和影响的一大批景德镇陶瓷美术工作者都把野外写生作为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在当时封闭而保守的陶瓷艺坛，不营吹进了一股清新鲜活的春风。
粉彩孔雀牡丹象耳尊 50年代
杨永善在他的《中国的陶瓷》一书中写道：“建国瓷的设计制作工作由1952年10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完成了73556件产品。”江思清在《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述：“建国瓷委员会在这年(1953年)创设了‘ 建国窑’，用科学方法制造了建国瓷器，烧造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它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以民族形式及大众方向，作为艺术标准，以表达出新中国的蓬勃气象。”在这段时间里，高庄、梅健鹰、祝大年等师生们与景德镇陶瓷艺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设计瓷上的装饰纹样，一起试制失传的颜色釉瓷，一起烧造器型新颖的日用瓷，赚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也激发起他们日益高涨的积极性，时年七十多岁的艺人吴龙发老当益壮，精心绘制了一块尺八青花大圆盘。在预展中获得中外专家的一致赞誉。此外，在恢复失传的颜色釉中，其中釉里红、窑变花釉、钧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桃花片)、霏红、天青等七种获得了成功， 可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媲美。同时还研制出蓝花釉、孔雀蓝、仿宋钧三种色釉。转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