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到炎帝，其间应该还有一段路，不过可长可短。在《史记》中，就只是前一片竹简到后一片。在《国语》、《左传》和《礼记》中都有一句同样的话：昔者厉山氏之有天下。。。 这里的厉山氏应该都是指神农。这几部著作，年代和作者都不详，但大致是战国中期以后的流行学术成果。被班氏《汉书》录进正史：“自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谷，死为稷祠。（颜师古注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注意括号里的注！从班固到颜师古，这一次走了六百年。
其实，神农和炎帝，都是我们后辈子孙发明的用来描述祖先的概念，就没有必要硬辨他们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无论是神农还是炎帝，如果只是人名，肯定无法涵盖那么长久的时间和各异的人群。只是作为一个时代和族群的人格化身。天下一统前，古人可以接受各种“氏”，但天下一统大势所趋，后人必须称个什么“帝”心里才更舒服一些，时代使然尔。
岁月如潮，洗尽了沙滩上的足迹。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指证任何物事一定属于炎帝。但炎帝依然是我们传承链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我们还记得“社稷”这个词，正是炎帝一族出了这两位大神。之所以说“江山社稷”，因为这“社”“稷”这两个神位太重要，必须由国家负责祠祀。由老百姓负责的是祭灶，又有传说灶神就是炎帝。有点奇怪，我们黄帝子孙奉的神，却都是炎帝系的呢？
根据著名神话学者丁山一家之言，“共工”的合音可读为“鲧”，“能平九土”的共工之子“句龙”，就是“治水土定九州”的“禹龙”，夏人祭祀“神社”，就是纪念先祖“禹皇”。如此一说，则禹就是后土，成了炎帝的嫡系子孙。祭祀这些神是第一个正统王朝夏定下来的传统。不过也不必太奇怪，民以食为天。他们都值得后人纪念，因为他们是种田的先驱。
社会组织形式的颠覆，迟早会将“社稷”变成语言化石。而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祭灶”习俗也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渐渐淡去。但炎帝的余晖依然照映着我们，尽管我们未必意识到。也许因为我们还吃五谷，也许，仅仅因为我们还喝着一碗“腊八粥”。
腊祭源自上古，但原始的功用已经模糊，意义演化日趋芜杂。后用来祭祀各种祖先和神灵（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祈求丰收和吉祥。据《祀记·郊特牲》记载，腊祭是“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夏代称腊日为“嘉平”，商代为“清祀”，周代为“大蜡”。。。
腊八这一天，我们至今有吃粥的习俗。据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后来附会了很多其他传奇，诸如释迦和岳飞等。这个节日的起源则要早得多，原来是炎帝族每年的农业除害祭祀，被夏和周继承和发扬。因而有人说腊八粥其实是“腊八祝”的谐音。很久以前腊八就是个大日子，因为这天有个非常重要的祈祷仪式。祷告些什么呢？《礼记·郊特牲》中记载了《伊耆氏蜡辞》：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据说周人和古羌人同源，至少是杂居。他们从古羌人那里学习了农业，也学到了这高度形而上的防治自然灾害秘方。其中提到保土、治水、防虫、除草，都是炎帝的老本行。“伊耆氏”初见于周礼这处记载，应该是神农一族在北方的称谓。据宋代罗泌的《路史后纪·炎帝上》：“炎帝神农氏，姓伊耆，名轨……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伊就在今天的河南洛阳新安县；耆就在今天的山西长治市。这个“伊耆氏”的称呼，就像厉山氏一样，可作为炎帝部族扩展的线索。隐约勾画出一条从湖北到山西的迁徙路径。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路觅碗粥。就像腊八节的意义随时代变迁，腊八粥的成分也日趋多样化。今天不乏有人加入炼乳玉米等引进食材。但基本的成分是稻米、小米、豆类和干果。大部分是种植粮食。端起这碗粥，感谢一下我们的农神炎帝，是应该的。下面是我百度来的一个腊八粥方子：“大米50克，黄小米50克，粘黄米50克，糯米50克，秫米(粘高粱米)50克，红小豆100克，莲子100克，桂圆100克，花生米100克，栗子100克，小红枣100克。。。”试问六七千年前，谁最有可能吃上这碗粥？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 这段话听起来很不合理。在同一片地上，种有豆子、水稻和黍稷，水旱热寒不同作物全混在一起。这些作物既会自生自长，又得一年播种两次。不过，若是把这些粮食都收了，再下河塘采莲子，上山坡摘些红枣，一碗正宗腊八粥的基本材料就凑齐了。而《山海经》把这些都安排在后稷的坟墓周围，显然是试图把农作物的发明权都归于这位神农族大首领了（后来周人也有“后稷”，应该是慕其名而自封的称号）。
农业的起源并不久远，只能在最后一次冰川期后。但我们的祖先，对这个过程的记忆似乎是零。或者，真实的记忆已经被神话所覆盖和替代了。这些神话，就浓缩到了神农氏以及神农氏一族的后土和后稷身上。我们今天的相关知识，都是通过现代考古发掘出来的。
一度流行的说法是农业起源于中东两河流域。但今天我们有超过足够的证据，证明世界各地的农业是独立起源的。即使中国，起源地也是多元，还多得像“满天星斗”（苏秉琦先生语）。东亚地区最早人工栽培的品种，是水稻。英国人一度说中国的水稻种植是从印度经云贵高原传入的。可今天印度发现的最早的种植水稻的遗存，比中国发现的要晚四千年。一万两千年前，当华北和黄河上游地区还处于冰期的余威之下，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尝试栽培水稻了。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县吊桶环遗址，和浙江金华上山遗址中，都出土了一万年以前的种植水稻稻谷遗存。
玉蟾岩出土的一万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谷粒。考古界一度对这些出土的年代久远并朽化了的稻粒究竟是人工种植还是野生的争执不休，直到“植硅石”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当水稻生长时，水流经植物的脉管，部分硅元素会沉积在脉管中，形成植硅石。这种无机物质比水稻的有机成分更容易保存下来。我们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清楚地辨别人工栽培的水稻与野生品种的脉管形态差别。
一万四千年前至一万年前，还处在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期。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先人们，开始从采集者向农人的转化。种田需要工具。在众多的发明创造中，有两件一直是炎帝的专利，黄帝没有抢去也不屑去抢。《周易·系辞传》中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和耜，合起来成为后来汉语中农具的统称。在南方，它们一般用木材或动物的骨角制作，轻便利于在水田中使用。耒是明显的刀耕火种的遗留，一般用于在土中挖洞播种。
照片为云南怒江地区独龙族使用的双齿木耒，保留了原始式样，一直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右边是战国时耒的式样，到汉朝还在两个齿尖上装上铁套。
耜是稍微先进一些的挖土工具。多旱田的北方也有用石制的，后来发展成石铲。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成百的骨耜。至于犁，则出现得较晚。在良渚遗址出土了四千多年前的石犁。《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出昆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有人考证说这里“人相随”，指的是一种“偶耕”，一两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扶（未必是犁）的翻土方式。如果是真，则炎帝一族也是较早使用犁耕的。
河姆渡出土的鹿骨耜。“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
由采集到农业，生活方式必须改变。以前的食物大部分就放在火上烤熟。如果要煮，就在石头上找个坑，把食物和水放进去，将在火中烧烫的石头加进石坑里，就成了。但以谷物为主后，得天天煮，所以陶器成了必须。在与万县吊桶环邻近的仙人洞遗址，出土了两万年前的陶罐碎片，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之一。在种植水稻的遗址中，必然都有陶器发现。
左图是江西仙人洞发现的20000年前的陶碗片。右边是湖南玉蟾岩的陶釜复原图。
也许古人会用芭蕉叶或竹筒等煮饭，只是不如陶器容易保存下来。稻子是不能直接吃的，需要先去壳。这也需要工具。在上山遗址发现了石球和石片，经试验，这种原始石磨去稻壳的效率相当高。玉蟾岩遗址还出土了穿了孔的蚌器，这种工具可以用绳子套在大拇指上当镰刀用。早期的水稻成熟后谷粒特别容易脱落。收割时，必须一只手捏住稻穗，另一手用蚌镰割下来。
浙江上山遗址出土的约万年前的原始磨盘和磨球。表面被人工凿上小坑。
到一万年前左右，从种子，种植，收割，加工，烧煮等，全套的基于水稻种植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俱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他们离开了伊甸园，进入土里刨食的黑暗日子。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属自讨苦吃。因为种田的辛苦，劳动强度，要比田园牧歌的采集渔猎生活成倍地增加。而且食物日渐单调，营养不全。考古学家通过遗骨发现，进入农业社会的初期，人类的体质比采集时代要普遍下降。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呢？有一个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因素：人口。迫于人口增长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采集生活要养活一个人，大约需要几平公里的面积；而农业生活养活一个人，只要十分之一的土地。上一次冰期结束，导致地球上人类数目迅速增长，很多地区已经无法维持采集游猎的生活方式了。
但农业这种生产方式，却进一步加快人口增加的速度。尽管现在生活艰苦，大部分人营养不良，但由于相对稳定的收获，使更多的人能够靠喝一点稀粥熬过寒冷的冬天，一年年长大完成繁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到距今天约七千年前，农业生产日益成熟。在河姆渡曾发现了几米厚的稻谷堆积遗存，推算有几十吨的储量。估计当时的亩产量已达75公斤。人口，从那时起就是个大问题。
我们想象炎帝的部落，或者炎帝先人们，也为此必须改变。他们原先住在相对稳定的小溪小河的谷地中。现已人满为患，必须走出来，到他们原来不敢居住的长江边、平原上寻找新田地。这里每年都受到洪水的威胁，田地家园经常被冲毁，所以他们必须学着治水，筑坝围圩。他们从湖南湖北的山里，来到江汉平原。碰巧，老天帮忙，气温开始持续转暖，原来的中原苦寒之地，也变得温暖湿润。天赐我取，炎帝部落，开始向北迁移，去开辟新的家园。
从长江经汉水，然后进入河南和陕西南部。到距今六千年前时，黄土高原的气温升到冰期后的最高值，比今天的年平均气温要高3摄氏度。整个黄河中游和中上游都能够种植水稻。所以炎帝部落的分布一直到山西南部。但他们肯定不是开始就有这么远的目的地的。我们可以设想他们一开始只是要找到一条合适的河谷，筑坝造田盖房子等。但几代人后，人口增长又超出了这条河谷的能力，于是分出一部分人，再出发去寻找新的田园。就这样，经过一两千年，这批人的子孙已经不断开枝散叶，遍布中原了。他们不再是一个统一的部族，由于相隔久远，互相之间有些已经能够通婚了。
但是水田毕竟是有限的。来到中原，炎帝部族就得学着种旱田。而且从六千年前左右，中原的气温开始回落，很多地方只得改种粟。中原地区很早就开始种粟了。7000至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就是一种以粟农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文化。以出土精美的石磨盘著称，因为要脱去粟粒的外壳，比水稻的要难。
裴李岗出土的石磨盘和陶器。早期的鼎足很短，不能直接在下面烧火，必须架在灶或火坑上烧。所有新石器陶器中，圈足碗的形状是最早定下来而且至今未变的。我们盛腊八粥的碗，和七千年前古人用的，是一样的。
今天的“养生家”们多推崇小米粥。如果这里的“小米”是指粟的话，是很可以一听得。粟中含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比稻米要成倍地高。炎帝族来到黄土高原，河边种水稻，坡上种粟子，有了这两样，才真正可称为为农神。粟是无可争议源于的中国本土的人工培育农作物。但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它的种植开始于七八千年前，比种植水稻要晚两三千年。所以，我们推测炎帝的先人们在湖北山谷里时，过的是“饭稻羹鱼”的单调生活。经千里披荆斩棘，跨越了不同的气候带和水土环境，才逐渐开始种植菽、粟、黍、稷等旱地作物。而《山海经》是战国时的作品，其作者是根据当时的农业水平，去想象先祖的生活。这才把“五谷”都安排到了“西南都广之野的后稷墓”边。
让我们回到前面腊八粥的配方，黄小米就是粟，粘黄米应该是黍或稷。这些在中原都有超过七千年的种植历史。豆类（大豆）古称菽，在陕西扶风和山东滕州都发现过四千年前的遗存。1985年在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出土过五千年前先民储存的高粱和小麦。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来到中原的炎帝，若想吃腊八粥，材料已经足够。
早期的陶器煮具，釜（罐）和鼎，由于受热和传热不均，都不宜煮饭，大抵用来煮粥。其实用陶鼎煮粥也太慢，还粘底。煮小米粥的神器，用的是另一种：鬲。鬲也是三足，但由于中空的袋足，所以受热面积大而均匀，食物熟得快。在中原鬲较常见，因此日本考古界把古代中国称为“鼎鬲之国”。煮米饭或黄粱要用到甑，它像个陶罐，下面有眼，可以放在鬲上蒸饭。甗则是把甑和鬲结合在一起。甑和甗出现得较晚，可推测我们的祖先要先喝上好几千年的粥，然后才能吃上干饭。
关于农业的起因，有很多假说。其中一种便是“宴享说”。这一派认为，人类最初开始种庄稼，其实是想多一些口味好的品种，定期大吃一顿纯粹的美食。因为天天吃采集的杂食吃厌烦了！可天天喝粥显然还有不足，所以要继续奋斗吃上干饭。不过，每年丰收之后，我们用一顿干饭把自己撑得腹胀肚圆，一边欲仙欲死地哼哼，一边忆往昔峥嵘岁月。当年啊！每天回到老巢，各人都把采集到的杂七杂八的植物种果拿出来堆在一起，煮上一锅粥分着吃，味道那是酸一口又苦一口的。就这样不知过了几十万年。能喝上香甜白米粥，也不过是最近一万年的事。干饭虽好，但我们对粥的感情可是用了万年培养出来的，不是说舍就能舍了的。粥，不但要继续喝，还要神圣化仪式化。有多少深情和记忆，都融入了这碗稠稠的腊八粥？
随着工具日益称心应手，食物的制作开始出花样。2002年，在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发现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面条实物。其实这不该被叫做“面条”，因为其主要成分是高粱和粟的混合物。有人质疑说这两种粮食都没有足够的黏度能被做成面条状。但我估计是粟中混入了黍或稷，从而增加了黏度。因为从出土的窖藏看，当时人是把粟和黍混在一起储存的。今天即使资深的考古专家也无法用肉眼把它们区分开来。
这些古老面条保存完好，长而细，呈黄色，盛在一个倒扣的密封的碗中。这些面条得以幸存，是被埋在3米深的沉积物中，作为一场天灾的见证。地震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瞬间掩埋了这个聚落，包括十几个活人。让我们今天，徒劳为这些来不及享用自己劳动果实的先民们叹息。对当时的神农氏子孙们来说，还有比天灾更可怕的：黄帝来了！黄帝部族的入侵，用血与火，给这个吃货族群一个教训：仅仅解决吃饭问题是不够的。有的时候，衣服比吃饭重要；还有的时候，炊具比食物更不朽。比如，看我黄帝铸个鼎。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