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的安庆（文革前）
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五二年秋浓的日子。上午船到码头，在挑夫引领下，踏着陌生的石板路，穿过清冷的小街，未满十二岁的我来到了安庆。一九八二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同一码头我与亲友学生告别后恋恋不舍地离去……
近三十年的时间中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安庆已融入我的生命。
到安庆的第二天便在外祖父带领下到安庆女中找到金校长——他曾是我外祖父的同事，插进已开学一两个月的初一戊班，从此开始了我六年的中学生活。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六年是对我影响极大的六年：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中，多位无比关怀学生的极富学识的老师谆谆教导；一群似乎经过筛选的聪慧女孩亲密接触砌磋学业打球嬉戏，我获益菲浅。
其中虽有在合肥上大学的四年，可那不是我理想中的学府，那些年月一般学生也不可能真正学到东西，经常性难承受的体力劳动、极度的资源匮乏及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让我格外牵挂着安庆。
大学毕业后，能回到安庆的母校，教书廿年，那是何等深重的缘分！
也许命中注定我一生不断迁徙，不过至今，仍以在安庆生活的时间最长，发生的一切也最重要。出国後但凡有梦背景大多是二中，安庆真真切切地成了我魂梦牵绕的故乡。
五十年代初的安庆，在刚从大城市来的我眼中看起来，显得有点萧瑟局促。不过家中来的亲友仍把安庆称为‘省里’。。一位只去过合肥的亲戚充满自豪地问我：有没见过比四牌楼更热闹的地方？是的，那时商业中心依旧在四牌楼一带。除了正街上的胡玉美、麦陇香，相邻街上还有余良卿，市百货公司、云芳照相馆、严凤英驻唱的胜利戏院……这些狭窄的街道大多由青石长条铺就，那青石上深深的车辙印显示了它的悠久历史与多年的繁忙。
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的每一新建设，在今天人们的眼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少年的我眼中都充满生机和活力，都是一篇篇作文的好题材。新落成的新光电影院、百货大楼；拓宽的吴越街、人民路……都和着新中国的众多‘第一个’成为最打动我们少年时心弦的乐曲。
1954年接近夏天雨水特别多，长江防汛形势严竣，暑假前后学生们也常去江堤参加防汛。我才是个初二学生没什么力气，到堤上也就是和同学一起抬茶水，大雨中常常用外衣遮在水桶上。一天夜晚听见锣声阵阵警告，知道江堤破了！那时安庆还保留着宽厚的黄泥城墙从江边连续围绕到向北，大栅子小栅子全部封闭。城墙也是女中的后墙，清晨我们到城墙上看到城外一片汪洋，洋面上飘浮着许多东西；近处原来紧靠城墙公路上可以见到电线杆的顶端，稍微往前一点则是海校（安大旧址现在的安师大）的军人从二楼的窗中进出。洪水很长时间才慢慢退去，再去菱湖公园玩时已经看不到原先那么多的花树与盆景……
安庆文化气息特别浓郁，位于市中心的图书馆简单的手续便可借阅小说；以吴樾街为中心几分钟路就有三个剧院，同外公一起毫不费力地买票看过本地演员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外地来的李玉茹、张学津、宋XX及著名魔术家张慧沖的演出；六十年代在另一新建的剧院近距离地观赏过北京实验歌剧院李波、上海舞剧院舒巧、赵青等……居住在安庆这座不大的城市实在是有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