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忌日快要到了（北京时间，农历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历2016年6月2日，上午10时30分，这是他71周岁阳历生日后的第三天），这几天一直思念父亲，一直自责，不能自己。昨天晚上梦到父亲过世时，自己希望做却没有做到的情景了，特意记录下来，作为对父亲的悼念和忏悔。
父亲生性谨小慎微，从不在外惹是生非，除了烟酒之外，再无不良嗜好。青壮年时期，父亲虽然喜欢饮酒，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并不能经常饮酒，即便偶尔饮酒过量，他也只是跟我叨唠念书的重要性，要我好好念书，考上大学，了却他的一桩心事。
父亲是家里的老幺，他的姐姐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读书，我二姑从小给人作童养媳，这是我成人后才了解到的，他的兄长们都没读多少书，我爷爷比较疼爱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供他念书。可惜时世弄人，父亲1966年毕业于县第一高中的，正赶上第一年取消高考，他也只好回乡务农了。那时候他在村子里可算得上知识分子了，写写画画都找他，他呢也是能帮就帮，能做就做。村里看到他的态度还行，所以就叫他到村办小学教书去了。
父亲的脾气不好，加上村子里的孩子对读书学习没兴趣，所以他的教育手段是简单粗暴的，好在那时的农村人孩子多，挨老师的两下揍也没人当回事，（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读书的），也没有人找到家了。即便有了乡里人的宽容，父亲自己先受不了了，干了三个月就坚辞不就了。村支书还专门登门劝解，他也没再接这个活。我本人也有这个体性。在家大概干了四、五年农活，后来县里的供电所招合同制的农电工，那时候大家的电学知识基本是零，都知道那玩意儿危险，需要一些专门知识，再加上招工的一些学历要求，父亲算是走了一回运，被招进了供电所，成了一名农电合同工。
文革后期国家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了，我们家的阶级成份是下中农，我父亲又是没有任何掺假的66年高中毕业生，上个工农兵大学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村里大多数乡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世事不能那么理想，更不可能公平。在毛主席和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的村干部们自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把自家的小学毕业，甚至小学都没毕业的孩子们都送进了工农兵大学，进行重点栽培。 据我所知，有进石油学院的（跟周永康师出同门），有进莱阳农学院的（跟孙政才是校友嘛）。父亲无奈又不服气，所以在自家大门上贴了副对联，引用鲁迅的牛逼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结果引来一阵批判，说他对党有意见，对抗组织决定，后来，考虑到还要在村子里住，加上生性谨小慎微，父亲就软了下来，撤掉了对联。
文革以后，邓公恢复高考，父亲本有机会去上大学的，考虑到几重原因，他最终放弃了机会，这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直到临终前一个多月，我探亲回家看望父母时，问他想什么呢？虽然因为带着呼吸机不能言语，他还是念念不忘这件憾事，回答说想念书。
他把自己的所有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可是我对读书上大学一直没有感觉，倒是对跳出农门有直接的感受。上小学的时候（1976-1981），我们班上有两个女同学，她们的父母是在我们乡里那座备战备荒时修建的小火电厂工作的，她们的衣着明显比我们农村孩子干净整洁鲜亮得多，每天的作业也都按时上交。我那时候比较调皮，作业总是不做，老师问的时候，总是撒谎，说是作业忘到家里了，挨揍罚站是经常性的（那个经常罚我站的老师现在还在那里教书呢，名字就不写了。我后来想，这个老师有些变态，总以折磨学生为乐，似乎对我照顾有加，因为他能因为小过错，连续两天罚我站，还能为罚别的同学站专门在地上画圈）。好在父母给了我一个比较灵光的脑袋，学习成绩总是在前三分之一的队列里。上初中的时候（1981-1984），我们乡里开始招重点班，有幸靠着父母的恩赐，我也考上了。初中我开始住校，每个月自己带粮食到学校，学校有伙房为师生做大锅饭。初中同学里的职工子弟就多了，我们农村学生每天早晚二两窝头，一两稀饭，一分钱的老咸菜，中午是四两馒头，五分钱的水煮白菜。职工子弟每天三餐都是馒头，另外他们还能够从家里带来不少副食加餐。那时候我就想，还是非农业户口好啊，可以顿顿吃馒头！不过我的学习也没见起色，还是在前二分之一到前三分之一晃荡着。考高中的时候，我们县那年一共招450名（数字可能有误，但是出入不大）重点高中的学生，我们乡考上了不到十名，还有几个考了初中中专，我考了个普通高中（1984-1987），父亲颇不满意，但是并没有过分责备我，只是告诫我高中三年很关键，必须加倍努力才有可能考上大学。我也是唯唯诺诺而已，并无特别感受。高中第一年，我的成绩滑落到后三分之一团队去了，尤其化学，全班两个不及格的，我就是其中之一。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因为我学习成绩发火就是那次，他的愤怒我始终记得，试卷被撕碎了，最硬的话也说了，那就是“自己考虑，不行就回来种地。”最终，我选择了继续上学。谢天谢地，我高二的时候遇到了人生的一个贵人，我的班主任郭老师，他是教化学的，从此我的学习成绩扶摇直上，最终考上了省里的工学院。这个老师对我人生轨迹的转折至关重要，是我感念一辈子的贵人，每次回国探亲必要见他。
我们那时候考大学都是先提前预选考试，争夺参加高考的资格，预选上以后再填报志愿。我的专业志愿受父亲职业影响很大，原因是那时候父亲单位逢年过节都发些食品，在那物质短缺的年代，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想想那些在平常舍不得买的猪下水、鸡肉、鱼肉，单位都可以免费发给你，多么好的职业！所以我就上了电力系统自动化这个专业。歪打正着，这也是我现在在国外赖以谋生的一个得力手段。
高考是在7月7、8、9三天进行的，为了不影响我的情绪，父亲并没有在考试开始前去看望我和嘱咐我，在最后一天的中午，他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了，就想赶到我们学校看望我，大概也想了解我考试的情况。因为我们最后还有一门，在去考场的路上父亲跟我碰了面，他最终忍住了，只是告诫我“不要紧张，考过去了就考过去了，集中精力考最后一门就行了。”
父亲去为我取的录取通知书，我永远记得父亲拿到通知书回家时候的情景，他那脸上努力压抑的兴奋和往外取通知书时微微颤抖的手，说话时极力保持的平和语调，都让我感到他的满意。晚饭自然是丰盛的，在晚饭的时候，父亲喝了酒，还是叮嘱我“我们是农村的，没根没门的，要继续好好学习，不要学不好半途而废，叫人笑话。”我这时就不以为然了，觉着父亲有些太过胆小了，直到大一结业时，一个同学果然因为学业太差被退学了，才感到父亲看问题还是有前瞻性的。还好，大学四年我没有让父亲失望，终于顺利念了下来，八个学期，有七个得奖学金的。父母亲也以我为骄傲。
1991年大学毕业时面临国家分配，而浦东开发那时候刚刚起步，人力资源需求很旺盛，可惜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有那么开放和活络，否则的话我也不会非要争取进电力系统的。父亲生性也好面子，从不低三下四求人，所以也没有什么有身价的朋友，我们家的亲戚也都是农村的，门路是没有的。好在我找了个好老婆，岳父大人是个教师，教出的学生感念他的师恩，愿意出力，帮助我和老婆进了电力系统，端上了“铁饭碗”，但离家远。父母因为帮不上忙而自责，所以并未对我回不了家乡工作而抱怨。我继承了父母的诚实勤劳的品质，工作上从不偷奸耍滑，所以进步比较快，虽无根基，也被提成了中层干部，秉承祖传的“假固奈”的体性，我并不把自己当干部，还是以专业工作为主，说话办事儿不带眼色，拿领导也不当领导，所以一直没再有多大进步。因为耽于工作，我很少跟父母联系，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回家探望父母了，一直以为要以工作为重，现在想来真是很傻，很是不孝，少了许多与父母交流的机会。悲莫大焉！
上世纪90年代移民大潮兴起后，老婆动了心，我开始并无多大动力，因为自己感觉一是信心不足，二是当时生活工作也很好，工资水平也非常不错，99年出生的儿子也小，怕出来后吃太多苦。后来2001年出差到瑞士，才开了眼界，认识到人还可以有这么一种生活环境，我的后代应该生活在这么一种环境里，而我必须为之努力。回国后坚决支持老婆大人的决定。移民是我们自己秘密办理的，老婆准备了所有申请材料，参加了雅思考试。直到2003年我们拿到登陆纸，我们才将这个重大决定告诉了父母，妈妈是个乡下妇女，也只是知道地球上有加拿大和美国，她对我们要走更远很是不舍。父亲则坚决支持，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去一个主要靠本事而非关系吃饭的地方，更有利于我们这样的人发展。我们的生活现状证明了父亲的这一看法。
自我考上大学，父亲的心情开始大好，毕竟实现了他最大的心愿。我们出国后的最初两年比较艰难，老婆和我都去上学读书，孩子也跟我们吃了不少苦，整天吃白米饭，连菜都不吃。不知道是否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小伙子到现在也是米饭和菜不能混起来一起吃。那时候跟父母的通话也不是很频繁，大概过年过节问个好而已，父亲总是说别花那么多钱，我们知道你们都很好就行了。2006年4月，我找到了来加拿大后第一份专业工作，是在位于Alberta和Saskatchewan之间的一个小城，五月份正式上班。老婆因为还在上学，所以和孩子一块儿留在卡尔加里，老婆由于学习紧张，没法周全的照顾孩子，母子俩生活得比较艰难。所幸在那个小城工作两周后，得到了卡尔加里一个大公司的offer，于是就兴冲冲地赶了回来，跟留守的娘两个团聚了。
我的工作相对稳定以后，我们就考虑在2007年春假回国探亲一次，毕竟出国三年了，应该回去看看双方老人了，那时候岳父母也是在国内的。父母见到我们都很兴奋异常，总是想方设法为我们一家做吃的喝的，父亲那时候已经退休，可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被从前的同事返聘回去作指导，在我们探亲的这段时间，他总是早出早回，单位没事儿就早早回来了。每天总是高高兴兴地进出家门。
老婆在2007年年底也开始上班了，虽然专业不是很对口，但是也不是不沾边，只不过需要学习的新东西更多而已。2008年我们决定申请父母过来探亲，看看西洋景。父母在这边都不太适应，毕竟他们都没有这么闲散过，整天无所事事对他们是一种折磨。当时我们提出为他们办理团聚移民，父亲是动了心的，母亲是坚决不办的，最后父亲还是随了母亲，说不办罢。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他们就回去了。这次出国对父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虽然他不懂英语，不过他看到了这里的平民生活环境和水平，所以跟别人谈起自己的经历时，对加拿大还是赞不绝口的。母亲虽然也赞同这里环境和生活条件比国内好的看法，但是她更现实一点，觉着这里再好也不适合他们那样的老人的。这上面，母亲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在2010年又回国探亲，父母那时都很健康，一家人相处很愉快，父母真正享受了几天天伦之乐。也是那次归国之旅，我们决意在县城为父母买个公寓，好叫他们到城里享受一下生活，过个愉快的晚年。
父亲的身体是在2011年下半年出现情况的，开始时双手容易疲劳，好像冬天冻着手了那种感觉，使不上劲，后来父亲发觉虎口肌肉开始萎缩，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去了城里的医院做检查。当时神经内科的一个大夫跟父母讲，看症状象重症肌无力。虽然我还正常定期跟父母通电话，父母并没有把这个情况跟我讲，直到我在2012年初感觉到父亲接我的电话不象原来那么频繁了，原来我打父亲的电话，他总是接，后来母亲接的多了，于是我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这才跟我讲了实情。我催促父母到北京去确诊，有药就要治。那个“力如太”其实真的不是什么有用的药物，价格很高，效果很差。父亲服用一年便自己停服了。我由于那时候在忙公司里的一个官司，所以不能立即赶回国内陪伴父亲治病。好在我那时公司里每四年有一次两个月的带薪假，我正好那年休假，就赶回去陪父亲一个月。
父亲的病情终于被确诊脊髓侧索硬化症，心情也开始变坏，不再象原来那么乐观了。我们一家也显得很无力，这个病至今都是绝症，无药可治，医院的宣传材料也都把这个病的病情，治疗和预后公开贴在那里，认字的人都看得懂，这无形当中增加了父亲的心理负担。医院这个做法很不人道的。那个月开始跟父亲相处的还可以，后来对父亲的悲观情绪开始不满起来。现在思想很是愚蠢，自己的老爹都不能善待，何以待人？何以为人？
2013年的夏天潮湿闷热，由于使用空调，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几乎不能言语了，呼吸也变得愈发困难。在医院里，医生建议作气管切开手术，并配用呼吸机，看着父亲难受的样子，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父亲在思考了几天后也答应了。手术后，父亲的病情明显稳定，经过休养，他又可以下地了，只不过再也离不开呼吸机了。
自2013年10月我就开始自己琢磨为父亲开中药，问题是父亲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地变坏。直到2015年初，才找到一位中医愿意为我父亲开处方。可惜回天无力，经过了一年半完全卧床的折磨，父亲于2016年6月2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说，父亲走得时候，她也不在身边。她一早为父亲擦洗过身子，刮了刮胡子，安排好父亲后就去院子里拾掇东西。等她大概二十分左右回到屋里头的时候，父亲就去了，呼吸机的管子也鼓掉了。母亲赶紧为他掐人中，不管用了。四月份我回国一趟，当时父亲的情况尚且稳定，眼睛亦有神气，只是感觉憋气的时间多了。度完探亲假回加拿大后，再与妈妈通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妈妈告诉我，父亲的精神头也开始衰弱了，当地的赤脚医生私下告诉我妈妈，父亲的日子不多了。本来我们全家计划在孩子期末考试完以后，一起回家看望父亲的，可是天不怜我，父亲临终未再见自己的孙子一面。现在父亲的忌日将临的时候，常常自责，昨天夜里竟然梦到父亲临终时刻，我在抱住他的情景。我本胆小怕事，可是在梦里我并无一丝害怕的感觉，总还幻想父亲会一下睁开眼睛跟我说话。虽然父亲离我们远去，悲痛之余，我也为父亲感到解脱，以这种方式离世绝对不是父亲所曾想过的，他老人家一辈子不求人，是不愿意麻烦人的，可是终究敌不过天命。
我的母亲是伟大的，在父亲患病的这五年里，她老人家衣不解带地服侍着我父亲，能不麻烦我们做儿女的，她坚决不麻烦我们。尤其是父亲作气管切开术，带上呼吸机后的最后这三年，她老人家夜以继日，每个小时都要为父亲翻身、吸痰，每天两次为父亲按摩手脚和胳膊、腿部的肌肉。白天陪我父亲唠嗑，回顾他们走过的一生。母亲曾经跟我说过几次，家里有这么个人，就是一个家，要是你爸爸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那就没啥意思了。母亲的话说得我心里很是酸楚，真是恨自己没啥用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爹娘一起受罪。悲莫大于此！恨莫大于此！但愿老天长眼，保佑我的老娘健康长寿，好让我有机会伺候老娘。
谨以此文，为父亲周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