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每天开着的那辆，像南京街头跑着的十一路公共汽车那樣长的，破旧的Oldsmobile station wagon，是赵先生送给我的。
他说：“如果要卖呢，大概只值四百块钱。不卖了，你拿去開吧。” 我千感谢万感谢他慷慨地帮助我。对我来说，这辆车是那么的重要，我把所有的希望都装进这辆破车里，每天开在去学校和餐馆的路上。
赵先生是我课余时间打工的中国餐馆的老板，香港上海人。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跟一个美国白人，生了两个儿子。他说一栋二层楼的房子，离婚的时候给了太太。太太是跟她的老板跑掉的。每次说到这些，他总是把头摇的像拨浪鼓：“唉呀，中国男人，跟美国女人不相称，我试过了，一点都不相称！”他晃动着脑袋满脸感慨，表情有點滑稽。
第二任太太是印尼华侨。海外的穷华侨聽政府的號召，在六十年代初将子女送回中国接受免费教育的那批人。他的太太是在中国武汉读的书。不幸遭遇文化大革命，被滞留在中国。不甘心找国内人，就把年龄给耽误了，快四十岁还单身。直到改革开放，海外亲戚介绍给赵先生，就嫁给了他，从中国飞到美国变成凤凰飞上枝头，生了一个儿子五岁叫理查。
赵先生跟朋友在达拉斯合开了一家中国餐馆，他们夫妇会英语就管餐厅前面及收银，朋友是厨师不懂英语就负责打理厨房。日子过得还算富足，这从他儿子的身上就能看出：小家伙身高和身宽几乎一样，厚厚的胸脯，肚子挺的高高的，看上去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小家伙，神态挻可爱。赵先生是那种瘦高型的，而他太太更是娇娇小小的。
我因为不会开车，也沒钱买车，就毎个月付给同学艾敏一些车油费，搭她的车去上学。 有一天在学校耽误了时间，艾敏在去餐厅打工之前来不及先送我回去，只好把我带到了餐厅。她吞吞吐吐地把带我来的原因告诉赵先生，问他可否让我呆在餐厅里的时候，赵先生竟高兴的手舞足蹈：“啊呀好啊，今晚我们正好缺一个收桌子的墨西哥小工，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就帮着你收收盘子吧，晚上一起吃了饭再走。” 艾敏撇着嘴小声对我说：“这老板很吝啬，是要你帮他干活呢。” 我说：“没问题，反正我也没事。”
那天晚上收工前吃过工作餐，赵先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他笑眯眯的对我说：“以后常来玩啊！”
在回去的路上，艾敏说了一大堆赵先生俩夫妇的不是，说他们如何将客人留在信用卡上的小费克扣下来不分给服务生；说他们给客人的餐份量总是不够足；也说赵先生喜欢吃女服务生的豆腐： “他八成又打你的主意了，这不——要你常去玩呢！”艾敏开玩地笑说。
“我可没什么给他打主意的。”我不以为然，
“怎么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免费给他干活呗，不用付人工。”
其实我跟艾敏的想法有些不同，干点活还真无所谓。我不会开车又不能去打工，管一顿饭也行啊。因为我礼拜五的课程比较晚，放学后总是来不及回公寓，所以就成了一个习惯，跟艾敏直接去赵先生的餐馆，干一个晚上的活吃一顿免费晚餐。艾敏常说： “你看，我今天晚上挣了五十几块钱，可你，什么又没挣到。”但是我仍然高兴，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做服务生，将来，等我学会了开车就可以去找工，只要有工作经验，哪里都能找到工作。再说，这一顿晚餐也很重要啊。 赵先生的餐馆里平时一共有三个服务生。艾敏做临时工，只干礼拜五至礼拜天。 赵太太名义上是收银，忙的时候，也做服务生的工作，跟着其他服务生平分客人给的小费。艾敏她们常常生气的在背后抱怨，说他的太太的吝啬比起她丈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因为经常去帮忙，渐渐地我跟赵先生、赵太太熟悉起来。每一次在餐厅上客之前，他们都会让我帮忙将一箱雪豆的两头摘掉，减轻一点厨房的工作。在这个时候，赵先生总是会问我一些关于大陆的，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每次一开口他都会这么问：“你们大陆人——，”他的口气里有一些不屑，而我的应对也总是故意地夸大其辞说得很玄乎，看他常常将信将疑，又羡慕地望著我，啧嘴的样子，我心里也是得意的……
他有时候也会重复地讲他自己的故事。讲他九岁的时候跟父母及五个姐姐从上海搬到香港的事，他的父亲在香港是著名的大牧师，大陆解放前夕移居加拿大的多伦多。他十七岁那年，最小的姐姐结婚嫁来达拉斯，所以他跟着姐姐搬到了达拉斯。
“那时候我学修理汽车，薪水只有几块钱一小时很辛苦，晚上睡觉时是用我白天的工作服当枕的。”他的表情里，常常带着一言难尽的苦滋味，口音是夹着上海腔的广东普通话。他重复自己的故事时，表情也一模一样地重复。
而赵太太总会语重心长地在一旁说：“你们现在比赵先生那时候要好多了。”言下之意，在她这儿有份工作，有份饭吃是天大的福气。
有时候几个服务生都停下手来跟赵先生搭话， 赵太太又会把脸沉下来问道： “桌上的胡椒瓶和酱油瓶都加满了麽？”
这时候大家都会意，她不高兴大家停下手头的活了，她要拿出一点老板娘的架势来。于是大家又各忙各的，没有人再搭理他们。 我因为是编外不拿薪水和小费，她对我还算客气。
赵先生也并不在意太太刚才的发威，他继续跟我闲扯：“大陆那么好，你们到美国来干什么？” 我说：“我读完书要做生意的。”他们知道我在商学院读书。
“做生意？钱呢？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知道每次重复这些对话，都会惹起赵太太一阵莫名的火气，她冷笑着问我，嘴角将脸上的肌肉冷冷的推向两边。
“总会有一个开始的。你是怎么开始的赵先生？”我不生气，不紧不慢地把话转向赵先生， “我刚开始也没有钱的，所以大家合夥啦，不过合夥也麻烦，嗯，”他含含糊糊，想继续说什么，动了动嘴唇，把话吞回去。
我的不知天高地厚使赵太太对我更加的不屑于。她命令我将那箱摘好的雪豆送进厨房里去。 我毫不在意赵太太的态度，在餐厅里我是一个特殊的编外人员，跟大家愉快地相处着。
有一个礼拜五，我与艾敏刚到餐厅，一切开餐前的工作正就绪，就突然看见一个人冲了进来，是那个打全工的马来西亚服务生的丈夫，他怒气冲冲、满脸通红地拽着太太一边往外走，一边用广东话指着赵先生。之后才听赵太太慢条斯理地说：“她是成年人，赵先生叫她坐在他的腿上，她就坐啦？我还生气呢，她凭什么坐在我先生的腿上？”
赵先生在一旁扮着苦脸狡黠地笑着。
艾敏对我挤眼睛，一副熟知赵先生德行的表情。
那天晚上，我只好顶替那个缺席的服务生，代价照例是一餐饭。
有一天，赵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可不可以每天放学后来餐馆帮忙？因为他太太阑尾炎开刀了需要休息。我满口答应并问他可否教我学开车？我早就想学开车，只是一来沒钱交学费，二来也买不起车。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他连忙答应没问题。就这样，我们说好帮他一个礼拜忙，他抽空教我学开车。 在学会开车后的两个月，赵先生就把他的那辆破旧的Oldsmobile station wagon送给了我。
从那之后，我就找到了周末的工作，像艾敏一样，开始为自己挣一些生活的费用。有空的时候，我会包一些菜肉馅的饺子送给赵先生赵太太，因为他们总是称赞我包的饺子好吃。 我也时常会来找赵先生一些麻烦，因为车子经常出问题。他的太太就会说： “汽车送给你，下次修车是要收费的。” 我总是笑嘻嘻地回应她： “赵太太，等我做了生意，有钱了，就付给你。” 她用鼻子哼了哼，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的口出狂言。她当着我的面责怪赵先生自找麻烦，也不在乎我是否难堪。我也不计较，如果不厚着脸皮找赵先生帮忙，修车的这笔开支我无论如何也付不起。 ??
有一天我的汽车坏在半路，那正是下班时间，很多汽车因为我停在路中间，不得不改道而产生严重的塞车，我心中十分紧张打电话给赵先生求救，他迟疑了一下，问我具体位置说：“等一下＂就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那时候正是餐厅上客时分，餐厅一定很忙。在水泄不通的马路上焦急地等待了差不多45分钟，才看见他急急忙忙地走来。他把自己的车停得很远，过来熟练地打开车盖，捣鼓了一阵居然把车子发动了，他说：＂现在不能踩刹车，不然还会熄火，我来开吧，＂他把自己的车钥匙给我，要我开他的车。我看他半开着车门，一只脚踏地，汽车慢慢地由主道移至急救道上慢慢地前行。好不容易到了他的餐厅，他对我说：“这辆车花钱买零件来修是不值得的，你打算怎么办？” “我……”沒等我回答， 他接着问：“你有没有八百块钱？我朋友有一辆车要卖，我看还行，不然介绍你买吧。这车太旧了。” 我省吃俭用八百块钱是有的：“那……那好吧，”虽然犹豫，但也没有选择。心想着存钱真难，意外的开支总是出其不意。 我买了赵先生朋友的那辆金黄色的福特牌汽车。买之前赵先生替我检查后说这车值得买。
果然，这辆汽车没有坏过。
再见到赵先生和赵太太已经是又过了大半年，那天我打电话去餐厅，接电话的人居然说餐馆已经换了老板。我又打电话去他的家里，正是赵先生接的电话：“哎——，”他的声音由低变高，显得有些诧异：“你怎么样？那车子没问题吧？” 我说：“没问题，你把餐厅卖了赵先生？” “哎，股东生意不好搞，有机会自己做了。”他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又不知先说哪一句， “我包了些饺子想送来给你们，”我告诉他打电话的目的。 “好啊，好啊，赵太太还说呢，好久没有吃到你包饺子了——” “我说恐怕再也吃不到了呢。”赵太太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伴着幽幽的笑声， “怎么会呢，我只是忙啊，这不，刚刚考完试，”我解释道， 赵先生给了我他家里的地址，说好礼拜一的晚上送过去。
那天我送饺子去的时候，告诉他们我毕业了，已经找到了工作，半个月后就要搬去外州。赵先生不舍问：“还会回来吗？” “会的，一定会的。”我肯定的说。这不知不觉地过了四年，赵先生惋惜，说少了一个朋友。 我也有一些留恋，毕竟是赵先生教我学开车的。他是在我人生困境里拉我一把的人。
我从别州搬回达拉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赵先生。这已经是时隔十年，虽然每一年的节假日都有打电话问候，有时也会寄一点从大陆带回来的礼物给赵太太，联络从未中断过。
赵先生非常高兴地在电话里要求我明天就去他的家里：“唉呀，十年没见了，真快、真快，我已经退休了，等着拿政府的福利呢。”他说。 我搬走之后，赵先生又开过一家餐馆，因为生意不怎么好，也没有请什么人，两夫妻一里一外，做了几年。后来，赵先生查出有心脏病，医生说不能再劳累过度了，因为他的心脏病已经十分严重。赵先生一心一意想等到六十二岁，可以申请政府福利再罢休，可是有一次他昏倒在厨房里，送医院急诊才救回一命。只好将餐馆转手。
第二天我去了赵先生的家，他显得老多了，脸上分布着许多老人斑；清瘦清瘦。赵太太仍然是搭肩的大波浪，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发型，笑的时候，眼角两边起着很深的鱼尾纹。理查已经上了大学，在壁炉台上放着的相片框里，看见他打球的照片，还是那样，长和宽相差无几。
我们一阵寒暄坐定后，都感慨时间过得太快，赵先生羡慕的看着我：“真没想到啊，你做了大生意了！” 说到做生意，我下意识地瞟了一眼赵太太，她在厨房里，背对着我们不知做着什么。我说：“没有啊，也是很辛苦的，像你一样”，我知道这个话题一定会刺激赵太太，赶紧把话题转开： “你什么时候能拿到政府的福利呢？” “还有几个月，等我满六十二岁。”他的样子看上去比六十二岁老多了，我心里暗暗这么想。 “到那时候，我每个月都能拿到好几百块钱，看病也不用自己掏钱了”，看得出他从脸上一直美到心里。 “你的身体还行吧？”我从心里对他有些担忧，尤其是听说他后几年自己开餐厅拼过命， ＂ 唉，＂他叹了一口气说：“心脏病，血糖高，还有疝气，现在走路都疼——” 赵太太走过来插话：“他还想去大陆，你看看怎么行？” “ 我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你说对吧？”他转向我，“大陆发展这么好，我要亲眼看看——你现在做生意，不在乎的，出钱请我跟赵太太去吧？”他似乎是玩笑又怀着希望， 我微地笑着：“好啊，我请你们去。”反正每年我都会请一些客户到国内去参观工厂，请他们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随即就答应了他。他显得意外，又惊又喜： “是真的吗？” “是真的。” 赵太太也异常兴奋，他们开始讨论要去哪些城市，上海、武汉是他们首选的。最后，赵先生告诉我，他正在跟医生讨论开刀治疗疝气，“不开刀不行呢，走路都疼，开完刀就去大陆，”他开心地说。我告诉他，什么时候你可以去了，就告诉我，我来安排。 那天，赵太太事先准备了绞肉、菜和面粉，要我给他们包饺子。我们一边聊一边包，把所有的面和馅都包完，吃了水饺我才离开，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赵先生。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前，赵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安排好开刀，问我是不是等他恢复之后，真的会买机票给他和他太太去中国，我告诉他一定的，我已经答应了的，不会变的。他放心了。看来这些天，他一直兴奋着将要去中国，焦急地等待着赶快开刀，恢复之后好去中国。
赵太太哭着打电话给我：“赵先生过世了！”我很吃惊，开完刀的第二天，赵先生曾打电话告诉我一切顺利，已经回家休息了。怎么会呢？赵太太告诉我，開完刀在醫院留醫察看了一天，一切正常后就在第二天批准出了院。第三天早晨都还好好的，她就出门去了。下午赵先生曾打过电话说不舒服。直到晩上九点多钟她从朋友家回来，看见赵先生趴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停止了呼吸。赵太太痛哭着怪自己没有及时回来，她撕心裂肺地在電話里哭的非常伤心，我也忍不住陪着她流泪。末了我问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赵太太问我可不可以帮她租殡仪馆的场地，让亲朋好友来参加告别仪式？我说好的。还有，赵先生的遗体要送去多伦多，跟他的父母葬在一起，能不能将准备买给他们去中国的机票钱送赵先生的棺木去多伦多？我说当然，最后赵太太又说，还有我跟理查、赵先生姐姐去多伦多的来回机票好吗？ “多少钱呢？”我问， 她说：“八千块可能够了”。
她这是在危难的时候。我想起那辆破旧的Oldsmobile station wagon。 第二天一大早，我送去一张八千块的支票，把赵先生送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