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唯一的区别是，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占有财富，社会主义是财富归少数人享用。
汉奸与政客最大的区别就是，汉奸以为国家是别人的，政客以为国家是他们自己家的。
人民的公仆指的是那些把人民当作仆人的人。
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是名义上家是人民的，但什么事都是老爷说了算。
嘴上最爱国的人大多是政客，因为他们从来把国家等同于自己。
不自恋的女人大概是有的，不自恋的政客却闻所未闻。
全世界的政党本质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一种是在野党，前者在台上挥霍着民众创造的财富，后者准备着挥霍民众创造的财富。
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的人却从来没有拥有财富。
有人说，当流氓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不突破基本的道德底线就行。那么这个基本的道德底线又是什么？由谁来制定这个基本的道德底线？！
我们都是人，应该有起码的尊严，不能像畜生一样没有尊严地活着。当你把别人弄得跟牲口一样的时候，你自己离牲口又有多远？
在官场上，不存在有没有理，只存在有没有用。
黑社会再狠，也没有衙门狠，没有衙门的支持，他们什么也不是。
让人说话听起来没什么，但有这种雅量的帝王和朝廷真不多。大部分帝王和朝廷是禁止讲真话的，弄不好要杀头。在我华夏，因为大家都不讲真话，所以讲话从来就是一门艺术，或者说很后现代的艺术。
多少年来，很多读书人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来研究怎么当个好奴才。好奴才的本事就是不但到处宣扬主子的屁是香的，而且能够引经据典来证明为什么这么香。
所谓官僚主义：官员太多，九羊十牧，屁股大的一点地方蹲着一堆人吃皇粮；官僚主义盛行，芝麻大一点官就拿自己当回事，装腔作势、作威作福；拉帮结派窝里斗，豆大点事就上纲上线，斗得你死我活、满城风雨；机会主义盛行，整天把精力用在考证和宣扬长官如何具备超凡的功能。
既然帝王是上天的儿子，那么他的专制和无法无天就有了先天法定的道德上的合理性，神圣不可侵犯。可那些跟他一起混的弟兄们就不这样看，因为他们明白，江山其实并不是天命所归，江山是抢来的、骗来的、偷来的或者睡出来的。
州府衙门重要工作有三：一是向百姓抽税；二是镇压百姓造反；三是迎奉上级。在他们看来，照顾好上级，是他们做好本职工作的首要任务。
他们的帽子是上面给的，谁给帽子就为谁卖命。帽子决定态度，假如帽子是老百姓给的，他们就不会这么肆无忌惮了
他们有时候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实在他们心里永远是老子天下第一，无知者无畏啊。他们要过正人君子的瘾、要装文化人、要教化万民，表面上装着抬举读书人，可骨子里根本就瞧不起读书人。即便是读书人，一旦当官发达了，第一个要修理的就是读书人。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我华夏法制史上最著名的童话，因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标准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并遵守游戏规则，可事实上这两点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体制问题、法制问题、道德问题，其实都是利益问题。大家都私欲熏心，体制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变来变去只是为了他们捞起来更方便。
百姓的公仆就是拿百姓当公仆的人，不是给百姓当公仆，让百姓过好日子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爷们日子过得更好。
在我大唐，每一次所谓的路线斗争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实质上是个人或某些集团为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展开的殊死争斗。纯粹的路线斗争只能在为政治理想而奋斗的政治家之间展开，他们绝对不会以消灭别人的存在作为实现其目的的唯一手段，因为他们的政治行为首先建立在个人道德的基础上。政客之间是不存在纯粹的路线斗争的，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所谓的个人道德，而是为了目的往往会不择手段。
国王不耐烦地说：没必要你来教训我，什么是民心？我活不成了要民心干什么？民心我用，你懂不懂？只有我活着，才有所谓的民心！
再伟大的思想，一旦与人性或神性中的弱点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各种怪胎，比没有思想更为可怕；任何一片圣地，一旦发生于其上的人的故事变异了，就会变成废墟，至少是精神的废墟。如果心里没有阳光，一万个太阳又能怎样。我们就是这样在黑夜中渴望着光明，又急不可耐地从光明中奔向黑暗。光明是美丽的传说，黑夜是我们心甘情愿的选择！
无论以任何理由，暴力、专制、谎言都应该被谴责，被唾弃。任何人都没有天赋的权利把别人当作工具，任何人都没有天赋的权利为别人设计好必须参与的游戏，任何人都没有天赋的权利决定别人说什么想什么，任何人都没有天赋的权利占有或剥夺别人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