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认为这将意味着，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这是小洛克菲勒于1951年4月4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北京协和医学院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的遗憾，并且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恰恰在30年前，协和新校建筑基本完成，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业已于同年6月24日开始收治病人。1921年9月15日至22日，气象一新的协和迎来了一个盛大的开幕典礼。小洛克菲勒亲赴北京致贺，他意气风发地迈上了协和的台阶，并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叙述了筹办协和的经过和目的，表示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做领导者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
小洛克菲勒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西方医学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援助，对中国人民来说用处不大，除非它被中国人接管，并成为中国国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让我们携手朝着这一目标向前迈进，这将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医学永远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虽然协和于1917年便开始招医科预科学生，但直到1921年以这个盛大的开幕礼为标志，协和医学王国“医、教、研”三足鼎立的架构，才初步搭建完成。
小洛克菲勒没有预见到，“它被中国人接管”，是以30年后的那种方式。但无论如何，一个西医东输的传奇时代由此开启了。
“最大的单笔礼物”
近代西方医学是由传教士为先导传入中国的，因为“肉体拯救是走向灵魂救治的第一步”。
最早来北京行医的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1861年就开办了诊所。伦敦会另一名医生科克伦则在义和团动乱中逃到北京，通过行医博得了慈禧太后的好感，得其捐助白银1万两。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即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19世纪末期，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开始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他对中国这个人口众多、落后的大国发生了兴趣，认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
1914年、1915年，洛克菲勒曾经三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并于1914年末拨款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负责在中国的事宜。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金从伦敦会购得了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并用12.5万美金购得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新的医学院，名称确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字为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根据协和毕业生邓家栋在《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一文中的回忆，“1921年全部建筑完成。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协和医事》作者讴歌则在书中记录，根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八千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据1956年统计，实际上，加上后来的投入，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总计投入4800万美元。
曾长期在协和医院营养部任职的周璇，在回忆文章里提及了一个细节，可以佐证协和的投入物有所值。营养部需要根据医嘱，及时供应有利于病人治疗的膳食。医院里设有西餐厨房，其中一个值得一提的优点，是通往病房送饭的小电梯是直接安装在厨房里的，就在炉灶附近。一按电钮，刚刚做好的饭菜就立即被送往病房的配餐室，食品因而能够保持原有的温度和很好的外观，不至于因为周转而损坏食物的营养。
耗费巨资的协和在育人事业上却保持了惊人的耐心。协和1934届毕业生、后来担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王季午在回忆文章中记载，当时协和医学院每年在校的学生并不多，1924年毕业的第一班学生仅有三个人，从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间，共毕业311人，平均每届毕业15.5人。数量虽少，质量却很高，并就此形成了协和“小、精、尖”的育人传统。
光荣和梦想的征途
“1917－1942是协和历史上的第一次黄金时代。设定高标准需要雄心，而坚持高标准，更需要勇气和智慧。”这是协和毕业生讴歌的总结，她为此把文章起名为《光荣和梦想的征途》。
协和医学院当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师医院和护士学校。”这个初衷，即使在中国连年军阀混战的跌宕时局中也未更改。
新生的协和群星荟萃，聚集了世界水平的师资。由协和第二任解剖学主任步达生倡议主持，新生代试验室就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楼一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这里揭开的“北京人”头盖骨之谜，震惊了世界，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协和解剖系第一任系主任考德里，回美国后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细胞系和解剖系主任；外科的韦伯斯特，回美国后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成型外科主任；生理系主任林可胜，后来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当选理由是“中国生理科学的先驱、把所领导的生理系保持于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为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事业、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并对之贡献、建立了中国生理学会，以及把现代医学和外科学应用于中国现实需要的杰出能力。”
以协和为轴心的“兰安生模式”则发起了一场中国医疗的“空间革命”。1921年，兰安生来到中国，成为协和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1925年，协和医学院与京师警察厅合办了“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简称“一所”)，为整个示范区的十万居民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一所”重视妇幼保健，还对垃圾、粪便、污水等处理制订了监督办法，减缓传染疾病在社区内的传播，这些努力使得“一所”居民死亡率从22.2%下降到了18.2%。
毕业于协和医学堂的杨崇瑞，曾向兰安生建议对接生婆进行培训。1928年，杨崇瑞开办了第一个接生婆培训班，班上共有30位旧式接生婆，据说曾经给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产婆也在班里。杨崇瑞教这些旧式接生婆如何消毒和进行脐带处理，并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接产包，里面装着科学接生的基本器械、敷料和药品。后来，杨崇瑞就从卫生示范区起步，创办了全国助产学校，培训了更多的助产士，改变了中国民间接生的旧风俗。
乱世大医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闯进了协和校长住宅，将正在和医生们一起吃早餐的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拘留，并同时拘捕了另外两名在协和工作的美国人。他们将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度过此后的四年。
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军最终占领了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1942年1月18日，协和医学院和护校的教学工作也被迫终止，各科病人被勒令强行迁出。
协和遭逢了校史上的黑暗年代。这场悲剧早就有征兆。七七事变前，面对一触即发的中国战局，林可胜曾向协和校长胡恒德提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去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部队服务。胡恒德当时考虑到美方及协和利益，不敢贸然得罪日本人，他拒绝了林可胜的提议，并建议林可胜去英国休假。
1937年6月，北平沦陷前，林可胜带着向协和校方预支半年的工资和赴英往返旅费离开了协和，此前，林可胜已向胡恒德表明，他有可能去参加抗战。林可胜曾经给洛氏驻华医社格兰特写了一封信：“我必须说，我不能回到日本占领区去工作。……我的初衷是为四万万人民服务，而不仅仅是华北的一万万人。驻华医社对此持何态度？难道华北应当由日本控制？我相信，许多教职员是(或可能是)不愿在这种情况下无动于衷的。”
在举国罹难的时刻，协和人各自选择了尊严的生存方式。
1937年底，林可胜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总干事，受命筹组救护总队部，兼救护总队部总队长。
1940年，林可胜率队亲自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抗战期间，中国的公路交通遭受严重破坏，有些地方甚至不通公路，完全依靠步行。林可胜顶着盛夏的烈日，这位昔日风度翩翩，打扮洋派的协和教授，为避酷暑，时常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走在最前头，累了就在小村子的长凳上躺一会。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亲率医疗救护队随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在战争失利，远征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穿越了堪称绝地的野人山，经过艰苦跋涉，撤退到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省，继续担任盟军将领史迪威麾下卫生勤务部门的领导。由于战事紧张，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成为中将的林可胜与抗战名将孙立人一起，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亲眼看到了日本侵略军的全体高级军官，严肃地向中国人鞠躬投降。
大多数协和人没有亲临抗日沙场，但是仍然保持着协和人的卓绝毅力，从容应对乱世。除了协和护校校长聂毓禅跋涉千里，在西南重建协和教育的震撼经历，在烽火中持续医学教育事业的协和人还有李宗恩和张孝骞。李宗恩在贵阳筹建了贵阳医学院，张孝骞则将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西迁到贵阳，形势吃紧时又转移到重庆。
更多的协和人则留在了沦陷区，继续救死扶伤之业。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诊所，留下了8887位患者的完整病历。尽管时世艰难，在抗战八年间，协和教职工中几乎没有出汉奸，也没有人为日本人当差，这是在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八年，并将之改名为北京，扶植汉奸统治的背景下，堪称是协和的奇迹之一。
《协和医事》一书的作者讴歌曾引用了一段评述：“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
协和1951
1947年5月，李宗恩赴北平，正式担任协和复校后的第一任新校长，也是协和历史上第一位有实权的中国籍校长。1948年5月，协和医院复院后正式开始收治病人。
复校后的协和，吸引了协和人纷纷归来。林巧稚于1948年5月回到协和妇产科。是年秋，张孝骞从湘雅重返协和，担任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当时内科只剩下了15张病床，张孝骞到库房里寻觅，把已经拆散了的仪器拼凑起来继续使用。
彼时的协和百废待兴，协和医学院正式复校开课的时候，“人体解剖学是靠从北京大学‘借来’的两具尸体开课的，显微解剖学幻灯片则是从散落在楼内各个地方的杂物堆中找回来的。”
不过，身处大时代的协和却并不能够置身内战的硝烟之外。局势已经渐渐明朗，解放前，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李宗恩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他拒绝了，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
亦有少部分协和人远走他乡。1948年，协和有7人当选中研院院士，他们中的4人日后在异国终老，包括林可胜。林可胜对国民党的贪腐失望，远离政治，赴美国学界就职，重返医学王国，晚年从事痛觉的神经生理和镇痛药作用机制的研究，他仍然备受国际学术界瞩目，不过，因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要职，除非被当成批判靶子攻击，林可胜渐渐被祖国遗忘了。大陆出版的协和官方资料中，几乎很少能看到林可胜的名字。
留下的协和人开始迎接新时代。协和依然有不问政治的传统氛围，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协和的美国高级职员回国述职。除此之外，协和似乎一切照旧。曾在协和医学院办公室任职的孙玉珊在《人民政府接管协和医学院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记录，当时学校的最高领导仍然是中华医学基金会，直接掌管协和的经费、财产和人事权力。1949年至1950年度，该基金会年度拨款为60万美元，其中协和医院占了12万美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协和的命运转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包括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协和代表娄克斯在内，在协和的美国人已经全部撤离。娄克斯写给李宗恩的信上说：“美国人从你们中间销声匿迹，或许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由校长李宗恩和该基金会联系，每周汇报一次情况。
协和的财政危机接踵而至。美国财政部正式冻结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金融业务以及银行账户，娄克斯曾试图寻找给协和汇款特别许可的机会，但是一无所获。1951年1月15日，中国教育部召开会议，开始研究各个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院校的处理办法。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正式决定接管协和医学院，并由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协和宣布。李宗恩给中华医学基金会发去电报：“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是来自协和与该基金会最后一次直接通话，三十多年的磨合努力就此曲终人散。
李宗恩仍然留任协和医学院院长，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两个月内，李宗恩受到了十几次大小辩论会的批判，批斗他的罪行包括别有用心地说协和今不如昔，企图以资本主义医学教育方向代替社会主义医学教育方向等。李宗恩由协和调任到昆明医学院，先是到门诊部看诊，尔后又转到图书馆去整理外文杂志。
1962年，与协和渐行渐远的李宗恩去世。他在生命的终点挂记的，应该还是自己一手创建的贵阳医学院。贵阳有一次上演美国电影《万世师表》，主人公契普先生一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只有献身教育的决心及关怀学生的诚挚之情。散场时，学生们把他们的校长围在影院前的广场上，迟迟不肯散去，“再见吧，契普先生”的呼声此起彼伏。平时理性冷静的宗恩，此时却很难平静，他轻轻地重复说：“谢谢！谢谢！”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协和医事》(讴歌编著，三联书店2007年10月版)、《话说老协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原标题：协和医院里的历史:西医东渐的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