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解放后至离休，为官四十余年。在父亲仙逝二周年和父亲节之际，回忆那些年父亲的为官之道，真是与《人民的名义》中的市委书记李达康有许多相似之处。幸运的是，在母亲的豁达下，父母没有离异。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总是早出晚归的忙于工作。我从三岁开始住在幼儿园全托班直至上小学，每周只有周六被接回家。有时星期六也是陪父亲在办公室度过。那时，奶奶还在，但却因中风多年病瘫在床。白天，照顾奶奶的工作就由自身因重病在家休息的母亲主持，由保姆辅助。父亲负责晚上的照顾。那时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和无趣。
上小学时，父亲很少去学校参加我的家长会，与学校交涉的事都由多病的母亲负责。父母都嘱咐我，不要与同学谈爸爸的职务。原因是他们不愿同学对我另眼相看。其实，那时我并不知道当官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每次去父亲的办公室，很多人都围着父亲说这说那的，当然大家都不会忘记夸奖我。后来，文革开始了，别人到家里来纠斗父亲，我才把’’走资派"一词与父亲联系上。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搞政治，我闲置在家时经常陪全身病痛的母亲去医院打针灸。其间要步行很长一段路，沿途有些认识母亲的人会与我的热情的打招呼和提供帮助。母亲总是和气但很筒短地与人应酬，从不与任何人深谈和接受任何帮助。同样，母亲与其他的熟人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因为父亲不愿帮人"开后门''，母亲而不敢与任何人深交去惹麻烦。因此，除了几个旧交故好外，父母都没什么朋友。
我们家亲戚很多，但大家都知道父亲的处世哲学，竟没有人找父亲"开后门"。终于有一天，麻烦事来了。一位堂兄，大伯父的儿子，要求父亲帮助安排工作。我父亲有兄弟五人。二个兄弟在解放时去了台湾，留下大伯父和四叔二家住在我们同一城市。四叔在大学工作，离得较远。而大伯家却在我们同一居民小区。
大伯父一表人才，早年曾在国民党占领区的铁路上任过职。由此与国民党沾上边而留下政府污点。解放后，一家人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堂兄小时误伤，导致一眼失明，按照当时的政策可留在域市工作。大伯家没路子，堂兄工作一事迟迟不能落实，最后找到了父亲这里。
这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父亲的政治生涯长期以来都被台湾俩叔伯和大伯父的阴影所笼罩。对大伯家，多年来父母都私下用奶奶的名义给他们以经济上帮助，但表面上得划清界限。为了大伯父，父亲这次破例动用了关系。他让多病的母亲出面找人联系，为堂兄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不久，另一考验的时刻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也高中毕业，并因是独子女而合法留城。对我家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成了我和母亲与父亲几近决裂的事件。记得那天，我和母亲哭着求父亲出面给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单位，父亲始终不松口。那时我真的感到极大的不理解和巨大的悲催。
后来，父亲一个旧交好友出面帮忙才算挽救了我们这个家。从此，我懂得了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创造前程。也特别努力地工作来珍惜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这件事在我心中埋下了大病根，二年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我竟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 - 放弃参加高考。原因不是自己无能力，而是不愿再次面临一个找工作的难题。父母年事已高又只有我这个女儿，将来分到外地怎么办？
放弃参加高考是我今生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为此我后来必须花费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和时间来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和差距。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不能复得，个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同样，母亲这一辈子除了因生下我后没有休息好而引发的全身性风湿关节类伴随其余生外，始终缺乏本应来自我父亲的关心。
对父亲处理家庭的方法我虽始终耿耿于怀，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父亲做官清兼为人正派品质的敬佩。父亲有一颗如常人一样爱家爱女的心，只是力不从心罢了。凡事有得必有失。我想，这些大慨就是父亲为做一个好官所应付出的代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