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国学”是指民国时期章炳麟、刘师培、黄侃那帮人在大学里开设的课程所教授的东西。大清朝尚未终结统治的时候，科举考试被废除，四书五经是没得用了，然而新的学问并没有在这块古老而沉重的土地上光辉灿烂。西学不能东渐，让章炳麟们有了一个炒冷米饭和卖狗皮膏药的机会。今天的人们以热爱传统文化的名义，尊称他们一声“国学大师”。其实，这“国学”也好，“大师”也罢，不过都是一时的回光返照，让这国腐朽与迂腐的所谓“学问”苟延残喘。
章炳麟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参加过清朝的科举考试，都有功名在身，他们对古汉语都有研究，他们的牛逼之处在于你给他一个汉字他就能告诉你这个字的出处和来历，怎么解释怎么发音，貌似深不可测的一塌糊涂。于丹女士上电视讲解一下《论语》，那是心灵鸡汤，距离“国学”还有十万八千里的遥远。
在国学大师中，章炳麟名气大，和他旗鼓相当的是康有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这两个人唱对台戏，康有为是保皇派，章炳麟支持共和。鲁迅算是章炳麟的弟子，在日本章炳麟被逮捕，鲁迅出钱把老师保了出来。刘师培后来和革命党人翻了脸，他可能是清廷的密探，有任务在身，做卧底被发觉。但是并没有对谁造成伤害。但这已成为他的人生污点。
章炳麟是个奇人，满肚子的学问，一脑袋的浆糊，出家门上大街就找不到回家的路，直到有人认出来这是章大师，他就问人家：我们家在哪啊？袁世凯称帝前后，他每天在报纸上狂骂不止，人送外号章疯子，袁大头不跟他一般见识，派人看着他，好吃好喝好伺候，就是不杀他。有一天报纸上没有他的疯话，鲁迅还幽他一默，说章疯子昨天没疯。
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笙字是章炳麟给修改的，原名不是这个字。章炳麟在生活拮据的时候，杜月笙赠送银元数千，章疯子心存感激，无以回报，便给杜月笙整了个家谱出来，告诉这个从前在上海滩卖水果的贩子，你们家祖上也阔过。因为他学问大，说什么就是什么，大家都信以为真。看来这“国学”并不靠谱。
黄侃家学渊源，学问很大，他只佩服章炳麟和刘师培，对其他人一概不鸟。但是黄侃是个色中饿鬼，他自己也声称除了老妈和女儿，没有不能上的女人。对于他想上的女人，使尽花招骗人上床，然后拔屌无情翻脸不认人，章炳麟的老婆骂他是衣冠畜生。他在课堂上以辱骂钱玄同为乐事，他认为钱玄同在大学教授的讲义是趁他上厕所时偷他的东西。
作为“国学大师”的黄侃，其实他对所谓的“国学”看得透透的，他和鲁迅是挚友，他支持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黄侃的学问只是他谋生的工具，他卖的是学问，不是思想。他在课堂上非常乖张，有时候就是漫天扯蛋，甚无故至旷课，学生们向学校投诉选修他的课程什么也学不到，黄侃不以为意，对学生们说：你们说是黄侃的学生，还怕找不到工作？他就这么牛逼。
鲁迅作为章炳麟的弟子，国学造诣非常深厚，他如果想装“国学大师”的逼范儿，一点问题也没有。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和点评上可谓一字千金，无人能及。但是鲁迅看透了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以匕首投枪横眉冷，成为一代思想大师，鲁迅提供给读者的是思想武器，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座山峰，令人高山仰止。曾经的文化部长王蒙说，鲁迅只能有一个，中国有五十个鲁迅，将会天下大乱。他说这话多余了，像他王蒙一般的人物，在这国漫山遍野一望无际，而鲁迅只有一个。
所谓“国学大师”除了章炳麟刘师培黄侃还有什么梁启超刘文典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人。梁启超大家都知道，康有为的首席弟子，据说学问大得也是没边儿没沿儿，他的《少年中国说》是一边打着麻将一边口述出来的，今天的青年人读起来依然血脉喷张激动不已。此后的梁启超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作为一个文学老青年，如浮云一样飘散。他有个儿媳妇叫林徽因，林徽因有个著名的情人叫徐志摩，徐志摩有首著名的诗叫《再别康桥》：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刘文典是个牛逼，据说在他当大学校长的时候，蒋介石召见他，一言不合他奋起一脚，直奔蒋介石的睾丸就踢过去了。此人如此嚣张狂妄，被今天的崇拜者点赞为“民国范儿”。我曾经说过，所有的“范儿”都是假装的，“民国范儿”下放到新中国，什么“范儿”都得云消雾散，只有装孙子了。
陈寅恪，一代中国史学大家，对于中国历史每每有独到见解，指点之处有画龙点睛之妙，让弟子们受益无穷，他甩一把鼻涕，学生们都能当饭吃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人，对于红色集团洞察不透，在政治上几乎是个白痴。1949之后留在大陆，在贫病交加中悲惨死去。我可以说他一句这是自取其辱咎由自取么？
钱钟书大家都知道，都吃过他的《围城》的鸡蛋，这枚鸡蛋特别好吃，于是大家都知道了下了这枚鸡蛋的那只鸡。据说钱钟书先生有学贯中西之称，精通十几国外语，传闻要考取他的研究生同样也要精通多少国外语。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不靠谱，什么叫外语，什么叫精通，就好像大家都没学过外语似的。有个哥们快人快语说：老子要是精通十几国外语，我跟你瞎耽误功夫？滚犊子！
季羡林，据说是活得最长久的一位“国学大师”，但是这位大师的学问好像不是“国学”，他年轻的时候主修梵文，这个必须高大上，因为大家谁也没学过，郭德纲说只要你不懂，这就好办了。季羡林年轻时候的日记出版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实话实说，这种节操在中国实属罕见，冲这一点，足以令人尊重。但是在他年轻读书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个刻苦的好学生。其实，“大师”这种人，跟他年轻时读书刻苦不刻苦没什么关系，只要活得足够的长。同时代的人们都死绝了，硕果仅存，也就是“大师”了。
民国的“国学大师”们各具特色，别具风采，各有各的“范儿”。在今天的中国，也有以贩卖所谓“国学”的人们招摇撞骗，以“大师”自诩，其实都是装逼的货。“国学大师”都是赝品，不是学问的高低深浅，是他们根本没有。于丹女士讲解《论语》，那是她的读书心得，当做心灵鸡汤卖给听众了。每个读《论语》的人都可以出一本，那不是“国学”。
中国古汉语的声韵学据说失传了，没有人能够用古汉语的声韵读古诗词读古书，据说韩国倒有一位。很多中国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去韩国拜访这位能够用中国古汉语声韵读古书的人，这人的祖上参加过明朝的科举考试，成绩还不错，明朝皇帝赐给他一块匾，这匾被他家当做祖传之宝。韩国人也把他的家族视为国家重器，给予优厚待遇，保证他家书香门第，诗书传人。
我原来大学里一位教授汉语的朋友到韩国去见过这块“国宝”，他们是组团去的，都是各大学教授汉语的专家。听这位韩国的中国国学大师用中国古代声韵吟唱中国古典诗词，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听得懂。最搞笑的时候，为了应付尴尬场面还是怎么着，有一位来自西北的中文教授给人家唱了一段信天游。真特么雷人！不过这也无所谓了，今天的韩国牛逼轰轰，不是因为这位“国宝”。他只不过是一道独特的景色罢了。
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是一边看一边挨打，一遍挨打一边看，却怎么也看不明白。把满清王朝看的灭亡了，感觉还是那么麻木，二逼依然故我。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谁能料想，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的大学里最牛逼最拉风的竟然是几个“国学大师。”令人奇而怪之，百思不得其解。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与苦痛的中国人，搞过洋务，玩过变法，宗旨是富国强兵，改变落后状态，先进好去打人。但是，一番折腾之后，没有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和先进知识的各种英才，几个国学大师在那里牛皮鼓吹，闪闪发光。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返祖现象之严重，令人惊奇，真不知道是被什么傻给逼住了。
在1949年之后，几位国学大师和学生们分别去了台湾和留在了大陆。去台湾的不说了，留在大陆这边的也不用说了，国学是不能讲了，都背诵毛主席语录了。台湾黄侃的后人曾经想整理他的文化遗产，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要求黄侃的弟子们把老师的绝学凑成篇章，发现这些弟子也是仅得皮毛，最后不了了之。
几位大师的“国学”后继无人，这门学问也就算是绝了后了。是有点可惜，但是可惜有什么用，二逼的道路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本来世上是没有二逼这条路的，但是中国的二逼太多了，什么道路都往二逼的节奏上走，想不二逼都难。静下心来想一想，国学这门学问，绝了也就绝了，能用康熙字典查生字读书，也没什么可牛逼的。
今天的某些中国人以振兴“国学”的名义其实是力挺儒家的阳具，这些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难看清。有个朋友跟我聊这个话题说，儒家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中的治国平天下就算了，齐家和修身还可以。呵呵，这也是笑话，儒棍们的那一套可以齐家么？大观园门前的石头狮子都是肮脏的，齐家个鸡巴毛啊！所谓的“修身”也不过是装逼而已，历史上的儒棍们你一个个拎出来，瞧瞧他们的操性，基本是二逼的节奏！
画蛇添足多说一句，日本一万日元钞票上人头有人看见过，可能并不是人人都知道那是谁。这个人头叫福泽谕吉，被称为“现代日本之父”。一介书生竟有国父之尊，实乃殊荣。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作者，正是这本书，指导日本人在近代走上了现代强国之路。要说福泽谕吉的过人之处，不过是看透了中国“国学”的二逼本质。
原载微信公众号：鬼眼天下 guiyant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