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们还怎能托福？！”溥杰听了不但深觉失言，而且是失了“当爷”的体统。
阎锡山曾被袁世凯召见三次，有人问他袁是什么样子，阎说：“我……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的靴子。”表现得极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了，于是他这个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来。
黎、段交恶，黎大感耻辱，曾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树铮等毫不把黎放在眼里，韩玉辰为政学系干事，此时兼任黎府秘书，常与黎左右争论府院关系，孙武、哈汉章拍案骂段徐，韩说：“曹操不是骂得死的。”
民初，北大人才济济，名教授有二马三沈之号，马裕藻及弟马衡为二马，三沈指吴兴沈氏三兄弟士远、尹默、兼士。沈士远在北大预科讲授“中国国学概况”，其第一篇是《庄子·天下篇》，因兼总务科长，经常请假，一年未能讲完这一篇，年年如此，故学生戏称为“沈天下”。
马叙伦请愿被打伤，送到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要员回答说：“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这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后，汪精卫、邹鲁请托吴稚晖向孙进言，宽恕陈炯明的罪过，允许他带兵打仗，立功自新。孙中山愤怒地说：“陈炯明谋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可宽恕，独有陈炯明不恕。”吴稚晖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孙中山只好说：“快些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则百事可了。”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黄侃，1886.04.03—1935.10.08，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
“狗肉将军”张宗昌有然知：不知钱有多少，军队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东时，适逢天旱，百姓吁请求雨。张宗不得不去他不相信的龙王庙，他去后既不拈香，亦不祷告，直奔龙王庙前，手批神像之颊，厉声骂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骂完就走，但一天过去，仍没有下雨，张就命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列过山炮十九尊，实弹向天空轰击，结果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号直山，别号郋园，清湖南湘潭人，祖籍苏州吴县洞庭东山。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与张元济、李希圣为同年，三人均分部主事，叶德辉到吏部不久便辞官归湘里居，并以提倡经学自任。）
吴佩孚失势后，曾到甘肃一带活动，当地人多有捧场者，是以吴等受尽优待。当其过天水时，受到马廷贤的欢迎。在天水期间，马的部下、各县士绅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谒甚众。吴对来宾只谈论诗文和四书五经，不谈政治。有人问他：“听说蒋委员长要请大帅到南京去，大帅去吗？”吴只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成舍我（1898—1991），中国近代著名报人，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很高声望与影响。原名成勋，后名成平，舍我为其笔名。湖南湘乡籍人，出生于南京下关。从1913年他为安庆《民岩报》撰稿，到1988年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直至1991年去世，从事新闻业近77年，一生参与创办媒体、刊物近20家，直接创办12家，遭遇挫折无数，也是个人力量从事新闻教育事业最长、影响重大的新闻教育家。）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高长虹（1898年3月~1954年），本名高仰愈，长虹是他的笔名，中国现代作家，祖籍山西盂县。1914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后来由于政治观念和校方冲突而退学自修。1924年至1929年间，他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发起并组织了“狂飙运动”，并作为鲁迅倡导组织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员，鼎力协助鲁迅编撰《莽原》月刊。1930年至1937年间，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远涉重洋到日、德、法、瑞士等国学习经济学。1938年回国，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11月，徒步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1946 年，高长虹去往哈尔滨，加入东北文协。1954年因脑溢血逝世于沈阳。高长虹在长达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17本，约130余万字，他是杂文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将对汉奸进行审判清算。褚民谊上书蒋介石，说他愿意献出珍藏多年的宝物，要求赎罪。蒋要军统办理，经毛人凤指派叶翔之和沈醉到褚的一个亲戚家中去取宝物。沈醉问究竟是何宝物，褚民谊极神秘地说，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宝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来是孙中山的一副肝脏。因孙患肝癌逝世后，医生把他的肝脏切开后用玻璃片密封起来，这件东西不知如何落到褚民谊手中。国民党许多元老对他盗窃孙先生肝脏据为己有，还想以此赎身，极为愤慨，最后仍决定把褚枪决。
汪精卫与褚民谊在南京
王世杰英语极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欢表达。一到说不出来时，总是把两手交叉起来使劲地转动。在《中美商约》签定时，对手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约前，双方照例有几句“今天天气”一类的寒暄客气话，可是王世杰的客气话就是始终说不出来，只见他两手交叉着，像车轮一样地转来转去。一个记者悄悄地说：“王部长原来在练太极拳。”惹得在场观礼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关押在楚园，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同牢的孙曜东更认为梁已死到临头，因为有人告诉他：“你看梁鸿志，长着一对‘猪眼’，这种人相书上说过，头要‘过铁’。”即是一杀头。孙深信不疑，而不知“猪眼”何谓。十年后，他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再次入狱，进而到安徽的茅岭农场发配养猪，方才明白“猪眼”是怎么回事，原来猪眼看人是用眼角从下往上“斜挑”着看，与梁鸿志看人神似。
（梁鸿志，1882—1946，于1882年出生于福州城里。 祖籍福建长乐。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自幼诵读经史，为人狂傲，以东坡自许。抗战期间，梁鸿志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破坏抗日战线，从事卖国活动。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6年被处决。）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脑溢血，一昏不醒。“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李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张贤亮，男，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立体文学作品：镇北堡西部影城、老银川一条街。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2014年9月27日，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和雁冀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孙静轩， 原名孙业河，1930年生，山东肥城人，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
“文革”期间，人们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语录》。由一人做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上行下效，某省委领导人要求群众“三祝愿”时还要祝愿这位省委大员“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河南西部山区一个公社中学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一样为人民。”女学生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自杀身亡。**知道此事后，认为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该中学校长和有关老师被捕判刑。
“文革”期间，戴乃迭被关进监狱，她的唯一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语录》，后来可以看到美国的左翼刊物，监狱还给她发了一枝铅笔，一个笔记本。她了解到，在美国监狱里可以学习，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风，就在笔记本上写道，说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戴说：“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说：“你的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
（戴乃迭，原名Gladys B.Tayler，，1919年戴乃迭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戴乃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于北京逝世。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
“文革”中，每当**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回单位认真学习。在一次学习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导致一片“打倒”的喊声。
（沈有鼎，1908年-1989年，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先行者与天才人物。专长数理逻辑和中西逻辑史。他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学贯古今，融会中西，是蜚声中外的大学者。）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舀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停”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捅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吗？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得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
（聂绀弩，1903-1986，新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周恩来戏语），湖北京山人。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 聂绀弩的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被称作“独具一格的散宜生体”。1986年于北京病逝。）
梁效班子分写作组、研究组，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指邓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说：“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1983年，孙大雨与陈巨来相逢于朋友婚宴。孙个子高大，不言不语，陈巨来个子矮小，且极瘦，以尖而细的声音跟人频频交谈。他一见孙大雨就说：“大雨兄，长久勿见了，你好哦？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身体还是这么好？我是吃勿消，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呀，我现在只有七十几斤了。”孙只是默默颔首。陈巨来又问：“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碰头的？”孙说不清楚，陈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满座为之愕然，盖因徐死于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孙大雨，1905-1997，原名孙铭传，民盟成员。祖籍浙江省诸暨市，出生地上海。1925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26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达德穆斯学院，1928年获高级荣誉毕业。1928-1930年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文文学。1930年回国后，所任武汉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青岛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英文文学教授。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孙大雨先生系“新月派”诗人兼著名翻译家，狷介耿直，一生坷坎。在极左思潮统治时期，孙大雨先生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经受了漫长的牢狱之灾。
“四人帮”粉碎后，孙大雨身上的刑事罪名依然不能得到平反。他原先任教的复旦大学由于种种原因表示碍难接受孙大雨回校任教。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的施平挺身而出：“孙大雨，复旦不要，师大要。”于是，1980年9月，孙大雨就被安排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任英美文学教授，直至去世。）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后以字行，号墒斋，别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鹤居士，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乍浦镇人，寓居上海。20世纪我国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人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又因《安持人物琐忆》一书，被誉为民国掌故专家。
陈巨来篆刻艺术蜚声海内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视。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1980年9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有《安持精舍印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