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小妮
离开东北30多年，因为家人在，差不多每年都回去，最近的一次，是今年的4月14号。
▍等雨种地
可能客流量不足，从深圳去长春的航班都要转机。那天再登机后，前后座都变成了讲东北话的，稍留意会发现，大家都是回家，没有谁是来东北公出或谈生意或旅游的。
傍晚，飞机开始下降，能见度不好，几处烧秸秆的白烟在倾斜的大地上拖出很长的尾巴。
十几年前，长春筹建新机场，选址在我曾经插队的县。我还是知青的时候来过这一带，有丘陵有水库，出产玉米水稻，土地足够肥沃，不远处有一条饮马河经过。在刚有记忆的60年代初，父亲带我去过饮马河边的农场，见过两个肩上扛木杠的人，一前一后，杠上栓一条翘着头的大鱼，嘴唇肥肥的，鱼尾拖到了地。
所以，我印象里这个县比《松花江上》歌词里唱的“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要富庶。
北方的春暖花开来得缓慢，从空中向下看，只有几棵柳树恍恍惚惚地发绿，其他灰蒙蒙一片，田野和路上没见行人和车辆，好像一块人迹罕至的大地。
不过，有人烧秸秆，说明春天到了，农民快要种地了。
东北乡下一直都有“猫冬”一说。闲着，什么也不做，在热炕上熬过严酷漫长的冬天，等待季节转换，等万物自己发力，自己恢复生机，农民才下地播种。
可在长春停留的十几天里，多次经过城乡结合部，田地里始终没什么动静。
过去在乡下不舍得丢掉秸秆，全年的取暖煮饭全靠它，宝贵着呢。秋收一过，田野被捡得干干净净，农户家家堆起高的柴火垛。配给制的年代，只有城镇居民才能凭证买到一定额度的煤，农民只得储藏各种秸秆，才有烧柴。
现在的田地上大片大片立着去年的玉米秆，能够烧煤烧煤气罐以后，秸秆没人要了。虽然到处涂画有烧秸秆必重罚的标语口号，照样有人烧，农民想的是他自己的道理，清理秸秆费时费力，燎一把火就省事多了。
4月20号是农历的谷雨，农谚说谷雨种大田。那天去了市郊，新开出来的道路笔直，空荡荡没几辆车，路两边都还是农田，有些地块被房地产广告板围起来，连片的田里，玉米秸干黄地立着，特别苍凉。
一星期后再经过郊区，远远看见田地里有一小撮人，终于种地了。
我下乡插队时候，春天播种就是这样的“队形”，前前后后六、七个人，翻地撒种填埋，分工协作。大地辽阔，把他们显得特别小，移动得特别慢，没看见大机械。
不急着种地，农民在等雨。今年春天暖和后一直干旱，据说几次人工降雨效果都不理想。
一个农业为主的省份，不下雨就不能种庄稼，这种事儿，原以为只出现在西北省份宁夏甘肃。
早市上卖烤玉米的说，晚几天种地没啥着急的，种地，就是靠天吃饭的营生。他们炉子上的鲜玉米来自山东的塑料大棚。
两年前的夏天，回了一次下放农村时的村子，那儿现在已经划进市郊，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城里工作。留在村子里的主要是老人女人，都在玩麻将，眼神直直地不舍得离开麻将桌。
问她们：不下地了吗？
她们说：地里没啥活儿，不像早（年），起早贪黑，打仗似的。
还说：左溜儿（反正）种地不挣啥钱，哪天来个种田大户都给包了（全收购）得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昔日北大荒，今天北大仓”、“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这些口号都过时了。
最近看见有朋友转发河北诗人吕游的诗，里面写到“麦子黄了，父亲坐立不安”。
这位诗人给一亩麦子算了账：种子40斤，120元。化肥120元。浇地180元。药水15元。收割100元，每亩支出共475元，收麦子1000斤，每斤卖1.12元，每亩净剩640元。
这位诗人所在的河北农村，一人有土地一亩半，如果种麦子，全年收入不到1000块钱，前提是风调雨顺，不遇灾害。
他说：“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我曾经种地15年，深知种地的辛苦，深知道农民仲春盼雨，芒种盼晴的心情！”
▍挖野菜的乐趣
稍微留心去听散步的人们闲聊，经常提到有亲戚在山东江苏浙江广东落脚，也常听说早年闯关东的人们陆续迁回老家，从80年代末已经开始，叫“回关里家了”。
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不是准备考公务员和教师，首先考虑去外地找机会，一心往南走，不甘心留在本地。
一位老人刚从上海旅游回来，感慨素质就是不一样，上海人等公交车自觉排队，没有戴红箍的人监督。
有人离开，当然也有人补充进来，夏天早晨的城乡结合地带，毛驴车马车电动车，拉着最新鲜的农产品，赶去就近的早市。
城市拆掉了无数旧房子，建筑风格变了，到处热闹到处喧嚷，人们正在用他自己的判断重新塑造城市，它现在更粗放更直白。
农民带来新文化，在被城市文明感染的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习惯和思维影响着城市，既不是建立在不断更替的都市文明上，也不是建立在旧有的农耕文化上，一个怪异的混合体。
过去很少这个季节回去，这次发现很多人喜欢春天挖野菜。即使在游人和机动车都要买门票进入的景区，也没挡住对野菜的兴趣。不断有私家车开到刚绿的树荫下，穿花衣服的戴遮阳帽的提布袋的，推开车门立刻四散去找野菜。
北方市场的菜档一般没南方的新鲜丰富，不过，每天在最显眼位置摆出来的野菜大约有十种，没下过水的，带着东北特有的疏松的黑土。超过一半我都不认识，菜贩介绍起来头头是道。
本地报纸上刊登文章，讲解野菜鉴别，哪种放心吃，哪种要小心，哪种有毒不能吃。本地人的朋友圈会转发野菜烹调大全。
真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它？
我认识野菜是在家里下放农村时候，当时的中学生只上半天学，另半天经常要挖野菜，回家喂鹅喂猪。虽然出工一天只能折合几毛钱，有些地方才几分钱，种好仅有的自留地，就不会靠野菜充饥，这是1970年代初，不再是我吃惊地看着两个人扛大鱼的60年代初，那时候会忽然有人敲门要吃的，山东口音或者河北口音。
十几年前去朝鲜旅游，也是春天，坐火车从新义州去平壤的路上，看见铁轨旁干枯的河道里有匍匐在地的孩子挖野菜，当时还感慨，吃野菜的年代再也不会来了。
现在的人们挖它的乐趣应该大过吃它的乐趣吧。也许这夹带着某种内在的感应和呼唤，某种还没被清晰意识到的隐形的记忆链，也许有“野菜文化”，或者成为“民俗”，或者属于“记忆残存”，从久远又隐秘的地方顽固地紧随而来，每到春天，万物复苏，人对野菜的情感会被快速勾起。
也许，这是从另一个视角，念及土地对世代流民的慷慨仁厚，不然，怎么解释呢。
▍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
北方城市傍晚的5点到6点，住宅小区里人气最旺，小吃摊推出来，卖盗版图书的开始摆四大名著，游动卖鸡蛋的也放下篮子大声叫卖。我坐在一条便道旁，一小时里有40几个人经过，除两个人空着手外，其余的都提着各种食物兴冲冲赶回家，豆腐小葱西红柿馒头，民以食为天，这是一天里最温暖的时段。
再晚一点，唱歌跳舞的出来了，穿红戴绿，音响开到极限，好像很怕被谁忽略了。
偶尔听见有人很兴奋地聊天，在讲去朝鲜旅游刚回来，隔了一会，听见这人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
其实，住宅小区里常遇见朝鲜姑娘，几年了，她们在这儿集体租住了房子。有人说最近都搬走了，有人说还在。过去我在路上碰见过，她们不单独行动，三两成群，和街头的东北姑娘稍有区别的是均匀的高个子，眉目清秀，神态里常带点孤傲，听说都经过千挑万选，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
她们都是附近一家朝鲜饭店的员工，饭店开了十几年，我却没去过，这次好奇，提前预订了房间，听说吃东西不是重点，主打歌舞表演。
穿朝鲜长裙的姑娘在餐厅大堂中间坐着，目前一架钢琴，打开的乐谱最上面有中文写的歌名“不能没有你”。
演出一共四段，每段半小时。整场演出更像自娱自乐，表演者没有男孩，都是年轻姑娘，大红大绿的打扮了，又唱又跳娱乐大家，唱过跳过，下来照样收拾桌子写菜单。
汉语讲得有点生硬的姑娘过来先问：吃狗肉？
我们赶紧说不吃。
她马上说：不好意思。
她的裙子胸前别有纪念章，她说，是国旗。
问她怎么不是像章？
她说：开会时候才戴像章。
再问她：每天都演出？春节也不放假？
春节？这个汉语词她没听懂，去看旁边的中国服务员，后者容易分辨，全黑的裙装，不穿朝鲜裙子，不佩戴纪念章。
中国服务员提醒她：就是过年。
她转过来笑眯眯地回答：过年放假三天。
演出从钢琴小提琴合奏《阿里郎》开始，音乐特别响。看客人们都是专程来看演出的，果然，演奏老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的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时，围着大厅的各包间一片叫好。
第二段伽倻琴伴奏的独唱《沈阳啊沈阳》，这歌太古老了，40多年前的知青歌曲，不到60岁的人很难知道，照样很多人高声喝彩。然后唱《天路》，所有中国歌都唱汉语。
换场休息的间歇，一个小女孩应该是受到家长的鼓励，跑到刚好没人的钢琴旁，快速弹了一只练习曲。
半开放的包间里有个女客人起身出来，手里一张红色一百元卷成了细卷，过去想递给唱歌的姑娘，立刻，快步过来一黑衣戴像章的女子，严厉制止，直到眼看着女客人收了钱退回到包间，黑衣女子才消失在过道里。
第三段是电子音乐伴奏的歌舞，震耳欲聋的大厅里飘着高跟鞋红裙子。
最后的高潮是四人歌舞表演，《红太阳照边疆》、《今天是个好日子》。
表演到了高潮，很多客人离开包间，在大厅里围着歌舞者拍视频，小孩子们前后穿插跟着音乐蹦跳。演出结束了，人们还不散去，依依不舍的。
这一天是2017年4月22号，星期六，一场歌舞给这个平淡的周末添加了浓重的色彩，两小时的抒情，高亢的，红裙飘舞，广场舞的升级版。看得出，这场歌舞恰好契合了客人们心中的审美需求。
有人类学家研究在地球寒带生活的人群和热带人群之间的区别之一，是前者相对沉稳理性，适合阅读沉思写作，适合处理形而上的问题，而我每次回北方的感觉都相反，这里的人们感性更多，在直露外向粗枝大叶的外表下，精心维护自己安全空间，哪怕这个空间非常狭小，他们有极强的化解愁苦的，很少忧心忡忡，常爱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这块地域特有的幽默感就是这么滋养出来的？
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故乡，并无意间常常会按自己的心理需求去美化它，哪怕不得不借助假托和臆想，而不情愿面对它的更真实的样子，这往往忽略了它是个日益变化着的活体，不可能静止停步在哪个人的一厢情愿的美好之中。
本文原标题：《四月东北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