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严格的等级社会，各种身份称谓都有不容逾越的界限，都有特定的指向。先秦文献中所说的“公子”，主要指诸侯的儿子，周天子的继承人和卿大夫的儿子都不得称“公子”。它是身份等级，与好坏善恶无关，古籍中，有气宇轩昂的公子，风度翩翩的公子，也有飞扬跋扈欺男霸女的公子。到战国时，由于旧贵族的衰落与士阶层的上升，公子身份的含义就不再严格了。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前三位都是国君的后代，而后一位黄歇则出身于士，按老规矩，该称士子。
自从司马迁把四公子并列，后世便染上了毛病，动辄不吝加封“四公子”称号。如唐德宗时，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部将周曾和姚詹、王玢、韦清志是个朋友圈，号称四公子。
明代以来越发热衷封贴“四公子”标签：明末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侯方域。清末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民国袁克文、张学良、张伯驹、溥侗（所谓清末、民国四公子分别还有不同人选，这里只取一种说法）。此外还有什么国民党四公子、台湾四公子、京城四公子等等。柳亚子也曾写过《四令郎歌》，把蒋经国、廖承志、邵志刚、陈复合称“四令郎”，四人都是国民党元老高官的儿子，这里的“令郎”与“公子”意思差不多。
不难看出，历代的评选标准不尽相同：
- 身份地位的因素，这是公子的主要含义。明末四公子中，陈贞慧，其父陈于庭是左都御史；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为湖广巡抚；侯方域，其祖父为太常寺正卿，其父曾任兵部右侍郎；冒辟疆，其先为蒙古贵族，其父冒起宗任明副使。清末四公子，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为湖北巡抚；陈三立，其父陈宝箴曾任湖北巡抚；丁惠康，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吴保初，父亲吴长庆是广东水师提督。后世不仅统称高官显贵人家子弟为公子，还扩大到女儿，称女公子。
- 志趣行事作风类似，如战国四公子都注重豢养人才，手下食客上千。清末四公子都是反清义士。称他们为公子，有敬重的意思。
- 文化水准的因素，这是从明代以来转移的重心，明末四公子都是有才华的文人，名重一时。清末四公子也有文采，民国四公子（张学良除外）则在文物鉴赏和诗词书画上造诣颇深。
- 小团体的因素，如唐代周曾四个哥们儿。
- 家庭富裕的因素，如本世纪初，国内媒体短期流行的“京城四公子”的称呼，因不全是官宦人家子弟，又非文化界名人，仅因家里做生意有钱，出手阔绰，交游广，所以很快又改称“京城四少” 。听上去有点轻浮随意，似乎突破了宋以来话本中很少看到称商人和地主家的子女为公子的传统，但骨子里仍然是严格的身份定位。公子和少爷不是一个等级，不可同日而语。能入公子流者，都是混迹官场或与政治联系紧密，且地位名望较高者的子女。从公子改为少爷，是降级，重新定位。少爷虽不如公子高贵，但还是牛皮的上等人。
近年来，和被人糟蹋了的“小姐”称谓不同，人们似乎不太愿意亵渎“公子”（不知是否与男尊女卑，女人好欺负易轻薄的观念有关）。在各种媒体、文章与人们的闲聊中见到和听到新发明的“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之类的称谓。这可不仅仅是八卦好玩那么简单，这既和“公子”有所区别，又和“公子”一样，是当今社会某些身份地位的标识，是对一些特殊阶层圈子的划定。其确认标准是上一代的身份地位，而且非高非富非名者无资格冠名。比如，所谓“红二代”者，与是否坚定信仰共产主义无关，大多是指文革前副部级以上官宦子弟；“官二代”指改革开放以来升官者的子弟；“富二代”则非身家上亿，难免被人讥笑名实不符。毫无疑问，世人在谈论这些二代们时，包含着羡慕嫉妒恨等诸多复杂情感。
我对二代们没有特殊兴趣，倒是其称谓及入选标准更让人好奇。品味这些称呼，令人感叹的是文化意味的缺失（六四四君子是个例外，但已经明确与公子划清了界限，更多强调的是道德担当与文化色彩），再次让我觉得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精神世界的倒退或停滞。由于二代们负面新闻多，导致名声受损，形象欠佳，所以很容易唤醒对“公子”“衙内”“少爷”“小姐”之类的早已久远、理应淡薄的记忆。这些称谓的流行，既是陈腐的血统、等级一类阴魂作祟，也是现实社会中固化阶层或阶级的反映。
扫描身份称谓，给人的印象是：革命一圈，又回到原点。问题还是老问题，答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