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下馆子的鲁迅和不爱下馆子的沈从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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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沈从文(资料图)

如果评选民国最爱下馆子的作家,鲁迅一定能排上前三名。看《鲁迅日记》,1912年5至12月份,这位爱吃北方饭的绍兴人下了30多次馆子,去得最多的是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达20多次。他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广和居报到,1912年5月7日的日记中,他记道:“夜饮于广和居。”

广和居创始于道光11年(公元1831年),原名叫盛隆轩,位于菜市口北半截胡同南端。文人墨客、名公巨卿乃至军机大臣,都是广和居的常客。张之洞在京时住在南横街,离北半截胡同不远。每有宴集,常约在广和居。夏枝巢在《旧京琐记》中说:“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

鲁迅在广和居常约的小伙伴是翻译家钱稻孙,他们还常常AA制:“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钱稻孙一家三代都是广和居的常客,他曾经回忆有一次和父亲去广和居,伙计见了就招呼说,“钱少爷来了”,他本来以为是叫自己,后来发现叫的是他父亲。

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在厦门,又去广州。广州下馆子比北京贵很多,许广平曾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及:“广东一桌翅席,只几样菜,就要二十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等到回了上海,鲁迅又开始了下馆子生涯,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友人伊赛克夫妇送行,虽然晚宴设在家里,菜肴是请知味观的厨师上门烹饪的,鲁迅提前三天与饭馆定好,并付菜钱20元。

鲁迅爱下馆子,当然和他的高收入有关,据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中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九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圆,平均每月收入723.87圆(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多元)。”

收入低的沈从文便不爱下馆子,他的侄子、著名作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曾经提到:“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沈从文的婚宴是在秋天,1933年9月9日,他和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婚礼,请了大约六十人,周作人也在受邀名单之中。1933年11月1日,杭州《艺风》月刊第1卷第11期刊出了署名知堂的补白《沈从文君结婚联》:国历重阳日,沈从文君在北平结婚,拟送一喜联而做不出,二姓典故亦记不起什么,只想到沈君曾写一部《爱丽思漫游中国记》,遂以打油体作二句云:“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不过,第二天,周作人并没有去吃这趟喜酒,也许是因为婚联写得太糨糊了?


这几餐饭中,令沈从文印象最深的,是郁达夫请沈从文的那顿。那是在1924年11月,冬天还穿着单衣的沈从文被生活所迫,给几位教授写信求助,郁达夫是其中一位。郁达夫决定去看看这位有点愤怒的文学青年,便走进他的没有炉火的“窄而霉小斋”。一个上午,沈从文都在向郁达夫吐槽,郁达夫便请沈从文到附近一家馆子吃饭,共花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拿了五块钱出来付钱,剩下的钱,便给了沈从文。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时,“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后来,沈从文也曾经这样帮助过别人,他头一次见萧乾,便请他到东安市场下馆子,沈从文从伙计手里要过菜单,用毛笔在上面写起菜名。萧乾急忙唤住转身欲走的伙计,说:“这个菜单您给我吧,我再给您抄一遍。”沈从文冲他一摆手,说:“要菜单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写很长的信。”他们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亲密友谊,只是不知道,很多年之后,这两人恩断义绝的时候,是否想起,多年前东安市场的那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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