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说真话的时间不多了--张申府

这些年来，有一些中国老文人，是由外国人为他们作传的，比如英若诚，又比如张申府，是不是因为跟外国人说话相对顾忌少一些？本贴来自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by Vera Schwarcz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他有两个弟弟，一个是张岱年，一个是张崇年，张申府在中国大陆是个有点尴尬的人物，一方面他的著作在大陆公开出版，但是关于他却没有什么宣传。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1979年11月12日，国家图书馆按排一位参加中美学术交流的美国学者来采访张申府，这名学者就是Vera Schwarcz，中文名舒衡哲。她是位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裔移民，到中国研究五四运动。而张申府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所以中国方面按排他与舒衡哲在国图见面，采访中有官员陪同。张申府在过程中谈起其它的事情，他很想向舒衡哲谈他自己的故事，采访结束时，舒衡哲问张申府她能否到他家去，张看着坐在对面的党委书记，说他希望如此。虽然当时外国人不允许与中国人随便接触，但是舒衡哲还是被允许到张家去，接下来5年里，舒衡哲多次采访张申府并录了音。她有了把张申府的故事记录下来的念头，开始她想写本小说，后来觉得张申府的故事所反映的历史应该比小说更重要，结果就是这本书。张申府应该是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了，他告诉舒：说真话的时间不多了，这也就是书名的来源，该书中国出版了节译本《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1984年舒衡哲与张申府，张被要求参加黄埔军校史的编写。
本博摘编书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细节。
一，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舒衡哲开始每两星期去一次张申府在北京王府仓胡同的家，（p200）1980年1月21日的一次家访，张申府说，他在1949年以后就不能发表文章，也不能公开说话了。毛泽东跟他有个人恩怨，毛一直没有忘记五四前后那段时间，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可能是毛在填写购书卡片时写错了，张申府曾经训斥过他，让他重新填写。1949年后，毛泽东跟人说：张申府是个无比专横的人。张申府则说毛是记仇，爱报复的人，1949年后就压制张。
张申府跟章伯钧关系很好，跟章夫人李建生也很熟，都是1920年代的老朋友。1957年，张替章说话，被打成右派（章诒和的书里提到过张申府）。

张申府与李建生谈的很热烈。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p95--）。在大陆的正统党史里，当然是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然后是南湖船上召开第一次党代会。1979年，政府曾经派人去采访张申府，请他回忆建党的过程。张的回忆登在了1980年内部限量发行的《“一大”前后》一书中，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1920年8月，在北京和上海开始成立的，北京主要是李大钊，上海则是陈独秀，同年，共产国际派了苏联的Gregori Voitingsky到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他（p227note5）由一个中国人杨明照（音译）陪同来华，他们咨询了一个在北大教俄语的俄国人，两人认为在北大图书馆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最有可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所以决定去找李，李又介绍他去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找了胡汉民，戴季陶，张东逊等人，但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这个新党是称为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就给张申府写了一封长信，并让张把信给寿昌（李大钊）看，内容主要是建党事宜。里面提到，这件事只能跟在北大的你和寿昌商量。人民日报在1980年10月6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作者周志新）里说：根据共产党在北京的最早组织者张申府的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日期应该在1920年10月。从1979年平反到1980年的这个评价，让张申府既迷惑又高兴。但是人民日报文章并没有细谈，也没有指出，1920年8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同意了Voitingsky的建议，也没有提陈独秀采取了两人的意见，把新的政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张申府在1979年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共产党活动是秘密的，因为很多陈独秀的同事朋友反对他参加政治。他在上海吸收了一些从日本回国的年轻人，在北京则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然后他们找了刘清扬，一个天津学生领袖，刘后来成了张申府的妻子。刘还很善于在东南亚募捐，李张在北大图书馆跟刘进行了谈话，想让她入党，但是刘不愿意。然后李张又找了张国焘，张同意了，于是张国焘成了北京小组的第3名党员。10月，张申府去了上海，准备出国留学。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在其它地区传播，尤其是湖南，毛泽东等人组织了新民会。后来当然就是1921年7月的一大。
三，张申府与周恩来。（0379）
P100，陈独秀对他非常信任，张申府到欧洲后，只要是他介绍的人，陈都会接受。1921年，张在巴黎给陈写了一封信，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加入共产党（后来朱德也在巴黎入党），因此中国共产主义巴黎小组就有了3名成员。198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短文，名为《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第一次把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共产党成立的一部分，但是这篇文章把欧洲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归功于蔡和森，虽然他在1921离开了法国。这篇文章同时认为张申府自1920年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1921年巴黎小组的主要组织者。

前面的贴上过这张，柏林万赛湖，1922年。左起，赵光宸，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
（P101）1981年5月，天津的一家杂志就早期共产党活动采访张申府，周恩来是采访的一个重点，张认为，周恩来加入共产党，除了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或多或少更是对他五四运动的朋友--主要是张申府和刘清扬--的信任，是一种个人的友谊。张1923-1924年冬天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也是基于个人友谊。采访者想沿着一种固定的正统模式去提问题，但是张申府一再强调早期共产党活动只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非正式聚会。采访者还提问欧洲的共青团的历史，张申府回答说，根本就不存在欧洲共青团，只有一个巴黎小组发起的青年联盟（Youth League）。
1924年，张申府到黄埔军校讲课，军校的党代表（是廖仲恺吗？）请他推荐一些人才，他把周恩来列在他提出的名单的首位。
张申府的政治生涯中，有两个决定性的事件，一次是1925年他退出中国共产党，一次是1948年他被民主同盟开除，张承认，两次都是他自己的错误。
（P120）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张申府参加了，跟往常到上海一样，张住在陈独秀家。会上最激烈的讨论是跟国民党合作，组成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也主张跟国民党合作，而这就要求共产党改变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周恩来投了赞成票，张申府不同意，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应该走自己的革命路线，当时他是少数派（可能是绝少数派），蔡和森说他是天真的可笑。张申府跟舒衡哲说，现在他耳里还能听到那些人说的话。当时张申府愤怒地走出会场，周恩来追了上来，在楼道里跟张申府说，他同意张的观点，但是希望张不要跟党分裂。张申府说，他自己是宁折不扁，而周恩来是宁扁不折（该书中用了拼音，所以应该是“扁”字，但是中文习惯应该是“弯”字）。张强调两人家庭的不同，自己是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而周恩来是商人家庭。

1986年8月，张申府去世两个月后，舒衡哲又去了张家，张申府小女儿张燕妮跟她谈起官方悼词中的用语，关键是1925年，张申府是退党还是脱党，治丧委员会悼词第一稿用的是“脱党”，张家不满意，要求改成“退党”，因为退党语气比脱党要轻。最后，人民日报的讣告中用了“退党”一词，并称张是党的老朋友。
（p96）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举行的全国语言艺术会议上承认自己也是一个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共产党还是需要他，他说：“我要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这两个人在我入党时作介绍人。”周恩来的讲话可以说是给张申府关于中国共产党初期活动的回忆作背书。
（p106）1921年7月12日，张申府写了一封给陈独秀的公开信，发表在《新青年》上，题为《英法共产党和中国改革》，文章报道了英法两国的共产党的活动和出版物，同时也批评了在欧洲的中国激进分子，他说法国有一些工人学生自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一点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且愿意为之献身。张申府的态度，自然不会让这些年轻人高兴，他们当中有些是1949年后正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正面人物，其他人也对张申府的傲慢不满意，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采访了许德珩，许德珩是张申府在北大同学，也参加过很多张也参加的爱国和民主运动，许说，1921年他也在欧洲，但是他没有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听说张申府是共产党欧洲负责人，他不想在张手下工作。1922年2月，张申府他们听说德国的生活费用比法国要低，于是他和周恩来，刘清扬坐夜班火车去柏林，车上他谈起三个犹太人对西方思想的贡献，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
（p115）1923年2月，在法国的中国共青团（成立于1922年秋）决议开除张申府，几个星期后，周恩来从法国回到柏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申府，张自然非常愤怒，根据当时也是共产党人的郑超林（音译）回忆，张说：“如果陈独秀在这里，在我的位置上，你们敢开除他吗？！”张很自负，把自己在欧洲中国共产党的地位，等同于陈独秀在中国的地位，他创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也领导柏林的共产主义小组，还为共产党刊物《少年》争取资金，他却没有想到会被自己的下属组织排斥。
张申府承认自己有三好（去声），好名誉，好书，好女人。另外他也喜欢物质享受，好衣服等等，1924年，他离开广州，因为他觉得广州太热。1936年他被清华大学解聘，他说他最遗憾的是他在清华的好房子。他说他有点象他的偶像罗素，感情变化太快。他的第一任妻子叫朱德浓，这位妻子应该是传统的家庭包办的，张跟她没有什么感情。他第二任妻子就是刘清扬，刘本人是位非常能干的妇女，有组织能力，但是对张非常顺从，她本人是回民，却为张烧猪肉。直到1948年，共产党的胜利已经很明显了，张申府发表文章呼吁和平，刘才与他决裂。张在之前还跟孙董两位女士发生关系，刘也容忍了。张的最后一任妻子是关素文。

张的第一个妻子朱德浓，1914年生女儿后去世。

这是1906年刘清扬，在天津她父母家里练剑，秋瑾似的人物啊。

关素文，张申府的第四任妻子，1955年结婚前。

关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功，舒衡哲于1983年5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采访了张申府的北大同学许德珩，当时有很多摄影记者，许说的都是官方版本，提了很多党宣传的英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在张申府关于一二九的回忆中都没有出现，采访许德珩的第二天，舒衡哲采访了吴晓玲，吴在一二九时是燕京大学学生，他的回忆则跟张申府相同，他说，一二九运动完全是自发的，12月9号那天没有什么人组织，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其他人，他们就这么冲出去，跟辅仁女子大学学生汇合，大家都是拿起手边的东西，比如鞋盒，用一根棍子穿过去，就成了标语牌。张申府和刘清扬等人当时是在一个咖啡馆里。1936年2月，张申府因为参加全国救亡运动被捕入狱，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王瑶跟他关在同一个监狱。他印象很深的是张把家里送进来的食物衣服等跟学生分享，王瑶只被关了几天，张申府被关了3个月。刘清扬也被关，她在张申府之前释放，在学生们接她出来的聚会上，刘清扬说张申府喜欢吃锅贴，所以她会每天给他送锅贴。她还鼓励学生们，把救亡运动进行下去。

舒衡哲在1980年还准备采访冯友兰，开始很不顺利，总是被告知，冯身体不好，后来还是通过冯的作家女儿（宗璞）安排了采访，冯也很谨慎，说话斟字酌句。舒知道冯在抗战期间被蒋介石封为国师（teacher of the nation），但是在当时环境下，她不会问他这个，也不会问他文革期间的思想变化。她跟冯谈了比较安全的话题，比如五四时期，冯在哥伦比亚大学跟杜威学习，是他在1930年代聘请张申府到清华哲学系。1936年张被清华解聘，冯则留任，1937年，张申府发起新启蒙运动，冯没有参加。他说，张的哲学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比，总是更加高大上，更加实用主义。冯认为哲学的社会功用是很有限的，而张则认为如果把哲学运用到生活中，生活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