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有着考上北大复旦的资质，却喜欢厦门老家（确切说，是爸爸的老家，我出生在福州，也在福州长大）的南国小资情调，执意去考厦大。
我从小有严重的晕车症，坐长途汽车等于要了一条小命，我的几个同时考上厦大的中学校友舍命陪君子，几乎每年的寒暑假都陪我坐十五小时的火车往返在福州和厦门之间。我们在火车上几乎通宵不睡，打扑克牌，看小说，听“小宝贝”里放出的流行音乐。从中途（南平，沙县，永安，三明，邵武等地）上下车的厦大学子很多。不管之前认识不认识，只要一提到是厦大的，大伙马上就凑在一起聊天打牌，好不热闹。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做了“长乐尾”施良锦的唯一一个关门女弟子。
大一那年放完春假回厦大，刚刚坐上火车，我发现坐在我旁边和对面的都是十八九岁的男生。一交谈，发现一个是福州二中毕业的，一个是福州四中毕业的，一个是长乐一中毕业的，和我同一级，在财经系读书。我也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福州一中毕业的，现在就读厦大外贸系。
火车起动不久，我的牌瘾就犯了，从随身的手提袋里摸出一副扑克牌，对着三个男生说：“这一路挺无聊的，大伙来打四十分吧。”三个男面面相觑，没想到我外表白净斯文，又带着一副眼镜，还是女生，竟然会主动邀请他们打牌。
他们同时乐了，露出了调皮相。于是我和来自长乐一中的“长乐尾”（福州人给长乐人起的绰号，因为长乐方言里的“我”读成“尾”）配对，和两个福州男“厮杀”起来。
玩了一个通宵的牌，又一起结伴回厦大校园，我以为和这几个男生的交情就此结束了。
一个月后，我在芙蓉十（厦大男生宿舍楼之一）旁边的食堂吃晚饭，“长乐尾”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他说他已经找我好几天了，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搭档，到他的宿舍打牌。他的宿舍在芙蓉十的一楼，我每天放学去食堂都要经过的。
他一鼓动，我的牌瘾上来了，赶忙答应。他们宿舍的男生打的是八十分，用两副扑克凑起来打的。我只会玩一副牌的四十分。“长乐尾”说他可以做我的师傅，教我更刺激更高深的八十分。因为有四十分的基础，我上手很快，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不时到“长乐尾”的宿舍玩一两把。
时间长了，“长乐尾”的室友告诉我：“长乐尾”牌艺精湛，几乎打遍厦大无敌手，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他脾气大，嘴臭，对家一出错牌就破口大骂。时间长了，没有男生愿意和他配对打牌。他们对他说，除非他能到外系找到人与他搭档，否则永远不要加入宿舍的牌局。“长乐尾”没辙，忽然想起了在火车上与他“出生入死”的我。他找到财经系的我的中学校友，问：“那个福州一中的女孩，外贸系的，很会打牌，戴着眼镜的，是谁啊？怎么找她？”
同学一听就笑了，我上中学时就和男生“厮混”在一起打牌了，有些小名气。他爆出了我的名字，并告诉“长乐尾”我经常去哪家食堂吃饭，“长乐尾”跑到食堂探头探脑几天，终于把我拦截住了。
我的牌艺远不如师傅，但他念在我是女弟子，不好意思张口骂人，我在他的耐心调教下，牌技精进。
和“长乐尾”闲聊时，他告诉我：他是长乐潭头镇大宏村的，整村人都姓施。
我赶忙接了一句：“我外婆也是潭头的，来自二刘村。”
“长乐尾”嘿嘿一笑：“原来是隔壁村的。从二刘村出外，要经过大宏村。几十年前二刘和大宏发生严重的宗族械斗，打死了好几个人。大宏封了二刘的村口，二刘人三个月出不了远门呢！”
我牢牢记住了他说的这段轶事，三年前打算去二刘村寻外婆家的族谱时，辗转联系到在福州银行系统工作的他。“长乐尾”的父亲刚刚过世不久，生前在大宏生活了几十年，认识很多二刘村的人。“可惜可惜，如果父亲还健在，一定帮得上这个忙。等你哪天回国了，我来做你的向导，带你去长乐。”“长乐尾”在微信里向我承诺。
去年回国后，“长乐尾”工作繁忙分身无术，交待在潭头大宏生活的哥哥良福做我的向导。良福找来了他在二刘的好朋友刘伊峰大哥，带着邻居施小弟，带我去二刘村找到了曾外祖父（外婆的父亲）的祖墓，又去了梅花镇和金峰镇。
改革开放以来，长乐人一马当先敢想敢拼，将长乐变成了全中国的富裕之乡。尽管商业气氛浓厚，长乐地区淳朴好客的民风却一直没有改变。良福，刘大哥和小施对我和几个从福州来的好友非常热情，一路照顾有加。我回到加拿大后，大家还一直用微信保持联系。
詹主任交待小施继续帮我打探家族的消息，并同时动用他的人脉关系，找到了他在长乐的一位林姓老同学。老同学恰巧在金峰镇的林氏联谊会任职。小施叫上施大哥，一起来到了联谊会找他帮忙。
去的时候正巧碰上小集会，长乐地区各个林姓聚居的村庄的理事几乎全来了，听小施说海外华人欲在家乡寻亲，纷纷表示愿意帮忙。小施报上我外公的“钦”字辈和舅舅的“可”字辈，谭头厚东村的两个林姓干部听了，马上说：“他们是谭头碧岭村的。”厚东林与碧岭林是同一祖宗，经常走动。
于是，联谊会的人马上给碧岭村的联谊会理事打电话，小施同时开通了我的微信通话，我隔着微信，听到有人在电话一头叫“林可应”，又有人问：“是不是傅晶晶在找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林可应，难道是他？那个失联了四十多年的给我送过梅花蟹的舅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