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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印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印军仍旧不堪一击
标题的这个观点，是笔者十年前在2006年7、8月期间黎以战争中的体会，也是之后一年时间里与印军密切交往中的深刻认识。
今天，笔者打算先说亲身体会，再说切身感受，然后说说基本论据。
亲身体会
2006年7月12日，突然爆发了黎以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的现代化战争，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和最强大作战能力之一的以色列国防军对阵世界上最强大的游击队性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这场战争是因为真主党武装在边界伏击了以色列巡逻分队，打死4名以色列士兵，抓走2名伤兵而引发。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了全境轰炸，并地面进入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战争中，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死伤数十人，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连同他的3位同事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不幸遇难于军事观察哨中，我带领的维和工兵营同样遭到火箭弹袭击，3名官兵负伤。
战争之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至今已经“临时”了39年）共有6个出兵国，共有1900余人；法国是最大出兵国，所以司令和参谋长由法国人担任；印度是第二大出兵国，所以副司令和作战处长由印度人担任，正因如此，司令部里印军军官几乎占据一半人数。
由于印度军人的英语水平很高，任何一个校级军官的英语水平与母语差不多，因此印度挑选的维和部队军官都是国内的精英级、阅历型军官，训练、管理、作战指挥能力都是印军里的能人，是印军里综合素质较高的群体。很显然，这个作战处长可以说是印军精英中的精英。而作战处长，自然是战争期间的灵魂人物之一。
以这个处长为代表的印度军官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归纳起来就是“三低”：判断能力低，工作效率低，指挥能力低，搞得维和部队非常危险和被动。
判断能力低：例如，战后第五天了，那个作战处长起草的给联合国总部的报告，对战争形势和发展走向的判断，认为不会长时间持续，以色列主要动机是教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而我在战争次日报回国内的判断结论是：“冲突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冲突将持续较长时间、以军可能出兵局部占领黎巴嫩领土。”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他的判断是偏差很大。正确的判断结论成为我们后来正确处置应对战争的基础。
工作效率低：例如，战争刚刚打响，在司令部还没有下达红色预警的时候，我碰巧得知边界刚刚开火的消息，就立即多方核实，提前下达进入战备状态的有关通知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司令部下达进入红色警戒的时间滞后了半小时的原因：印军主导的司令部作战口工作层面层级特别多，电台员接到边界的电台通报后，记录报告，然后电台负责人签字，然后递交通信部门负责人，负责人签字后再递交作战值班室，值班参谋记录后再报给值班室负责人，负责人报给作战处值班参谋，值班参谋报给副处长，副处长再报给处长，处长报给参谋长，最后才到司令那里，然后又返回作战处，再到作战值班室通知部队……缘何具有如此多的层级指挥？这个后面将会谈到。
指挥能力低：例如，战争中我部奉命前出执行人道主义救援，搜寻遇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尸体，途中遇到前方陆空激烈交战，以军飞机也正在轰炸，我部报告前进受阻，从交战情况看，无论司令部如何交涉，以军也不可能停下战事开通“窗口”，建议立即撤回。但这个处长命令原地等待，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眼看轰炸区域越来越近，我再次请求立即撤回，这个处长说他们正在与以军协调安全窗口，我说这种激烈交战的时候，以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停止作战行动留出安全窗口，他说再等等；我根据联合国“不宣誓效忠原则”（必要时可以拒绝执行命令），自己下令部队向营区回撤，途中他打来电话说以军的确不给窗口，命令回撤。这是一场惊险的行动，回撤途中以军炮火与航弹几乎是跟着我部后方打，围着周边炸。
切身感受
在与印军维和人员的来往接触当中，我有两大感受，一是明显地感到印军军官对待我们的态度是两级分化，二是印军官兵并不希望中印开战。
印军军官大多数人非常热情友好地对待我们，但也有一小部分冷漠甚至显示出仇恨状态。司令部里，副司令对待中国部队，就像是自己的部队一样关心厚爱，态度友好，热情有加，设法帮助我们解决这样那样的困难；而那个作战处长，却总是冷冷冰冰，明显带着仇视，工作中多次故意刁难，战争时期胡乱指挥，直至我用电子邮件提交抗议信，他受到司令副司令批评后才有所收敛。后来我才从侧面知道，有的印军军官的父亲或爷爷参加过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后果可想而知。
而印度营则是对我们最热情的部队，几乎每半个月都要发邮件打电话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周末聚餐。每次我去，他们都要安排乐队在俱乐部门口奏乐欢迎，走的时候也要奏乐欢送。从他们的战利品陈设看，这支部队参加过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指挥官曾经在中印两军正在对峙的洞朗地区乃堆拉山口当过营长。他离任回国时请我参加告别宴会，中间请我即席致辞，我说了一段“……喜马拉雅山再高，挡不住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喜马拉雅山再冷，也无法冻结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引得他们所有军官直呼“万岁”。实际上，印军部队不少人是不愿与中国打仗的，因为他们的待遇太好了，印军旅长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待遇水平，相对而言可以说超过我军的上将。打仗，就意味着有可能失去这一切。所以，那个指挥官在我致辞后和我碰杯时说“打仗是政治家的需要，不是大多数人的需要，如果以后我们两个国家打起来，如果我们的部队正好碰面，我们双方的枪口都这样好吗？”他做了一个枪口朝天的动作，然后我俩哈哈大笑一口干了大杯红酒……
基本论据
居于上述两方面的感受和体会，我从多方面研究了印军最大的致命弱点，所以提出“如果再战，印军同样不堪一击”的结论。
首先是殖民体制。印军的体制带有殖民时期的隆重色彩，是统治的体制，是贵族的享受体制，而不是打仗的体制。从国家政府到军队，总体上还是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古典体制，等级太密，程序太多，因此效率非常低下，并且非常死板，这是作战行动中的大忌。我们只要看看印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典礼服，看看锡克族官兵那长达20米的包头布，就知道他们的观念和体制都僵化到何等程度。
其次是传统体制。尤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严重缺乏平等，缺乏民主性和灵活性。种姓制度不仅限制了人才，也在军队中建立了军衔职务之外的繁杂等级，因此印军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军队，这就非常的死板僵化，普遍缺乏灵活性，更没有自主性，遇到任何情况都要等待上级命令，遇到变化的情况不能独立思考，独立决策，及时调整，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习惯，往往错过战机。
再次是层级体制。印军建立在种姓制度和传统观念基础上的军队层级制度，是绝对的等级分明，分明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比如，副旅长到旅长办公室要事先经过副官报告，同意后才能去，进去后副旅长是不能坐下的，必须笔挺挺地立正站着汇报、听取指示。再比如，同样是中校在一起，晚一年的中校在早一年的中校面前就是下级，老中校不发话，新中校就必须规规矩矩。同是中校，高种姓的中校就要比低种姓中校高人一等；如此类推到士兵层面，可想而知印度军队就是一部严丝合缝的机械装置，而不是人组成的战斗群体，这种部队的工作和作战效率必定是超级低下的，是缺乏战斗力的。
第四是宗教信仰。印度军人普遍信教，不是信奉印度教就是信奉佛教，一旦战争打响，很多人会产生巨大的恐慌害怕情绪，进而失去战斗意志。
第五是思维观念。印度人把事物看成可控和不可控两大类，认为可控的事物才努力去做，认为不可控的则任其自然，一般不会迎难而上解决问题。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印度的火车顶上坐满人的视频，虽然累累发生伤亡事故，但政府认为这是没法的事情，是不可控的事情，没有谁会去想办法解决。这种理念在军队里同样盛行，因此印军在历次战争中一旦看到势头不对，战斗意志迅速崩溃，很难誓死战斗到底，这就是1962年印军一泻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根本原因。
2017年的印度，的确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经过几十年的备战，印度在中印边境一线及纵深的战备基础设施的确有了很大改观，武器装备也有了飞跃发展，部署在边境一线和东北部的作战和保障兵力甚至超过中国。但是，当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1962年的解放军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不是1962年的状况了。
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主席在这里说的“人”，并非简单地说自然人，而是包括了理想信念、战斗意志、战略战术、组织指挥等丰富的内涵。印军那种古典落后死板体制、层级繁多的上下关系等等，再好的武器装备遇到复杂情况时也难以发挥优势。
上述情况，加上印军在作战地区“仰守”、“仰攻”的被动、西里古里走廊咽喉的脆弱、平均宽度超过千米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对其东北部和孟加拉形成的天然障碍对其兵力机动和保障行动的制约等等因素，如果中印之间再次开展，无论作战规模大小，印军仍然不堪一击。
（此文已于7月8日发表于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