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十一月十九(戊戌),唐高宗李治任命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兼侍中。十一月二十五(甲辰),开府仪同三司鄂忠武公尉迟敬德去世。
也在这年,爱州刺史褚遂良病逝。褚遂良是散骑常侍褚亮的儿子。隋炀帝太业末年,他随父亲在陇西。薛举僣号称帝时,署任他为通事舍人。薛举败后,他归附朝廷,被授为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唐太宗贞观十年(636),他从秘书郎升任起居郎。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其擅长隶书,父亲的朋友欧阳询非常器重他。唐太宗曾跟侍中魏徵说:“虞世南死后,没人可以再和朕谈论书法了。”魏徵说:“褚遂良下笔遒劲,很得王逸少(即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当天就召见并任命他为侍书(侍奉帝王掌管文书的官员)。唐太宗曾拿出御府里的金银布帛购求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天下人争着拿古时的书帖到宫阙敬献,当时也没人能辩别真伪。褚遂良看了这些书帖后,讲出它们的出处,没有一处谬误。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要到泰山封禅,先去了洛阳。当时有彗星出现在太微,侵犯了郎位。褚遂良跟唐太宗说:“陛下拨乱反正,功勋超过先前的英烈。现在即将前往东岳祭告成就,是天下人的荣幸。然而御驾来到洛阳,却见到彗星,这或许象征着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况且汉武帝犹豫了好几年后,才开始巡行岱宗(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臣的愚见是,还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便下诏取消了封禅的事。那年,他升任谏议大夫,并兼知起居事(即记录帝王的日常事务)。唐太宗曾问他:“爱卿负责起居,到底都记录了些什么?人君能够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的帝王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专门记录人君的言行,也记载人君做的好事坏事,作为今后的鉴诫,希望人主不做非法的事情。没听说过帝王可以自己观看起居注。”唐太宗说:“朕如果做了什么错事,爱卿也一定得记录吗?”褚遂良说:“守卫正道不如忠于职守,臣的本职就是用笔记载,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录。”唐太宗觉得很对。
当时庶出的魏王李泰受到唐太宗的宠爱,得到的礼遇和品秩如同嫡嗣。那年,唐太宗问侍臣们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情最急?”中书侍郎岑文本说:“《传》里说过:‘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其实出自《论语·为政》)。由此看来,礼义最急。”褚遂良进言道:“当今全国百姓景仰德行,谁敢为非作歹?但太子和诸王,必须确定名义。陛下应当制定千秋万代的法则留给子孙。”唐太宗说:“这话在理。朕即将五十岁了,已感觉有点衰老惰怠。虽然已经立长子为东宫太子,然而诸弟以及庶子多达近五十人。心里经常忧虑,大多都是因为这一原因。但自古以来,不论嫡庶,如没有良好的佐吏,何曾没导致过国家的倾亡衰败?你们必须为朕搜罗寻访贤良的德才,作为储宫的师傅,包括诸王,也都应当寻找正直人士。另外,事奉人年月久了,自然会产生深厚感情,因此导致诸王有非分觊觎的,多数也是这个原因。”于是限制各王府的部属官僚不得超过四次考核任期。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褚遂良道:“虞舜制造盛食品的漆器,大禹雕刻装祭品的器皿,而当时想劝止他们的人有十来个。食物的器皿有什么大不了,何必要如此苦谏?”褚遂良说:“精雕细琢会妨碍农事,精美织锦会劳累女工。如果开创了奢侈淫逸的先例,将会逐渐导致危亡。一旦不断地制造漆器,必定慢慢就会用黄金替代;不断制造金器,必定逐渐会用玉石替代。所以诤臣一定得在一开始就谏止,等到已经过份了,再劝谏就没用了。”唐太宗觉得非常有理,于是说:“作为人君,不为黎民百姓着想而沉湎于奢侈淫逸,危亡的日子将指日可待。”当时很多年幼的皇子都担任都督或刺史,褚遂良上疏说:“当年两汉靠郡国治理百姓,除了郡以外,还分封诸子。他们裂土分疆,混杂着使用周朝的体制。如今朝廷的州县,基本依照秦朝的法度。幼年的皇子,不少被授予刺史。陛下怎能不用自己的骨肉诸王,去镇守捍卫四方?这一制度,比古代还要高明。但根据臣的愚见,还有些小缺憾。为何这么说呢?刺史是郡的主帅,民众仰赖他得到太平。得到一位好人,那么郡内安宁平息;遇到一个坏人,那么整州都将劳累疲弊。所以人君爱恤百姓,经常为他们选择贤良。因此有的刺史‘河润九里,京师蒙福(语出《后汉书-郭伋传》:‘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有的刺史深得人心,被百姓歌颂,甚至活着时就为他立祠。汉宣帝曾说:‘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是优良的地方长吏)’根据臣的愚见,陛下应当将年龄尚幼,还不能胜任的儿子们,暂且留在京师,用经学教育他们。一则他们害怕陛下的天威,不敢随便犯禁;二则他们可以观察陛下的朝仪,自然就慢慢领会了。他们因此养成习惯,自己开始懂得为人。到陛下觉得他们可以胜任州郡的大任后,再派他们赴任。臣谨注意到汉明帝、章帝、和帝三帝,能友爱子弟,从那时以后,友爱子弟便成为选择储君的一项准则。陛下分封的诸王,虽然各有自己的国土,但年龄幼小的,可以把他们召回到京师,以礼法加以训导,对他们垂以恩惠。朝廷至今已经历了三世(封王的从唐高祖的兄弟到他的孙子为三世),诸王多达百十来人,而只有二王(指李建成和李元吉)稍微恶劣,其余都活在和谐环境里,耳闻目染,基本全是善人。前事已经应验,还希望陛下详察。”唐太宗觉得他讲的非常有理,全都采纳了。那年,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废,魏王李泰进宫入侍,唐太宗当面许诺要立他为太子。他因此询问侍臣们说:“昨天青雀自己投在朕的怀抱里说:‘臣今日才开始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是重生之日。臣只有一个儿子。臣百年之后,将为陛下杀了他,然后将皇位传给晋王(李治)。’父子之爱都是天性。我见到他这样,感到十分怜惜。”褚遂良进言道:“陛下失言了。还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要犯错。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掌握大权,成为天下之主,那时他怎么还能杀了自己的爱子,将皇位传给晋王?陛下当年立承乾为太子,后来又宠爱魏王,对他的礼数超过了承乾,正是由于嫡庶不分,所以造成了这一局面。丰富的前车之鉴,为时不远,足以成为一面明镜。陛下今日既然要立魏王,那么臣希望把晋王安置到别处,这样才能让他得到安全。”唐太宗泪流满面地说:“我不能这么做。”当天他就把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褚遂良等人召进宫里,决定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当时老是有飞雉聚集在宫殿之内,唐太宗问群臣道:“这是什么吉祥之兆?”大家都说:“春秋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的在陈仓鸣叫,雄的则在南阳鸣叫。童子说:‘得雄者王,得雌者霸。’秦文公便以为那是宝鸡。后来汉光武帝得到雄雉,因此在南阳起兵后得到了天下。陛下以前封秦王,所以雄雉出现在秦地。这正是为了彰明陛下的圣德。”唐太宗高兴地说:“立身之道,不能没有学问。褚遂良知识渊博,可以深为倚重。”不久便任命他为太子宾客。
当时薛延陀酋长派使者来求婚,唐太宗许诺将宗室女儿嫁给他,并收了他们的聘礼,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褚遂良上疏说:
“臣听说信誉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依托。所以周文王掩埋枯骨而取义于民(典故出自《吕氏春秋》:周文王使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遂令吏以衣棺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人乎!),孔仲尼宁可不食而存信于礼(语出《论语》:‘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薛延陀以前不过一个俟斤(西域大部落领袖称可汗,小部落称俟斤)而已。当朝廷神兵北指,荡平沙塞,狼山、瀚海之后,北荒万里萧条。陛下虽然对外用兵,但对内施恩,觉得他们的残余盗寇到处奔逃,必须立个酋长加以安抚,所以赐给他一道玺书以及大鼓和旗纛,立他为可汗,让他感恩戴德,仰望天朝,也致使西域的其他戎狄,无不知晓,得以共同沐浴和风,享受恩信。近来他多年派遣使臣,来向大国求婚。陛下又降下宏大私恩,答应他的联姻。于是远报吐蕃,遥告思摩(突厥头领,唐太宗赐他姓李),并通报全中国,使得五尺童子人人皆知。陛下还亲临北门,接受他们的献食。当时朝廷百官端正地手持牙笏,各族戎夷衣襟左衽地站立阶下,接着举行欢宴,全都听到陛下许婚的德音。大家无不口里歌功颂德,身上手舞足蹈,一整天都无不欢乐。盛会之后,百官也各表见解,全都认为陛下为了百姓的安宁,不想边境再发生战争,因此不惜将一位皇家的女子嫁给可汗。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所以深感陛下的恩德。今天突然改变主意,有悔婚的想法,臣为国家觉得可惜。君子不失态于物,不失信于人。当年晋文公包围原国时,许诺三天里攻克,下令军队只带三日的口粮。三天后原国还没有投降,晋文公即命令撤围离去。探马报告说:‘原国马上就要投降了。’军吏们都请求再等等。晋文公说:‘信誉是国家的珍宝,百姓的庇护。得到原国却失去信誉,将用什么来庇护百姓?’陛下的顾虑出乎意外,信誉在诺言之前,今天临时忽然变卦,其实值得珍惜的很少(指不过一个皇家女子而已),而失去的却很多(指对异族民众失信)。情理既然不通,必定产生嫌隙,导致对方畏惧忌恨,只怕边境将会风尘大起。西州和朔方,能不受到困劳和惊扰?他们胡人因为君主被欺骗而心怀怨恨,而我们的朝士因为自己的失信而心怀惭愧,也许就无法训练士兵,激励军事。还希望陛下以圣德神功,廓清天下四方。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已有十五个年头,总是以仁恩感化民众,以信义安抚戎夷,汉人夷人无不欣然归化,因此得以轻松治理天下。现在的世人,无不思报陛下的厚德;他们的后代,也盼望报答陛下的子孙。今天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继续保全陛下的信誉,有始有终,陛下不就是个圣人吗!而且龙沙以北,异族部落多如牛毛,中国派兵出击,终究无法全部消灭,他们也照样会此起彼伏,就像可北败了,芮芮兴起,突厥亡了,延陀强盛。所以古人忽略外域而重视内地,对他们怀之以德,有错也在于外族而不在于华夏,失信也在于对方而不在我方。陛下圣德无涯,威灵远震,所以平定了高昌,打败了吐浑,扶立了延陀,消灭了颉利。陛下还减轻刑罚,降低租赋,从不积压政务,因此经年粮食丰收,祥符屡屡出现。即使尧、舜、禹、汤都远远比不上陛下。还希望陛下也把平和带给旁支,增广养育苍生的范围。而对绝域远藩的忿恨和觊觎,并非停息干戈和兴文将武的好办法。臣平庸暗弱,愧居陛下左右。今天斗胆进献连篇瞎话,不胜战战兢兢。”
这篇奏疏文辞斐然,意义深远,所以被收进褚遂良的传记。
当时唐太宗打算亲征高丽。他环顾侍臣们说:“高丽的莫离支(相当宰相)弑杀了他的国王,虐待他的臣民。凡是出师吊民伐罪,都应当利用时机的便利。如今趁着他的弑虐,干掉他十分容易。”褚遂良答道:“陛下的神机妙算,人们往往猜不透彻。隋末的纷乱离析,是陛下亲手平定了寇乱。当北狄侵犯边塞,西蕃失去臣礼时,陛下原想命令将领出击,但群臣无不苦谏;结果陛下圣明独断,派兵进讨,最终将他们全都诛灭。海内的民众,域外的国家,害怕陛下的威严而慑服朝廷,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如今陛下将要兴师辽东,但臣却感到困惑。为什么呢?陛下的神武,不比前代帝王差。大军一旦渡过辽水,自然期待指日获胜。但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将无以威慑远方。如果因此再次发动气愤的兵马,那将安危难测。”唐太宗觉得非常有理。兵部尚书李勣说:“前不久薛延陀侵犯边塞,陛下本想派兵追击,但后来听了魏徵的谏言,结果错过了机会。如果顺着陛下的圣策,那么薛延陀将无一人生还,边塞可以五十年疆场无事。”唐太宗说:“的确像爱卿说的那样,被魏徵耽误了。朕不想因为一个失误就抱怨他。不过今后有好计策,朕怎肯轻易错过。”于是听从了李勣的话,部署了渡辽的大军。褚遂良因为唐太宗执意东征三韩(即高丽。古代朝鲜南部由马韩、辰韩、弁韩三韩构成),怕他以后遗憾后悔,便于翌日上疏谏道:
“臣听说国家就好比身体,两京等于心腹,四境好比手足,而他方绝域,好似身外之物。臣近来在御座下,接受口敕,向群臣宣布,说陛下要亲自讨伐辽东。臣连续几个夜晚都在思量,但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高丽王是陛下所立,莫离支杀了他,陛下讨伐篡逆,收复失地,这的确是个可趁之机。关东赖于陛下的恩德仁泽,长期没有征战,但只要命令两三员勇将,发动四五万兵马,飞石轻梯,拿下他们将易如反掌。圣人有所作为时,总要遵循常规,才能克平凶乱,驾驭才杰。陛下弘扬了阴阳两仪之道,光大了三皇五帝之风,提携英雄人物,个个都愿意为陛下效命。像侯君集和李靖那样的平庸人士,都能横扫万里之外的高昌,平定千载之久的突厥,都是因为陛下的具体指示,所以声誉归于圣明。臣钻研了不少史籍,发现直到近代,作为帝王的,从没亲自出讨辽东的先例。作为人臣出征的,倒是有过。汉朝时有荀彘和杨仆,曹魏时则有毌丘俭和王颀;司马懿还是人臣时,慕容真僣号的儿子,也都曾为他们的君主长驱高丽,虏走他们的百姓,削平他们的城垒。陛下立下的功勋可比天地,建下的政绩包于古昔,自然应当超越百王,岂能把自己等同于以上的六人?陛下当年翦平寇盗叛逆,手下不少爪牙部将。他们尚未衰老,犹堪重任,并非只有陛下才能指挥他们,他们自己也可以出征得胜。如今太子新立,年龄着实幼少,其余的藩镇边屏,陛下自己也很清楚。如今一旦放弃金汤般的安全,冒险渡到辽海之外,臣一想到这里,总是思虑万千,烦愁并集。‘大鱼依于巨海,神龙据于川泉。’这指的是人君不能轻易远行。况且长白山和辽水以东,经常会遇上暴雨,波涛翻腾,平地也会水淹数尺。带方和玄菟一带,海路深邃浩渺,并非万乘之躯应当前去冒险的。东京和太原,称作中心地区,东向可以声援征辽军,西指足以摧毁薛延陀;距离西京路途也不远。陛下可以到那里节度各路大军,部署军事要略,让将领们把枷锁套在莫离支的颈上,在皇家太庙献俘。这才实在是最安全的上策,社稷的根本。特乞求陛下的天慈,省察臣的一片苦心。”
这也是一篇文辞斐然意义深远的奏疏,但唐太宗不听。贞观十八年(644),褚遂良官拜黄门侍郎,参与朝政(等于入相)。高丽的莫离支派使者来长安进贡白金。褚遂良跟唐太宗说:“莫离支弑杀他的君主,被所有异族所不容。陛下为此兴兵,即将吊民伐罪,为辽山百姓报君主被害的耻辱。古时候,讨伐弑君的贼臣时,是不接受他们钱财的。春秋时弑杀了宋君的华督送给鲁君一座郜鼎,鲁桓公在太庙接受了它。臧哀伯谏道:‘君主应当昭明仁德,杜绝违法。如今抛弃仁德,助长违法,居然把他贿赂的器皿放在太庙,百官对它膜拜。这样又如何诛伐违法之人?周武王灭商后,将九鼎迁移到洛邑,义士还为此非难他。更何况今天竟将违乱之人贿赂的器皿放置在太庙。这到底要干什么?’《春秋》的记载,是后代百王效法的依据。如果接受叛臣的礼物,纳取弑逆的朝贡,而不觉得不对,那征伐他意义何在?臣认为莫离支所进献的东西,自然不能接受。”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将莫离支的使者关进了廷尉监狱。
唐太宗消灭高昌后,每年都要征调一千多人到那里驻防。褚遂良上疏说:
“臣听说古代的圣哲帝王,总是以华夏为先,然后才考虑夷狄;务必广施德化,但并不注重荒僻地区。所以周宣王没怎么征伐,只到边境就停止了。秦始皇远征塞外,造成中国分崩离析。汉武帝利用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利用兵马的余力,开始沟通西域,首次设置负责西部地区的校尉。军旅连年出征,将近三十年之久。还到宛城得到骏马,在安息采摘葡萄。结果导致全国财力虚竭,百姓流离失所,征税甚至征到六畜,预算包括车船,又遇上荒年,造成盗贼并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又迎合他的旨意,请求派士卒到遥远的轮台(地处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北缘)屯田,修筑城池威慑西域。汉武帝终于翻然追悔,衷心改变政策,抛弃了轮台的驻防,下达哀痛的诏书,于是人神共同感悦,全国开始康复。如果汉武帝采用了桑弘羊的建议,天下生灵也许全都丧生。所以汉光武帝的中兴,不超越葱岭。汉孝章即位时,召回了西域都护。
“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服他们凶恶的君长,任命为州县长吏。然而王师刚刚出发那年,河西地区为了供应大军的粮草,到处征收租调,结果导致十室九空,数郡一片萧条,五年无法恢复。如今陛下每年派一千多人老远地前往驻防,整年要和家人离别,他们无不万里思归。派去驻防的士兵还得自己置装,负责其他费用;他们不但要出卖稻菽,还得变卖织机。路上死亡的人,还不算在内。朝廷又发配罪人到那里,想以此增强驻防。但那些罪人,出身贫贱,终生懒惰,犯禁违法;他们只能扰乱边城,实在对驻防部队毫无帮助。派出的士兵里,也有不少人逃亡;官司出兵捉捕,又给国家增添麻烦。高昌的路途,沙漠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来往的行人,一旦遇到风暴,多数都死了。《易经》说:‘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假使张掖和酒泉一带出现紧急情况,陛下难道能得到高昌地区的一兵一卒,一粒菽粟吗?终究还得征发陇西各州,星夜兼程,赶往救助。由此看来,这河西地区好比心腹,那高昌一带好比他人的手足。岂能浪费中华的资源在毫无用处的地方?《尚书》说:‘不作无益害有益。’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陛下的王道辉映先天,威严遍行内外,在漠外平定颉利;在西海消灭吐浑。突厥的残余部落,陛下为他们立了可汗;吐浑的剩余民众,陛下为他们更树君长。所以重建高昌,并非没有先例,这就是所谓‘有罪而诛之,既伏而立之’的意思。四海的百蛮,谁不喜闻乐见,感怀陛下再生的大恩,畏惧朝廷的威严,仰慕中华的仁德。所以陛下应当选择可立为君的高昌人,征召他成为首领,然后遣送他回到本国。他定将感恩戴德,长久成为藩镇屏障。中国不再为高昌困扰,他也将既富裕又安宁,传给子孙,直到永世。”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在寝殿旁另外修置了一座大院,令太子居住,不让他住到东宫。褚遂良又上疏谏道:“臣听说周朝时太子进宫问安,三次后就必须退下。汉朝时储君为帝王视膳,每隔五天才能前来一次。前代贤人的做法,影响深远。礼法说:‘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学书计也。’难道说古代的贤达,就没有仁慈之心?他们克制自己的私爱,就是想让儿子有所成就。凡人尚且如此,何况君主的世子?自然应当春季诵经,夏季学弦,亲近师傅,体会人间的庶事,适应君臣的大道,使他能够非常认真地倾听有益的声音。就像岁首都有阳春,玄天都有日月一样。弘扬这一美德,就能造就储君元良。陛下的大道养育三才(天才,地才,人才),功勋包涵九州,亲自树立太子,天下莫不欣欣。既然说是废黜昏聩,另立英明,就必须让天下称道瞻仰。然而陛下教育训导的办法,实在还比较欠缺。让太子不离膝下,经常深居宫内,太保太傅的教诲无法畅通,经史书籍的谈论也无法做到。况且俗话说,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定会导致怨恨;父子不可以溺爱,溺爱或许会产生罪过。还希望陛下就远借鉴殷、周,就近遵循汉、魏,不能突然改变常规,事情必须逐步改进。可以尝试十天半月,让太子一半时间回到东宫,专门学艺以增强自身,让天下人知道他的良好声誉。那么微臣即使死了,就像还活着一般。”唐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言。
褚遂良前后的谏奏和良好建议共有几十道,多数都被采纳。那年,他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贞观二十一年,他以本官检校(代理)大理卿,但不久因父亲去世而丁忧解职。翌年,朝廷要求他回来恢复旧职,很快又拜中书令。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进入卧内,跟他们说:“爱卿等人的忠烈,都记在朕的心里。当年汉武帝寄望于霍光,刘备托孤给诸葛亮。朕的后事,全都交给爱卿了。太子十分仁孝,爱卿都很熟悉,必须尽心尽诚辅佐他,永保宗庙社稷。”又望着太子说:“只要无忌和遂良在,国家的大事,你就不用担忧了。”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永徽元年(649),他进封为郡公,但不久因事被贬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唐高宗内征他出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授光禄大夫。那月,他又兼任太子宾客。永徽四年,他取代张行成出任尚书右仆射,依旧参知政事。
褚遂良的事其实前面大部分都谈过,就不赘述了。他后来因得罪了武皇后最终被贬为爱州刺史,这时死在任上,终年六十三岁。
要想知道唐高宗后来的情况,请看下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