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 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 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 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
“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 第二，山上的草木照 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 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 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 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一年开张; 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 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
“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 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 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 1967年9月16日 )
“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 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
“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 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 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 (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 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10月12日)
总结文革理论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归纳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 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 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 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同阿尔巴尼亚党政 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 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 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 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 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 事……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 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9年4月11日)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 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 你不改造他? 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 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 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珍宝岛事件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 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 这不是唯物主义，也 不是辩证法。” “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 1559页)
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 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 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 1版，第1566、1567页)
.“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对陈伯达“天才论”的批判：《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 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 “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 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 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 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 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 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 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 15日)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同刘丰谈话记录，1971年8月27日)
“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 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的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来源同上)
“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 利……(根据形势)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 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 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1970年5月21日针对 美帝侵略柬埔寨行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 1972年7月24日)
“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34页)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 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