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孙清芸
（六）管制分子的生活（2），被驱赶到农村
1959年下半年，母亲病好了，可以正常劳动和做家务了，但不久后，成都市当局开始驱赶五类分子到农村，母亲也在驱赶之列。其中原委，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来厘清其来历，此处只能作一点推测。据“当代成都简史 ”载 ： “1958年冬，全市农业衰退的局面已经形成”[10]。成都市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均很紧张，压缩城市人口是当政者的一种选择。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压缩城市和工矿企业的人员，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像母亲这样的政治贱民。
此时，我父亲仍然在康定主持西康地区的公路修建工作，而母亲却要被赶到天回镇农村去落户，家中三个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8岁，就成了无人照管的孤儿。母亲被逼，又不敢说话，真有走投无路的感觉。此时，幸得邻居彭姆姆出手相助，同意让我们弟兄在她家搭伙，算是一种安排。彭姆姆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彭伯伯为人忠厚，也是交通厅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彭姆姆待人温和，善于持家，她家有四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比我们大，只有她的小女儿比我们小，我们相处融洽。
我们就这样每天坚持上学，放学回家就自己完成作业，在彭家吃饭，在自己家中睡觉。似乎是父母言传身教的缘故，也许还有为母亲争气的动力，尽管年龄不大，父母远离，但我们三弟兄都热爱学习，努力上进，绝不上街晃荡，更不荒废学业，这直接培养起了我们自学、自立、自励的良好习惯，以后受益终生。但是，毕竟还是孩子，冬天晚上怕冷，懒于起夜，就常有遗尿在床的尴尬事情发生。遗尿之后，我们又偷懒，并不马上洗床单，以至于母亲返家看望我们时，看见床单上画着一圈一圈的“地图”，闻到尿臭，但母亲从不责骂，只是埋头为我们洗床单。母亲忙碌完后，很快就又到她该赶回天回镇乡下的时间了，母亲离去时总是反复叮嘱，边走边说，要我们三弟兄一定好好读书，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在母亲的叮嘱声中，在和母亲告别的挥手之际，我们站在街头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的离去，那场景，那滋味，至今想起，仍然心酸。
由于母亲不在身边，我们不那么注意卫生。我患上了头癣，头上一块块的地方出现感染，骚痒难忍，而且开始掉发。头癣俗称“癞痢头”，属于一种真菌感染，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皮肤病，它是头皮和头发的浅部真菌感染引起，严重时会导致永久性秃头。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去医院看病，效果不佳。延宕数周后，母亲知道了，很是着急，就四处寻找方法，后来，她不知用了什么偏方，调制了一种药膏，内有毒蝎，其味古怪，给我敷头，方才根治。稍大后我想，幸好根治了，要不真成了“癩头”，那将终生受累。
母亲去的地方在天回镇外六七里处，地名叫白塔寺，当时称为天回公社白塔大队。此处离成都并不远，但当时却是十足的农村，田畴平旷，阡陌纵横，河沟交错，屋舍俨然，绿竹环绕，竹林盘中时有鸡鸣犬吠。
我们在假期中常到母亲的生产队去看望她，或者母亲探家后，带着我们去她那里小住。从梓潼街家中到天回镇白塔寺，距离至少有15公里，其中有10公里沿川陕公路蜿蜒而行。上世纪50年代末的成都，没有方便的郊区公交车可乘，全靠步行，这对年仅8-12岁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远征。
我们常常绝早起来摸黑出发，经梁家巷，过驷马桥，越洪家坡，此处路的右边是昭觉寺，远远望去，古木森森，连绵里许，林梢上寒鸦盘旋，颇有意境。路的左边是一座规模颇大的工厂，名为成都动力机械厂，其内有三栋形状一致的厂房，呈垂直走向面对公路，厂房墙上面书写着巨幅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被呼万岁的三者乃是中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最有声势的“三面红旗”。此工厂后来改名为成都红旗柴油机厂，和我有不解之缘。我在下乡后招工进入的就是此厂，从1972年2月进入到1979年9月考上研究生离去，一共呆了七年多，此是后话。当走到将军碑，大致就走了全程的一半，稍作休息后，再继续前行。此时路两旁渐有小山凸起，山不高，仅几十米左右，但绵延不断，左边的叫凤凰山，右边的叫磨盘山，在成都平原上也算得是名山。当看见成都军区总医院后，就知道离天回镇不远了。天回镇因避居蜀地的唐玄宗闻平定安史之乱，过此地回銮而得名，乃成都北边的一个古镇，熟悉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的人对此镇应该不陌生。古镇规模颇大，一条长街，伸延一、二里路，街上店铺颇多。在镇中部，左转弯有一侧道，向西北方沿路逶迤而行，再走6里小路，才能到母亲所在的生产队。
母亲所住之地是个颓败院落中的一间偏房，绿竹掩映，旁有小溪流过，屋后就是大片麦地。母亲白天要出工，生产队的农民，包括队长，待母亲自然亲切，并不为难她，派她干的大都是一些较轻松的农活，如拔草、松土、栽菜、浇麦等。母亲边学边做，居然很快就熟练起来。母亲下去没有多久，生产队的食堂就开不起锅了，农民们开始各自在家吃饭。母亲当时也在住处自己开伙，我们去时，母亲会想方设法到农民家买一只兔子，用点米粉，加点佐料，蒸来吃，那是美味。有时，母亲会带着我们去赶场，周边的场镇，如三河场，斑竹园都去过，买回一些红薯，红萝卜，厚皮菜，给我们充饥。母亲还学着农民的办法，在野地去摘一些艾蒿菜，当地人叫棉花草，合着面粉蒸艾馍馍给我们吃，可以节省粮食。
农民认母亲是个知书识礼的人，他们尊重知识，也尊重有知识的人，并不视她为异类。母亲很快就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经常帮他们写信，念信，读报。数月以后，母亲已在一杨姓人家认了个干女儿，还要我称她为姐姐。甚至母亲还在生产队长和一个姑娘的婚事上出谋划策，姑娘家中父母反对，而青年男女则坚决要好，甚至以死相抗。母亲苦口婆心，力劝姑娘的父母，讲述利害；又给队长出主意，以委婉方式争取女方的双亲，不要硬抗。最后花好月圆，有情人终成眷属，母亲成了婚礼上的座上客。母亲还帮助一戴姓农家的长子（当时大概有20来岁）到成都治疗肺结核，帮助他寻找医院，并陪来成都看病。陪来成都时，吃住都在我家，母亲对我们只是叮嘱，戴大哥的碗筷一律在用后要高温煮沸消毒。
母亲的经历证明，农民大都是心地善良的淳朴之人，他们心中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并不为当时社会上高叫的阶级斗争所左右，对地主也无宣传中所形容的那种深仇大恨。后来我在文革中，当自己沦为狗崽子在青白江大同公社光荣大队被红卫兵监督劳动时，川西平原的农民也曾为我仗义执言，力斗手握皮鞭的红卫兵。类似的亲身体会，使我永远感念川西的农民，无论他们后来如何衣着寒酸地出现在城市的豪华之中，无论他们说话多么土气，我总是尊敬他们。
母亲和我，摄于1960年
上面的照片摄于1960年的春天，是我刚加入少先队的时候，母亲正好从生产队回来看望她的儿子们。照片中的母亲此时年仅38岁，身份是成都市天回公社的农民，地主管制分子。母亲刚从风湿关节炎康复不久，身体消瘦，面容清癯，但已经从最初重戴地主帽子的痛不欲生中恢复过来，虽然也在微笑，但和初入人世的我的天真微笑相比，含蓄而有沧桑感。
在彭姆姆家寄饭终非长久之策，不久后我们三弟兄先后到所读小学搭伙。我的班主任是个很和气的中年女老师，叫董天碧，脸宽，人胖，爱笑，在家长座谈会上，和我母亲很能聊在一起。她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就和校长讲，破例同意我在学校搭伙，和老师们一起吃饭。当时，少年的我已经能感觉到家庭出身的影响，除了某些同学的讥笑和辱骂外，最使我感到不平的是，我到10岁还迟迟不能加入少先队，尽管我一直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而且一直是班干部。每次少先队辅导员都推托说，还要对我考验考验。董老师一接手我班后，很快就让我加入了少先队，记得那是1960年3月16日，那时我已经10岁半了。入队没有两天，我就成了我班少先队的中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