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公子的旧梦今生
——试论海云新作《金陵公子》
邓全明
关键词：世界华文文学 新移民文学 风流名士 民国公子
摘 要：新移民作家海云的新作《金陵公子》讲述了一个民国公子进入前社会主义再到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种种遭遇，并通过他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时代的风云动荡以及对个人命运影响，并寄寓了作者对于公子这一特殊群体的历史以及现实意义的思考
所谓公子者，大户人家之后也。能称得上大户人家，或因财富，或因高官，或因才气。看到《金陵公子》的封面、标题，一个人名立刻跳到笔者脑中，那就是陈寅恪。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身出名门又学识过人，陈寅恪被“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可谓名副其实。笔者之所以想到陈寅恪，还因为陈家与金陵也有渊源：1900年，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并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陈寅恪是公子，也是风流名士。1925年，陈寅恪与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被聘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还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一代学人的为人、为学的理想风范，他也理所当然成为民国杰出的名士之一。
读罢《金陵公子》，发现书中被称为“金陵公子”的主人公曾万禹的风范、才气无法与陈寅恪等大家相比，但仍不失为大家公子，虽称不上名士风流，也可以算是风流公子，多少有点名士风流之余绪残风。公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富二代、官二代，因为有了上一代人的创造的财富、地位做基础，他们中上流者可以子承父志，再接再厉，将家业发扬光大，成为人中之杰，为后人楷模；中流者虽不能继承父辈事业，但风流倜傥，放荡不羁，成为名士风流、世间美谈，流传后世，也不算太辜负先人；下流者则沦为酒肉之徒，纵情声色，甚至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最终将先人事业化为尘土。现在人们谈及官二代、富二代，多有贬义，其实官二代、富二代属于第一、二中情况的也有不少。《金陵公子》中曾万禹的父亲是上海的大银行家，家产万贯，声名显赫，如不遇上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曾万禹自是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即使不能将父业发扬光大，亦很有可能成为放荡不羁的风流名士，成为人们饭后茶余德谈资，当然也可能也可能成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花花公子，为人唾弃。不幸的是，曾万禹出生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他的家庭由旧时代的宠儿一下子成为新时代的弃儿，万贯家财和耀眼的的身世转眼化为烟云。尽管如此，曾万禹少爷公子（或曰名士风流）的习性并没有完全丢掉。有钱就任性，是现在一句时尚的话，其中不乏贬义成分。其实，任性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东西，特别是任性与任情、放浪形骸、放荡不羁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知道名士风流自魏晋时期最盛，当时的所谓名士，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放浪形骸、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嗜酒如命、裸居骇俗的酒鬼刘伶，白眼待人、穷途痛哭的阮籍，恃才自傲、从容就戮的嵇康，无不如此。曾万禹生活在大一统时代，他也未必有魏晋名士的境界，但他多少还有点独立特行的余风。曾万禹本是医学院的高才生——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但因为爱情，因为失恋，他两次大打出手——一次打伤侮辱他的同学、一次打伤餐馆服务员，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当然我们可以指责他不理智，办事鲁莽，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中包含的某种名士“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影子。风流名士的另一个特点是恃才自傲甚至狂傲。之所以能成为风流名士，虽然也有出身豪门、名门的帮助，但更多是因为才华横溢、才气盖世，李白、苏轼、徐渭、李贽、唐伯虎等名士、狂士，都为旷世奇才。曾万禹或算不得奇才，但他也并非平庸之辈。曾万禹秉父母之气，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一表人才，博得班上众多女生的喜欢，可谓是白马王子，胡凤妮、黄若熙、章姗姗、柳春叶也都被他的帅气“杀”伤。当然，一表人才不能只是外表的，否则只能是奶油小生了。曾万禹的学业也不错，特别是英语，足球也踢得不错，多少算个才子。他的这种才气也体现在他做生意的成功上。改革开放后，遭受牢狱之灾、失去工作的曾万禹进入商场，很快就获得了成功，生意从服装业做到餐饮业、娱乐业，俨然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曾万禹的成功，得益于父辈的余威——不需要自筹第一桶金，也得益他经商的才华。富家公子家中有的是钱，当然不在乎钱，故此挥金如土、视金钱如粪土是公子、名士的第三个特征。曾万禹家的财富虽然今非昔比，不可能挥金如土，但他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还是颇有大家公子气度。三年饥荒时期，许多学生都饿得面黄肌瘦，甚至饿死。曾万禹的同学、章琳琳的闺蜜柳春叶也患了浮肿病。为帮助柳春叶，曾万禹花了不少钱，连章琳林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他毫不在意。也正是因为这，本来对曾万禹不怀好感的章琳林“觉得他心肠不错，且不俗，完全不拿钱当回事”[1]（45）。大个子李父母来金陵治病，没有钱，向曾万禹求助，曾万禹眼睛都没眨，就把自己一个月全部工资给了他。这固然是因为同学情谊，也是他少爷公子一掷千金的豪气。小说最后写道：“胡凤妮捧着曾万禹的一张中年时代的照片，那应该是曾万禹与他重逢前后的样子，镜框上有一朵黑色的花朵，镜框里微笑的曾万禹的头顶是龙飞凤舞的七个大字：一代公子曾万禹”[2]，也表明作者对曾万禹这一形象及其意义的基本构想。当然，作者塑造一个民国公子的形象，并不只是追忆民国旧梦，其中寄寓了作者对于公子这一特殊群体命运的思考。
作者在后记中提到，《金陵公子》中的曾万禹是他的一个伯父为原型创作的，但她也指出：“这部小说并不是他的自传，而是他和我父母那一辈知识分子的缩影”[3]，这表明作者希望表现一个时代的宏大叙述的意愿。《金陵公子》讲述了一个民国公子进入前社会主义再到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种种遭遇，并通过他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并寄寓了他对于公子这一特殊群体前世今生的思考。公子是旧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等级社会的标志，而曾万禹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平等以至走向绝对平均主义的大一统社会，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需要他脱胎换骨，否则则是难脱厄运。曾万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保持他少爷公子的生活习气——上文已经分析，这就难怪他虽有才华，但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不断沉沦，以至维持最基本的人生权力都要靠他人帮助。对曾万禹的公子习气，作者也多有批评。“曾万禹在公安的注目下，不愿与自己的长子有进一步的麻烦，就只能自己把所有的苦水吞下去”[4]，与其说是苦水，还不如说是曾万禹自己种下的苦果。曾万禹并不喜欢柳春叶，他只是在寻找失恋的安慰中接受了她的爱。既然接受了，爱就同时还是一份责任，对自己爱的人，对自己的家庭伴侣和子女。但曾万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看到自己的爱，却不知道爱与责任、道义相连。他不但对柳春叶不理不睬，对儿女也疏于管教、关爱。如果说他对柳春叶的冷漠还可以理解——柳春叶是自作自受，他对儿女漠不关心就难辞其咎了。在很大程度上说，他与柳春叶的三个孩子与他都不亲近，大儿子更是与他形同仇敌，都是他自造的，大儿子贩毒入狱，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另外，三个曾经爱他的女人，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而只是一个花花公子，也表明作者对他的批评。施玮在《金陵公子·序》中写道：“起初我读这小说时，心里很不喜欢这个四处惹下情债的曾公子”[5]，表明作者的期待效果得到实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塑造曾万禹这样一个公子形象，既不仅重温民国公子的旧梦，也不仅是把他作为批判的对象。批判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曾万禹的公子人生中，也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纵览曾万禹的一生，虽因其公子习气、任气使性，给他自己、给她的家人、给他的爱人带来了不少的伤害，但他身上仍然有闪光的地方，有这个时代难得的东西，那就是做精神上的贵族。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传统的东西在惊天巨变中化为尘土，但化为尘土的并不一定都是古董和糟粕，如名士风流。名士风流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命运不一，或蔚然成风、趋之若鹜，或遁迹山林、自成一统，大体说来还是不绝如缕。名士风流，如嵇康、阮籍、徐渭之流，放荡不羁、桀骜不驯、我行我素、惊世骇俗，或有自我标榜之意，也与现代公民社会或有格格不入之处。不过就风流名士得实质而言，是精神优先的贵族式的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物质泛滥、精神匮乏的年代，追忆精神贵族的旧事，该暗寓现实意义吧？曾万禹在那个个人尊严、价值普遍受到忽视、践踏的年代，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少爷公子式的自傲。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他凭借自己的才能与家底，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成为第一批首先富裕起来的人，令人仰慕，但他并没有迷失在金钱与物质中，而是在偿还情债后，回到自己灵魂的故乡，与胡凤妮终老一生，这也多少可以视为对精神的坚守。小说并未交代照片上“一代公子曾万禹”的字是谁题的，如果是他自己，我想其中有自豪，也有自我揶揄，而作者以此作为小说的结束，也包含肯定与否定二种不同的态度吧。
《金陵公子》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塑造了曾万禹这一独特、鲜明性格的人物，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走廊增添新的形象，也体现在题材的开拓上。民国公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但也并非海云独创。从世界华文文学看，首先涉及民国公子题材应是台湾作家白先勇，他的《游园惊梦》、《谪仙记》、《永远的尹雪艳》都可以算作是这一题材的作品。值得说明的是之所以在公子前面加上“民国”，意在表明其民国遗老遗少的性质，也就是说民国公子题材小说实质就是反映民国时代的那些大家公子在新时代的生活的小说。白先勇上述作品的人物都带有前朝遗民的性质，虽然那个政权还存在，但与之前的政权已不可同日而语，里面的这些人物也烙上前朝的烙印：或缅怀昔日的荣耀，或感叹人世的巨变，或无法在当世找到自己的位置，总之，他们仍生活在前朝，很难真正全身心投入“今朝”。当代大陆文学也有类似题材的作品，如张贤亮的《灵与肉》。当然，虽然都属于民国公子题材，但写作立场迥然不同：前者站在改朝换代中失败者的角度，后者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前者的意识形态色彩淡薄，后者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题材上看，《金陵公子》是白先勇、张贤亮等民国公子题材的延续，但它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某些领域实现了超越。如上文分析的那样《金陵公子》既不像张贤亮的依傍意识形态，也没有白先勇的前朝遗民的情结，而是寄寓作者对历史以及当下现实的思考。另外，从时间上看，《金陵公子》将人物的生活时间延续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这也是它在这一题材的拓展。
恩师公仲先生认为“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到了新移民文学发展的一个成熟期”[6]，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想，海云女士作为新移民作家大潮中的一员，她的《金陵公子》也印证了公仲先生的判断。
注释：
[1]海云，《金陵公子》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2]海云，《金陵公子》3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3]海云，《金陵公子·后记》3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4]海云，《金陵公子》3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5]施玮《金陵公子·序》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6]陈公仲，《新移民文学三十年刍议》，《世界华文文学论坛》，62页，2016年第2期
作者简介：邓全明（1969—），男，江西萍乡人，文学硕士，副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在《复旦学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家》、《芙蓉》、《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跨世纪行走——王元化学术、思想论稿》、《莫言小说创作论》。e-mail:46988070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