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 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 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 团」的宣传攻势，6 月25 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 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①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 年7、8 月间，「肃AB 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 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 年9 月24 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 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 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 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 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 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 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 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 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 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 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①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 团」，到了10 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 团」。 ②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 团」也大多被杀。③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 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 团」，进入10 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 年10 月14 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 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④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19。以下称《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90。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 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 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 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 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 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 团」的大背景下，1930 年11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 团」运动。
1930 年10 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 月下旬至12 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馀名「AB 团」分子，① 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 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①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 年）；第14 册，页634。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 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请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①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②
①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100-101
②〈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 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 年10 月，随着「肃AB 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 月初和10 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1930 年11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 年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 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团」分于，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1930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①这张字条究竟是何
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 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 团」首领。1930 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 年12 月3 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 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②
①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353；但据 1987 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 年5 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 辑，页326。
②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