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壁村，一个位于山西晋中黄土高原上的村庄。当年榆次县级的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村名。
这个村子曾经在明清两朝辉煌过一时，村里尚有的寨门，庙宇，戏台，青砖大屋，还零零星星的记载着隔世的荣耀。
杨壁当年隶属于山西省榆次市黄彩公社，如今归入晋中市榆次区庄子乡。
公元1968的前夕，22名来自北京的中学生到这里上山下乡，其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还未成年。
已知的多名插友已经不在人世。
有人远在他国，尚有若干人下落不明。
村里当年拖着鼻涕跟在插队生屁股后边跑来跑去的后生小子，如今成了村里的当家人。
受之邀请，还能联系上的，愿意回去看看的一行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杨壁村。
此图文记载于2010年十月下旬。
后来又有老乡和插队生不断故去。
以此作为是纪念吧？
关帝庙的风波
关羽，字云长，祖籍山西。
后来民间百姓恭其为神。
山西供奉关羽的庙宇不尽其数。
义薄云天，在中国传统观念和道德风范里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
关圣人就是楷模。
今人似乎供奉关圣人者众，却与其代表的理念越来越远。
杨壁村的寨门上就是一座关老爷庙。
1968年冬，笔者身后就是当时的寨门。
寨门上的关老爷庙，已经很破败了。
解放后多年失修，再加上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所谓庙址已经有名无实。
初中的几位插队生，百无聊赖，四处闲逛。
时值冬闲，哥儿几个无意间走进大队会计室，发现因为房屋漏雨浸湿一些账本。
本来插队生就缺擦屁股的手纸，正好！每人卷了一把溜之乎也。
随后，登高远望，上了寨门，进了破庙。
突然间来了屎尿之意，便在屋角处大行方便。
要命的是他们所用的“手纸”，就是当年土改时遗存的账簿。
雪上加霜啊！
别小看贫下中农，上纲上线可是信手拈来。旧帐本，变天账，阶级斗争新动向。。。。。。
村里人本来就对插队生的到来心存不满。
山区，本来就是土地有限，呼啦啦一下子来了20几口子大小伙子，也要分田分粮，这个账谁都算得清楚，只有插队生糊里糊涂不明白。
凭什么插队生干啥活都不行，穿的，用的比村里谁都好？
听说这些人的家庭成分都不低，还敢那么狂，谁都不放在眼里！
插队生刚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说的，以为他们是中央派来的第二次“四清”工作队，队里的干部还都让着他们几分。
没几天喇叭里广播了，敢情这帮小子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早就憋着“教育教育”他们了！
村干部很有斗争策略，准备分而治之。
他们先找到了几个高中生，说明了村里的意见，争取部分插队生的支持。
不料高中生们看出了村干部分而治之的把戏，不买账，反问村干部证据何在？
谁看见是那几个初中生拉的屎？
有人出来作证吗？
村里人就算有人看见了，谁也不愿意当这个恶人呀！
大队的账本这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会无人看管？
阶级斗争的觉悟太差了吧？
会计是什么成分？
他和村里的领导都是什么关系？
都是亲戚关系吧？
这要是公社领导知道了。。。。。
呵呵，别说。真管用！
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尽管插队生都知道，这几个坏小子干得出这种事。
那几个肇事者私下也都招认了，也都表示了后悔，不再胡闹了。
村干部气得冒火，但批斗会还是没开成。
插队生怎么也得自己互相帮着吧！
当初在学校里互相辩论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得理不饶人反戈一击七嘴八舌都用在这里了。
时隔几十年，很多人已经淡忘了这件事。
今年，村里决定集资修缮寨门和关帝庙。
一位已在阳泉煤矿退休的插队生闻讯赶来帮忙。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自缠麻，抹灰，塑像，彩绘……获得村里老老少少一致的夸赞。
山西行之杨壁关帝庙
当年，他就是肇屎者之一。
山西行之杨壁关帝庙
实事求是地讲，他的塑工，画工不算高明。
难得的是一份心意。
或许也有一丝忏悔自我救赎之念？
据此哥们考证，此寨门--迎旭门，初建于乾隆辛卯年。
乾隆也是出生于辛卯年，在他六十甲子本命年之际，杨壁人修建了这座寨门，这座关帝庙？
山西行之杨壁当年的领导班子
1968年底，我们到杨壁插队的时候，他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
其时，他也就是个25岁的年轻人，但在我们眼中他已然相当成熟。
那道理讲得一套一套的。
他还请清楚楚记得，就是他去县城里把我们接回村里的，为的是响应上面的号召，对我们实行“再教育”。
如今他还能把那段关于“再教育”的语录一字不差地一口气背下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20几个知青的安家费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用这笔钱，村里第二年拉了电线实现了电气化。
钱用在了正途，和学生们说清楚不好吗？
藏着掖着瞒着，还不领情，这事儿不太厚道。
哪能永远不让学生知道呢？没有不透风的墙。
也许，人家当年根本就没把我们的感受当回事儿。
或许，期间有点吃吃喝喝损公肥私的事儿。
与后来相比算个啥呀！
现在看来，当时的人还是有底线的。呵呵呵。
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年，他就不再是大队书记了。
当年的村干部，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是不拿工分的也没有工资的。
每天下地，还都是干最累最苦的活，当然也是拿最高的工分---这和村里最壮的劳动力是同等待遇，就是多操一份心。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才在村里有威信。
山西行之杨壁当年的领导班子
他当了好些年的副大队长。
村干部里面，属他的体力最差，属他的脑筋最活。
所以，他抓队里的副业。
我下乡插队之前，买了一台相机。上海58-2型135相机，刚刚赶上降价处理的。
在村里看什么事情都很新鲜，特别是赶上个婚丧嫁娶，就拍上几张。
为了配套，又买了显影液，定影液，显影罐，显影盘子，竹夹子等等。
一次刚刚装好显影罐，正在炕头上显影，有个十来岁的娃儿伸手去抓。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把显影罐的上盖掀起来了。
我大吼一声：别动！
在我按下显影罐的瞬间，把那个娃儿拱到一边。
还是晚了。
正在显影的胶卷已经粘在一起了，分不开了，报废了。
那娃儿可能是被我吓坏了，哭了，一路小跑。
房东老汉说，我要倒霉了。
我把那个娃儿的爹惹着了。
他爹晚年得子，视若宝贝，一定会来找我算账。
他爹就是那个副大队长。
一连几天，没人麻烦我。
第四天，大队里来人说找我“道闲道闲”，山西话，聊天的意思。
以为人家要谈娃儿的事，是我多虑了。
人家是打算给我一条生财之路。
他们用这几天时间研究了一下，打算给我安排个新的事情——照相。
不管是在本村还是外村，外乡，队里给我派个人，派个驴，用我的照相机给大家照相。定个价钱，反正比照相馆便宜。
如果没有现钱，按照价钱交谷子，玉米，高粱都行。
队里给我算出勤，干得好的话，算出满勤记十个工分。
我天生胆小：“到了别的村里照相挣钱，人家说我搞资本主义，把我抓起来咋办？”
他说：“不怕！队里给你开上个证明。万一把你抓起来，我去领你！”
我又问：“那冲洗底片，洗、放照片的相纸、药水咋办？每个月我回北京采购一次？路费给报销不？还有。。。。。。”
“你照个相咋恁麻烦？不就是卡擦一下就得了？别糊迷日鬼我们乡下人不懂！”他还急了，“别给我提钱的事。算毬！”
挺好的差事，黄了！
这位是当年的贫协主席。上一任的党支部书记。
生产队的领导轮流换，你方唱罢我登场。
刚刚下乡不久，这位老兄看我们来了。
没人介绍，我们也没注意他。在我们看来，老乡长的都差不多。
“吃的还习惯吧？”他问。“看见你们受苦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就乐了。”
那年头家家都在墙上挂一张毛的标准照。
山西话听的似懂非懂，谁也没接下茬。
“你们就不恨他？哈哈哈。“他继续问。
众人面面相观不敢回答。
”瞧把娃吓得，这里不像北京，说啥都行，没人管。“说完了，他自顾自走了。
赶紧问房东大嫂，来的是谁啊？
”刚刚换上来的贫协主席，上一任支书。“
天哪，还以为他是地富反坏阶级敌人呢！
真搞不懂了！
山西行之重回杨壁
寨门，杨壁的门户。上个月刚刚修缮一新---太新了，有点扎眼。
山西行之重回杨壁
进得村来还是那条大道，当年坑洼不平的车辙不见了，已经用砖石重新铺过。
山西行之重回杨壁
清晨，各家各户的人们聚在路口，端着一尺直径的大碗聚餐，习俗未变。这也是文化。
山西行之重回杨壁
乡里的书记，县里的林木专家也来了，就座于主席台。
山西行之杨壁同龄乡亲
这是与我们同样年龄段的一些乡亲。
村里相遇，互相辨认，颇费功夫。有时不得不请对方自报家门。
岁月在彼此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比较多的时候，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我们，而我们往往忘了他们。
忘不了是他们清澈的眼神和发自内心的笑。
山西行之杨壁同龄乡亲
曾经的放羊娃，小学2年级辍学。
曾在铁路工地当过一段民工，开山放炮。
动手拆卸修理日本进口的柴油凿岩机，心灵手巧，聪颖过人。
而所谓知识青年，动手实干能力远不及他。
知青离村后，他也去了阳泉煤矿，现已退休。
听说电脑很好玩，今年准备好好学学。
后来，玩微信很利索！呵呵
生于本村。在我们插队来此的前一年，当兵去了北京。转业后回公社任武装部长，
后当了另一公社的书记。
此后到县里任职，官至粮食局长，行将退休。
在村里筹办了慈善协会，任会长。
此次知青回乡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
现在的村长。这些年来一直与插队生保持联络。
每年都要跑来北京，推销村里的农副产品。每天三包烟，一瓶酒，引为自豪。今年不幸，挂了。
当年都是村里特别能干的妮子们。
插队生男生在地里总是被她们远远甩在后边。
王致和的臭豆腐
杨壁村当年是有些富商，买卖都开到北京城里了。
进村后，打开带来的京城名吃----王致和的臭豆腐。
房东大嫂大呼小叫，满村里嚷嚷，惹得村里娃娃婆姨们都来看热闹，还伸着鼻子使劲闻-----然后掩鼻而去。
这是根花---当年的房东大嫂
臭味引来一个娃，双手捧着一只碗，怯生生地和我们要一块臭豆腐。
说是给他爷爷要的---他爷爷已经腿脚不利索了，不然会亲自前来讨要。
而且再三叮嘱：多浇点汤儿！
想不到这山村里还遇到正经吃主，正经行家了！
几位插队生装了少半瓶的臭豆腐，跟着娃儿去了他家。
老汉倚在炕边，见我们进来，有点惶惶。
端着广口瓶子左看右看，闻了几遍，叹了一口气：二十多年没吃到北京的臭豆腐了！
原来此公曾在北京西四牌楼附近做过绸缎生意，解放后没几年，买卖“公私合营”了。
他作为私方代表，越来越没有说话的份，还要时不时被人训斥。一气之下，卷铺盖回村了……
类似的人物，杨壁村还有几位。
至于再往前，村里还有些什么掌故，老人陆续逝去，故事也渐渐烟消云散了。
第二故乡。山西榆次杨壁村
这是另外一篇村里的故事。一起登载这里吧？
文革2年半后的1968年冬，我们被送到了山西晋中的一个山村安家落户。
这个县十几个平原公社，只有两个山区公社被安置了北京的知青。
后来才知道，这是上边的要求，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有利于知识青年的改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四个伟大说的。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润之先生说的。我们慢慢算懂了，这就叫做“辩证法”。
那时候村里没有通邮，也没有报纸。
北京知青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半导体收音机，最好的是八个管的，可以收到短波。
几乎每个知青点都有几台不错的半导体收音机。
而且，每台收音机都无一例外的将波段选择固定在短波上。
频道呢？也许是《美国之音》，也许是NHK，有时还有苏联台……的对华广播。
这在当时的知青点，就是公开的秘密。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往往因为信号干扰接受不到的节目，在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山村里，信号接收极为清楚。
从大都市一下子发落到小山村的北京知青，包括那些激进偏左的革命小将们，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许多事——什么“八九点钟的太阳”。
什么“以天下为己任”……敢情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把被人家使残了的破镐把儿！让人家用完了就给扔了。
人心失落到了这一地步，也就肆无忌惮了。
明明知道“偷听敌台”，在城里是会被抓被斗的。在这儿，谁管谁呀！人人都听，管得了吗？
那时候，要说怕，就怕半导体收音机出毛病。
一出毛病，晚上在炕头上就啥也听不到了，那会使大家在寂静中辗转反侧，引发乡愁……
怕什么就来什么。
我们一队男生唯一的一台八管收音机突然就不响了。拍了又拍，磕了又磕，没用。
大家谁也不会修，干着急。于是决定派人到县城去修收音机。
第二天一大早和村支书请假，理由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村支书吧滋吧滋抽着旱烟，半天不说话，末了，磕磕烟锅：“找付英去看看！”
付英是谁？
房东家的二小子看我们傻愣在那里，自告奋勇带我们去付英的家。
路上他告诉我们，付英是早于我们2年多，即在文革一开始就被遣送到了这个山村的右派分子，一位太原的中学物理老师。
在这村里，没人不知道他的。
“他可能能的了！”房东家的二小子挺佩服这个右派分子，“这样有本事的人，咋城里留不下？哎——右派分子是做甚的？”
说了他也不懂，我们也没回答他。
在一间破旧的小窑洞里，我们见到了付英。
他头发花白，弯腰驼背。深度的近视镜后面，满脸的皱纹。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年他才40多岁。
只见他熟练地打开收音机的背盖，拿电流表测了几下，就用电烙铁蘸点松香，焊锡，轻轻一点。
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发音不大标准的华语广播，是《美国之音》的。
我注意到，付英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然后慢慢从眼镜上方扫了我们一眼。
他轻轻闭上收音机的开关。
一句话也没说，递给我们。
几个同学大喜过望，连声道谢。
付英已经站起身来，打开房门，一幅送客的样子。
听房东家的二小子说，1966年夏天，村支书从公社领回来这个付英。
那年，村支书上公社给村里争取返销粮。
返销粮没拿到，把付英领回来了。
公社的干部告诉大伙，县里来了一伙红卫兵，押着十几个被剃了阴阳头的“地富反坏右”送到了公社，其中几个人还身上有伤。
红卫兵里一个头头模样的人特别强调，因为山区公社条件恶劣，是改造阶级敌人的最好地点，所以把人送到这里来了。
公社的干部一听，恼了。
照这个说法，我们这些原来就在山区公社的干部，农民算什么？
那些红卫兵一看说不过，不由分说，把人一扔，开车就走了。
公社干部看着卸了车的一群“阶级敌人”，也没了办法。
那年头通知各村干部来开会，谁都不愿意来。
公社干部就假说是商量分配返销粮的事。
结果村里干部倒是来了，哪个村都不原意领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口粮，哪个村都不富裕呀！
何况是给“阶级敌人”的！
公社干部最后只好说，这是上边的任务，不要也得要。
这些人的口粮以后从返销粮里解决。
村里干部惹不起公社的干部。
村支书抽着旱烟袋，把这群人从头到尾瞄了一遍，挑出这个付英带回村了。
村里人对于“右派分子”的所谓“罪行”不了解，也就产生不了什么阶级仇恨。
反而对于这么一个看着就有学问的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有点同情。
所以，付英在村里没遭什么罪。
他要是下地干农活，连妮子的工分都挣不到。但人们很快发现他的长处。
上面要村里搞“红海洋”，刷大标语，付英写得又快又漂亮。
县里来检查，村里干部得到了表扬；（他们当然不说是一个“右派分子”写的。）
“农业学大寨”，让他算算建水渠和道路的石方土方，需要多少个工，还真是八九不离十；
让他修修各种农机具，修理完了真好使……第二年，县里来通知，要求村里要实行“电气化”，村干部们发了愁。
公社连夜开各村干部的动员会，村干部不落实上级的计划不许回村。
村支书蹲在公社办公室的椅子上，伸着烟袋锅到电灯泡上对火，好半天也点不着。
公社干部还没反应过来，“砰”的一声，烟袋锅把灯泡敲碎了。
村支书站起身来：“甚电气化，连个烟都点不上。不弄逑的了！”起身就回村了。
他不是不知道电是个好东西，可一没钱，二没懂电的人，怎么搞！
但是不搞是不行的，那是当时的政治任务。
村里无秘密。
付英听说了这件事，悄悄找到正在发愁的村支书。
村支书皱着眉头听了半天，琢磨了一晌，吧嗒了三袋烟，给付英开了张证明，还派村里几个后生跟着付英进了县城，上了太原。
他们跑了几个回收站，又看了几个他早些年教过的学生。
前后不到半个月，也没花多少钱，给村里拉煤的大车就陆陆续续运回来一堆电气原材料，还有2个旧的变压器。
不到三个月，村里家家通了电，几个后生也成了村里第一批电工。
付英成了村里的能人。
村支书在场院上召开社员大会。他说，这“右派分子”的帽子也不知道是谁给付英戴上的，咱也给他摘不下来。
他付英和咱村里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但是有缘分。
当初领他回来，也就是想，这个人不像个坏人。
这年景，好人落难的事儿太多了。
他既然被人押到了山里，肯定是回不去太原了。城里闹得可凶了，他回去就是个死。
咱村里咋还容不下他一口饭吃？就领回来了。
人家付英不白吃咱的粮，给咱村办了多大的一件事儿！
人家对得起咱村里人，咱山里人心里有本帐。
往后谁要是和付英过不去，难为他，就把那家的电给他狗日的掐了！
我今天这话就是当着大伙儿的面说的，也不怕你们谁打报告！
不就是下放嘛！我是不怕！
他们北京的人犯了错误，就下放到外地；
他们城里人犯了错误，就下放到村里；
咱山里人犯了错误，还能下放到哪里？
下放到太原城？！还就不信了！
村支书的烟袋锅子敲得桌面咚咚响。
场院上人们鸦雀无声。
付英还是一直住在那个破窑洞里。
偶尔，我们还会去找他，请他帮助修理收音机，闹表，甚至修理过手风琴和小提琴。
他从来不和插队生多说一句话。
看见村里的老乡倒是和他谈笑自如，知青们都有些纳闷儿，再怎么说，也都是从城里来到乡下的人，都是读了些书的人，怎么反而那么疏远？那么难以沟通？
这个疑问，直到知青们陆续离开山村，都没有找到答案
几年以后，房东家的二小子当兵了，部队就在北京。
去驻地看望他的时候，又提起付英。
他说，付英后来身体越来越差了。
村里的干部为了照顾他，准备请他去到村办学校里教书，那样就不用干农活了。
付英说什么也不答应。
村支书后来亲自来劝他，他突然失声痛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从他断断续续的哭声里，人们才知道，当年批斗和遣返付英的那些红卫兵，就是他当年的学生，甚至有的还是他最为得意和爱护的学生。
那些学生们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对他，对别的人采取的暴力，侮辱，使他极度震惊，懊悔，绝望，痛心……
他发誓，一辈子不会再当教师。
也许，当年在我们的身上，他看到了他的学生的影子……
很可惜，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他不允许给他拍照，很坚决。
此文中，甚至于姓名我也做了修改。
我对他有些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