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串连古城闹“文革”
1966年的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骤然爆发，铺天盖地而来。
当一夜之间被卷入反修防修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人人对这场闻所未闻的群众运动都茫然失措，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根据毛泽东在自己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威望而听其号令: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海洋时，我们就雷厉风行，人人手持红语录，个个佩戴红袖章，也竖起了名目繁多的造反派山头，誓死保卫毛主席；当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披露时，我们都紧追不舍，把各色各样的大字报贴得满院满墙，尽管其内容与反修防修相去甚远；当毛主席号召学生停课闹革命，深挖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我们都一哄而起，义无反顾地离开教室，冲向社会，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和批斗；当毛泽东提倡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实行革命大串连时，我们却避开北上的人流，一瞻古丝绸之路源头的风采。
1966年深秋，我们一行十数人毅然踏上了革命大串联的征途，向原先只在地理课本中知道的古城西安进发。
平常，我们一帮农村的孩子连汽车都没坐过，初乘风驰电掣的火车，心情格外激动。沿途之中，莽莽苍苍的灵宝苹果林，巍峨突兀的华山雄姿，辽阔富饶的800里秦川，都激起青年学生们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更酝酿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但是，一路上发生的另两件事，却没能让我们狂热的激情继续升温：一是郑州与西安两铁路局不协调，使沿陇海线西进的列车到了潼关就掉头东回，害得我们只好到潼关大剧院借宿一宿，又徒步10数里到孟源换乘别车才得以继续西进。另一件事更让人气恼，火车到了西安站以后，同学们都排队等待分发食品，由于我穿戴寒酸，与混进车站年龄相仿的叫化子没什么两样，执勤便把我当成他们的同伙恶狠狠地拽了出来。当我把红卫兵进行革命大串联的有关证件摆在他们面前时，一场声色俱厉的审问才尴尬地中止。我并且因祸得福，免除了排长队之苦，优先领到了甜丝丝地糖精大饼。
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的重点高校之一，其优雅的教学环境和突出的教研成果让无数莘莘学子有口皆碑。我们曾经在这神圣的知识殿堂中与原西北局党委第一书记刘澜涛“短兵相接、刺刀见红”。
刘澜涛，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全面负责西北局党的工作。在那“踢开党委闹革命，揪出党内各级各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代，理所当然的成为整个西北地区的首要冲击对象。当他乘坐黑色小轿车(是“红旗”或“上海”我当时就分不清楚）到达会场时，台下的步行族、公交族、单车族的不平衡心理立即有了宣泄对象，“打倒”、“揪出”、“誓死捍卫”之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批判台正中摆一张方桌，一把木椅，是发言者的位置。批判会自始至终，木椅都属摆设，因为发言者不是义愤填膺，就是声泪俱下，根本没有落座的机会。刘澜涛坐在批判台右侧的木椅上，与他面对的批判台左侧呈45度角竖着一块2米见方的水墨漫画，表达的内容颇具特色：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蜷着身子向污泥浊水中钻，一只粗壮的大手揪着老头的耳朵向岸上拉，因相持不下，耳朵被拉得变了形，明显失去了比例。
刚开始，一位交大的男学生上台控诉，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自己受到了迫害，不得已上访北京，如何如何颠沛流离。他质问刘澜涛，是不是你的指使？刘澜涛声色不动，只简短回答说不是或不知道。与此相反的是台下群情激愤，口号震天，什么“不老实”、“顽固不化”、“不肯改悔”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时间长了，神经对会场弥漫的火药味麻痹了，我就开始对批判台上的漫画产生了兴趣，将注意力沉浸在欣赏和联想之中，对台上的口诛笔伐充耳不闻。所以，究竟刘澜涛当政时放纵了多少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自己又陷进资本主义泥潭有多深，我当时没注意到，至今也没弄清楚。
国家当时对大串联红卫兵的吃住行均不收费，所以，我们一行十数人在西五路市体育场住了7天时间，游览了长安整齐的街道，参观了唐城坚固的城墙，感悟了城市文明与农村生活的深刻差别后才揖手相别。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西安是座历史名城。在这里，女娲抟土造人，炼五色石以补天；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讨褒姒一笑而倾国；始皇帝叱咤风云，统六国中央集权；楚汉争霸，鸿门留名；华清池贵妃洗凝脂，唐盛世陡转安史乱；兵谏总裁丢丑，国共合作抗日。上下数百万年的历史文化可谓深远博大，但我却没有在这里感悟出文化革命的真谛，实在是虚此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