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回乡路
第一次回乡是我刚满周岁时。那是爸爸第一次带着“新”媳妇回家认门，也是生长在上海的妈妈第一次回到她的祖籍地。对这次回乡，我完全没有记忆了。只有一张合影告诉我发生过的回乡之旅。那是妈妈抱着我和爸爸、还有祖母一起照的，背景是一条望不到头的长堤。爸爸说那是建于宋代的“五里桥”。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在桥头告别了祖母，徒步走过古桥，踏上漫漫归途回上海的。二十年后，伯父带我和妹妹去看了这座桥。他说，那是爸爸特意拜托他的。长堤一般的桥跨跃在海面上，我们站在桥头古旧的砖亭里，眺望着桥的另一头。想象古早时的家乡人就是在这长亭惜别后，离开故土，踏上外出谋生求学的遥遥之路；或是登高远眺，盼望远行的游子归来团聚。
安平桥，俗称“五里桥”，全长约2.5公里。始建于南宋。很久以来是当地的门户通道
我第二次回福建是1977年。阿公为了让阿姨顶替他的位置，被迫退休后，夏天带着阿嬷、妹妹和我回到福建，那真是挈妇将雏的长途跋涉。坐慢车从上海到厦门，车并不算太挤，但是一路大大小小的车站，都得停靠，误点后，更是要停下来，让快车先行，于是一误再误。这样，我们坐着硬板凳，花了足足两天的时间才到厦门。中间，阿公上上下下抓紧时间给我们在短暂停靠的车站买吃的。每当汽笛响起而阿公还没有出现时，我就会引颈四望，害怕他会误了车。不过，每次火车缓缓开动后，阿公总会像英雄般穿过车厢内的人群，来到我们身边。鹰潭转车后，鹰厦铁路这一段，火车不是上山就是下坡，要不就是钻山洞。爬坡时，一节火车头在前面拉，同时车尾还有一节火车头在推。火车的发动机靠燃煤的蒸汽为动力，每过山洞前，就有广播让关上车窗，否则煤烟倒灌，脸也会熏黑。鹰厦铁路这一段是在南洋华侨、闽商陈嘉庚先生的提议下，新中国建造的。真不知道，阿公、阿嬷年轻时是如何来到上海的。
安平桥的桥头，桥面原有5个亭子，如今只剩一个。是真正的古迹（非做旧的）。
旅途的艰辛是值得的。阿公刚踏进村子，就不断有人跑过来、叫着他的乳名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树(qiu)林(na)，你(li)回(dou)来啦？外公则高兴地一一应着：回来啰，回来啰。也有人向祖屋里阿公的叔叔去报信。阿公的村子基本就一个姓，都是或近或远的同宗族人。和阿公关系最近的就是他的三叔，我的三叔公了。他在上海看病时认识了我的爸爸，并把他介绍给了我妈妈。三叔公是爸爸、妈妈的媒人。
祖屋是两进的平房，由两个同样大小前后并排的天井隔开，传统中式的飞檐斗拱。阿公和我们就住在前头的一间房里，三太公一家也住前头。后一进住的是另一户亲戚。三太公在上海、香港、南洋都工作过，告老还乡，家底颇为殷实。不久后，他们一家就搬出来在村里另外择地建了有西洋风的新楼房。祖屋就成了故厝。在故厝里，三太公悄悄地给我冲泡了可可粉作饮料，只给了我，妹妹没有。等我见到新厝时，三太公也已作古了。
闽南的传统民居。已不多见。
那个暑假，我们俩和厝边的囡仔玩得好开心。虽然，现在记不清这些玩伴了，也记不清玩了啥。只知道，白天没闲在屋里。是他们告诉我们，要小心鹅群，鹅群会追赶小孩。是他们告诉我们，只要一叫：狗（gao），一村子的狗都会跑过来，还演示给我们看。原来乡村里的狗没有名字，或者说都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狗。有他们在的时候，觉得面对一群狗也不怕。于是，自信可以作弄妹妹。有一次，妹妹刚脱了裤子，蹲下在墙角小便。我就发了贱，大唤一声：狗！顿时，全村所有的狗从四面八方都跑过来了。妹妹裤子也来不及提起，就逃走了。剩下我一人面对一群朝我扬尘奔跑而来的狗，我一下子也怕了，赶紧跟着妹妹逃回厝内。
家乡的亲人们都爱叫我们上海小姐。福建，三餐都是粥，我不习惯，他们就为我做了捞饭。就是在粥煮到一半时，把米的捞出变成干饭。我的姑妈嫁到了安海的山区，土地贫瘠只能种番薯和花生。她为了招待我们远道而来的上海客，在花生仁甜汤里，特意多加了好多蜂蜜。她不知道，我们的口味其实也是清淡的。我在她家住时，她带我去上厕所，见我刚进去就出来了，心里就猜出我嫌脏，没有用厕所。后来，给我用的都是痰盂，他们帮我倒。直到自家盖了新房，有了自己的厕所。厦门那时还是战略前沿，有驻军，不见游人。海边的亲戚们有时会捡到台湾飘来的塑料杯，里面装着对大陆的宣传单。他们曾送我一个，可惜时光流转，和许许多多物质的东西一样都流逝了，只有记忆沉淀了下来。鼓浪屿虽然没有琴声但也没有机动车，安详宁静得只剩涛声。以后再登鼓浪屿，只有游客的嘈杂和商贩的市侩。那安详宁静的鼓浪屿也永远的只在我的记忆里了。
风云变幻下的安平桥
乡村的阡陌上，泉州城里的小路上，厦门市内的混凝土大道上，大家都光着脚在外走。那时，已经有了挑着担、走街串巷的叫卖的。有卖豆花的，卖长锭（折好成窜的锡箔）的。好像也见过牵着羊出来卖羊奶的。厦门毕竟是大城市，比起泉州城和乡村，“精致”是最可以概括其差别的。漂亮的珠绣包包、拖鞋自然是厦门的特产。在厦门，买来的蜜饯里面都有小巧精致的塑料小叉，方便取食。在泉州城虽然也可以买到好吃的蜜饯—李咸饼，可是却没有小叉。80年代末我回去时，正值春节。厦门使用细瓷碗碟上菜，泉州城端上的菜是盛在搪瓷脸盆里的，俗（便宜）擱大碗。在厦门家里吃饭也讲究摆盘。蛏子被一个个竖在碗里蒸熟后，象花苞一样绽开，连碗一起就像端上一束花。厦门是小资的。一样的闽南话，厦门有一种特殊的“腔”，和泉州、晋江等地都不同，有些用词也有细微差别，倒是和现在台湾的闽南语腔接近。至于我说什么腔的闽南话，有定论说那是“番薯腔”。
我那次回去水土不服，蚊叮虫咬，小腿多处溃烂出脓，直到回了上海后才渐渐收口愈合，留下数不尽的疤痕。另一个收获是回上海时， 阿姨来火车站接我们时，我和妹妹都和他们说闽南话了。90年代初，我和妹妹两人结伴从上海坐船，由马尾港上岸，经福州乘长途车一路南下，第一站就是泉州。到了泉州，我们用普通话向路边店里借打电话给亲戚。店里欺负我们说普通话多收了我们几文钱。等我们操起电话用家乡话给家人报到后，挂上电话还给店里时，我们看到了店小二眼里的惊诧，没想到小妹是自(gai)己(gi)人(lan)！
现在，从上海到福建已经有了动车。除了厦门，到爸爸的家也有了直达的飞机航班，路程不过几个小时。妈妈曾经总是埋怨爸爸把钱都铺了铁轨，家里存不下钱。现在，他们是“无冬节要搓圆，有冬节更要搓圆”地时常飞回老家看看。听说当地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一样，都不太会说方言了，只说普通话，天涯真的只在咫尺间了。
前几年，阿公老家的祠堂翻新、祭祖、重修族谱。妈妈和她的弟妹们都去了，也捐了钱。妈妈告诉我，原来祖先是唐朝末年避乱，从中原迁徙而来的。阿公本是螟蛉子，但是他的后代还是积极参与祭祀没有血缘的先祖。我想这才是福建人为什么如此看重有无儿子的原因。有了儿子意味着身后将会永远得到纪念，哪怕这个儿子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不过，对我来讲，更想知道的是妈妈有没有在祠堂里看到太嬷的神主牌。但是，想想终究还是没有问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