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罗· 帕格尼尼（1782.10.27-1840.5.27）
我的老友许大伟先生，是一位老理工男，然而他在音乐方面也颇有造诣。近日读到他的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记叙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自学音乐的，读来感人至深。我觉得这样的好文应该让更多的读者来分享，故在征得许兄同意后，转载于此。
另一位老友薛兄在读了此文后，写下了如下的精彩读后感：谢谢大伟分享好文！写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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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帕格尼尼所想起的
许大伟
纽约的三月乍暖还寒，中旬时气温骤升至华氏七十多度，满以为多雪的冬天已经过去，不料连续几场春雪将气温又跌回到冰点以下，春天依然姗姗来迟。二十五日周五晚我们冒着料峭的春寒，裹紧了大衣，搭地铁前往位于中央公园南侧的地标性建筑“卡耐基音乐厅”。音乐会在三楼的“威尔独奏厅”（Weill Recital Hall）举行，担纲独奏的是加拿大小提琴家Guillaume Tardif ，演奏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随想曲》。
意大利天才小提琴家、作曲家尼科罗·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对小提琴演奏技巧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传说为了获取技巧他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他的作品以技巧艰深著称，代表着小提琴演奏的最高水准，在很长时期《二十四首随想曲》被认为是不可能演奏的作品。而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国际小提琴大赛是顶级的赛事之一，自开赛后的五十四届比赛中竟有十七次金奖空缺，可见其严苛。中国小提琴家表现不俗，先后有四位选手摘取桂冠。
威尔独奏厅不大，但典雅、舒适。高大的窗户挂着古朴、厚重的布幔，从天花板垂下的几盏硕大无比的水晶吊灯璀璨夺目，散发出柔和的光彩。座位相当宽敞，不像后建的林肯中心大都会歌剧院那么逼仄，每次听歌剧都要委屈我那无法自由伸展的长腿。还不到开演就已座无虚席，与任何一场古典音乐会一样，银发族占了六成以上。演出非常成功，音乐家精湛的技艺将这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高难度乐曲演绎得游刃有余，发挥得酣畅淋漓。和谐多变的双音演奏，两条清晰的旋律线犹如两把提琴的重奏；灵巧的左手拨弦和清脆悦耳的连串泛音有着弹拨乐器和吹奏乐器的音效；快速的连续上行顿弓和急速的跳弓直让人听得不敢喘大气，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百闻不如一见，欣赏提琴家的现场演奏更能体会到乐曲的高深莫测。令人眼花缭乱的指法、弓法简直不可思议，真所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钢琴伴奏部分系后世作曲家所写，与小提琴水乳交融，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在听众的一再要求下，加演了《无穷动》和马斯涅的《沉思》。
回到家里意犹未尽，躺在床上读着说明书中的作曲家生平和乐曲介绍，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听到这套组曲的情形，更因之触发了对荒唐年月里各种苦涩往事的回忆。也许是距离产生美感，四十多年的时间长河将铅华洗净，所有的痛苦、不快和伤感已不再那么锥心刺骨，生命中曾有过的苦中作乐、温馨友情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所带给我的享受却一直铭记在心。在那些让人窒息和无望的日子里，音乐更是给了我莫大的慰藉。
“史无前例”那会，连尿壶上都印着那张胖脸，整个社会疯狂得失去了理智，作为一个心智还不够成熟的中学生当然不能幸免。拉山头、打派战，轰轰烈烈过；撬自行车、偷油印机，无法无天过；跳上开着的火车、睡高官住的“庐山大厦”，胆大包天过。但随着腥风血雨越来越浓，丧尽天良的事愈演愈烈，渐渐就失去了当初的狂热。一场惨烈的武斗，惊动了市革会的高层，老三徐景贤亲临弾压，上海警备区的军人随即对学校实施了军管，被利用完的学生弃之如蔽履，从此完全退出了舞台。
那段夏日也确实逍遥，除了上午去教室参加坐班房似的学习班，其余时间全在宿舍。桥牌打得昏天黑地，饭菜票背面都成了计分表。午睡后就去“三宿”后的大草坪踢足球，大汗淋漓的就跳进游泳池凉快。隔三岔五派代表骑车去校外的长桥商店买一毛九分一块的简装冰砖，或成群结队去那儿买西瓜，浑水摸鱼连带着顺手牵羊，人手一瓜，得胜回朝。傍晚时分在宿舍前的空地上纳凉，拿出从学校管乐队收集来的轻重武器，瞎吹一起倒也乐在其中。不知何时起同学中
开始流行唱歌，当然对扯着脖子干嚎的时髦歌曲早已没有兴趣，有人偷偷带来了幸存的歌曲集《外国民歌二百首》、《爱尔兰民歌》等，大家如获至宝，争相传唱。更有同学使出文革中练就的过硬刻印本领，利用现成的工具和材料，从能找到的资料中精心挑选了几十首歌曲印成小册子在同窗好友中分发，一时间靡靡之音在各寝室里此起彼伏。这儿是《哦哟，妈妈》，那儿是《深深的海洋》···。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大家唱得如痴如醉，年轻的心灵里充满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遐想。“少年不识愁滋味”，孰不知所化的代价是抛掷了大把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但这岂是我们能左右和选择的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小提琴，竟让我一见钟情，爱不释手，被它那悦耳动听的声音和高贵华丽的气质深深吸引。但那时要学琴谈何容易，首先没琴，根本就是无米之炊。当时最便宜的学习琴要三十多块一把，那可是我在学校四个多月的伙食费。一位邻居在粮食局小分队拉二胡，有时把乐队的小提琴带回家，哥哥就会借来玩几天。如果周末回家正好碰上，我就也过过瘾。直到后来哥哥用高中生学工半年的津贴攒下来买了把属于我们自己的“红星牌”小提琴。其次是找不到教材，更别奢望找老师了。那位邻居就给了我们最初的启蒙，无非是四根琴弦G、D、A、E间的关系和一些从二胡移植过来的基本指法。无师自通的拉“北风吹”和当时唯一容许公开唱、奏的西方音乐——阿尔巴尼亚歌曲。初学时的杀鸡杀狗和难以控制的音准所产生的刺耳噪音只有家人才能默默忍受。有次父亲的一位家住常熟路小剧场对面的朋友来串门，提起他的邻居遭抄家后正要将大批乐谱送往废品收购站，其中就有提琴谱。简直是暴殄天物，经不住我俩的纠缠父亲也豁出去了，答应冒险去挑选一些。一本本印刷精良的原版乐谱又厚又重，岂是病弱的父亲能搬得动，索性叫了辆三轮车运回家。兴奋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却傻了眼，父亲不认五线谱，区分不了高、低音谱号，只管挑封面印有提琴头的拿，结果绝大部分是大提琴谱。还好我们一再要求的小提琴初步教程《霍曼》没有漏掉，但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人家了。所幸的是后来这套完整的大提琴教材给了两位学习大提琴的朋友很大的帮助，父亲的精力没有白花。
正儿八经的学琴是在被学校扔到社会上后。从一名市重点中学的天之骄子沦落为被人唾弃的无业游民，心理上的落差难以承受，更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自虐般的拉琴与其说是消磨时间不如说是麻醉自己，排遣心中的烦躁。唯有一头扎进音符里，在琴声中才能短暂的忘却现实的痛苦和无奈。音乐确实抚慰了我的灵魂，是块供我栖息的净土。没有教材就自己抄，一本俾托维茨基著的《小提琴演奏法》抄了一个多月。在那荒诞的年月连五线纸都是“封资修”，无处可觅，全靠自己刻印。就用这些土制的五线纸抄了练习曲《开塞》、《马扎斯》和其他能借到的乐曲。看似机械枯燥的练习曲也能让我甘之如饴，领略到音乐的逻辑和理智的一面，享受着音乐的结构美，体会到何谓“流动的建筑”。成功的练完一首曲子让人很有成就感，那感觉犹如当年在学校里证明出一道几何难题那样爽快。当名曲的优美旋律有模有样的从指尖流淌出来，如同用心灵在和大师们隔着时空对话，与之同喜同悲。
在思想禁锢的文化沙漠里， 八亿人口八台戏，听其他音乐岂止是奢侈，简直是大逆不道，往往以听“黄色音乐”的罪名被抓被关。但是对美好事物的渴求是任何强权难以扼杀的，如同植物的“向光性”一样会千方百计、百折不挠地去寻求光明、追求真善美。每当有听音乐的机会我会像过节似的快乐，欣然前往。忘不了多次在同学长川家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情形，十多位好友挤满了门窗紧闭的房间，屏息静气地陶醉在如诉如泣的旋律中，任由它涓涓流入干枯的心田。有时应同学之邀，我就恬不知耻的作绘声绘色的现场解说，无非是现贩现卖刚看来的、自己也一知半解的东西，什么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哪些段落是表现“同窗共读”、
“十八相送”、“楼台会”、“抗婚”、“投坟”、“化蝶”，以及小提琴在哪里运用了民族戏曲中紧拉慢唱的手法等等，把大家唬得一愣一愣的，好像我有多懂似的。完了大伙都直呼过瘾，重新再听时就感觉理解多了。“地下音乐会”结束后好客的长川母亲往往有点心招待，最难忘的是她自制的苏州点心八宝饭和松糕，至今想起还齿颊留香，成了温馨的回忆。
由于学琴，陕西南路“陕南邨”对面的“声歌”琴行（那时叫“战歌”）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时有奇遇。琴行除了卖琴也兼修理，常有专业音乐团体拿乐器来修。一次见到一位双腿残疾的中年男子在拉一架进口手风琴，技巧之娴熟已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演奏的《匈牙利舞曲》和《马刀舞》让人热血沸腾，吸引了不少围观者。听边上熟悉他的人讲，他是上海合唱团的伴奏，就住在琴行楼上。另一次遇见一位大提琴手在试琴，一曲《梦幻曲》拉得如梦如幻。更常见到的是琴行的工作人员在试琴，技艺也都不俗。这些都成了我的免费音乐会。想不到的是多年以后，由于女儿学钢琴的关系，竟与琴行的毛经理和罗姓师傅成了朋友，几次买琴卖琴都是他们帮的忙，此乃后话。
那时的爱乐者由于资源的匮乏，往往是无孔不入，如饥似渴，举动令人费解。有位学手风琴的朋友，为了学会一段花俏的间奏，竟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艺术团的记录片看了十几遍。在北京外贸学院教英语的三姨，全家发配到河南干校，给太阳晒得头发焦黄，皮肤乌黑，穿着褪色的斜襟外套活脱一个农妇，回京到学校礼堂看内部电影《山本五十六》硬是不让进。一次来上海休假，就为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中有个咖啡馆的场景，配了首黑管独奏的意大利民歌《重归苏连托》的背景音乐，一个下午连看了几场。每周五我都会去邮局买一份新出的“每周广播”，仔细搜寻后用红笔划下想听的节目，无非是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等，虽然听得耳朵都起茧了，至少还有点“音乐”，聊胜于无。由吴祖强、杜鸣心等第一代留苏作曲家写的芭蕾舞《红》剧的音乐后来被加了锣、钹等民族打击乐器，搞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而当新编的“广播体操”问世时也是每天到时必听收音机，不是做操而是喜欢那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的音乐，真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随着尼克松的访华，对西方文化逐渐开放。似乎最早来访的乐团是七三年由指挥家阿巴多率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开禁。随之而来的有伦敦、波士顿、费城等一流的交响乐团。（令人伤感的是前段时期看到新闻，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着百年历史的费城交响乐团宣告破产。）这些乐队带来了一大批久违了的经典名曲，让大家趋之若鹜，大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觉。遗憾的是大部分票都是内部分配，哪能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头百姓中的光头赤膊之辈，只能趁宣传部门开恩电视转播时解解馋。就是这种机会也不易获得，首先难得开恩转播，其次电视机不普及，很少有几家有个九吋的黑白电视机，质量还不稳定，不是雪花飘飘就是波涛滚滚，还得主人同意。多重条件下的交集可想而知有多小，印象中也就看过这么两、三回。黑咕隆冬的房间里，十几二十个头簇拥在小小的屏幕前，与其说欣赏音乐不如说是得到些心灵上的安慰——总算见过闻名于世的维也纳交响乐团了。另外就是听录音，有时会借到从专业团体流出来的录音带。
记得那是七六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同学世光兄急匆匆骑车赶到我家，手里拿了合录音带一脸正经的说，“从上海交响乐团借来的，全上海才两盘，明天就得还，只有今晚可听。”它就是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随想曲》。
世光兄是班里分在上海工厂的同学中唯一一个时常来看望我这个落难者的同学，对于当时情绪十分低落的我这份友情无异于雪中送炭，让我终生难忘。他在江苏路“月村”的家也随时对我
们几位难兄难弟开放，包括他的父母和家人每次都热情招待我们，丝毫没有因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另眼相看和有任何歧见。他也喜欢音乐，曾带我去太原路他同事家听唱片，住在大洋房里的南下干部家庭脱不了那份土气，完全没有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应有的高雅和精致。记得听的是刘诗昆与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合奏的钢琴协奏曲，谁的作品已记不清了。多年前首次回国，取道香港返美，看望了定居在那儿的他们一家。久别重逢后的喜悦，彻夜秉烛长谈的兴奋依旧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相互倾诉了在异国他乡奋斗的艰辛，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朋友中有录音机的只有朱兄家，是那种“上广”产的像个手提箱似的录音机，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家住马当路的朱兄是我的琴友，当他还在崇明农场时就在他家听过梅纽因大师演奏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一听就喜欢上了，连着听了几遍，至今仍是我的最爱之一。朱兄也一样，听得都能背了。他说在大田“锄禾日当午”时心里从头至尾哼唱它，就没有那么疲劳，时间也感觉快多了。音乐家大都命运多舛，只有门德尔松是个例外。出生在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养尊处优，接受很好的教育，有机会接触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一生在平静和幸福中度过，不知艰辛为何物。因此他的作品阳光、热情、优雅，给人以希望。
朱兄的父亲朱宗一老先生是位学者，早年毕业于“中法学校”的他在学时就是有名的“读书机器”，因家贫要靠奖学金，每年都考第一，因此一直坐第一排（座位按成绩排）。后成了很有造诣的法文翻译，退休后被海军情报部门找去翻译潜艇资料。每次去他家，见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打字机上飞快的打东西。老先生待人极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熟悉后我跟他竟成了忘年交，上大学前还跟他学了两年法文，惭愧得很现在忘得一点影儿也没有了。我们之间更多的是毫无顾忌的交谈，在那些阴暗的日子里，他用老人的睿智给了我很多启迪和鼓励，让我不至于消沉。
和世光一起离开朱家时夜已深，两人骑车沿复兴路由东往西而行。初夏的夜晚熏风微拂，已没有寒意。昏黄的路灯下，梧桐枝叶婆娑。路上已没有白天的车水马龙，偶尔有辆二十四路无轨电车从身边驶过。人行道上只有几对晚归的情侣，相依相偎，窃窃私语。生活在那一刻是美好的，似乎远离了尘世的纷纷扰扰，因为此时心中有友情，有音乐，有帕格尼尼···。
二零一一年六月，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