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大西洋月刊》2018年1月号封面文章官方授权翻译版本，转载自“译家YJ”微信公众号。
【作者】朱莉娅•姚菲(Julia Ioffe)，《大西洋月刊》政治与世界时事记者。
【翻译】Xujun Eberlein，张拓木，张海云，杨刁刁, 李雅坤
【校对】李雅坤
原文标题： What Putin Really Wants
Russia's strongman president has many Americans convinced of his manipulative genius. He's really just a gambler who won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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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1/putins-game/546548/
I. 黑客攻击
伏尔加格勒国立大学。一间充满阳光的大屋子里，四处是随手搁下的Juicy牌能量饮料空罐。四十五名大学生正伏在电脑键盘上，或交头接耳，或轻快击键。他们中除一人之外全是男生。“你瞧着他们不过是在屏幕上指指戳戳而已，其实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 维克多·米宁（Victor Minin）在我们一同观战时说。
此刻，这场八小时的黑客竞赛已进行到将近一半。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组成了七个团队，试图解决诸如识别电脑病毒来源、找到埋藏于图像中的秘密信息这类法证技术问题。这个由俄罗斯首席信息安全官协会（ARSIB）举办的、名为“夺旗”的竞赛由米宁负责监场。ARSIB不仅在俄罗斯各地的学校里举办“夺旗”竞赛，他们还会举办历时数日的大型黑客马拉松比赛；后者是在两个团队之间进行的服务器攻防战。今年四月份，有好几百名年轻的黑客参加了这样一场比赛。
米宁和我退到走廊上，以免我们的谈话分散了年轻选手的注意力。他告诉我，“从我18岁参军以来，也就是从1982年起，我就一直在做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但他不肯说是军队的哪个部门。“当时我在禁言令上签字画押了，”他说，面带狡黠的微笑。“你觉得现在什么情况变了？我会泄露给一个记者？”
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密切联系的维克多·米宁在俄罗斯各地的大学里举办黑客竞赛；他说这是他帮下一代人做好准备的方式。(摄影：Max Avdeev)
退伍后，米宁加入了克格勃。前苏联解体后，他去了俄罗斯政府的网络与监管部门工作，于2010年退休，之后进入私营领域，与人一起建立了ARSIB。ARSIB现在与俄罗斯国防部、联邦安全局（FSB）和内务部都有联系。
黑客竞赛是米宁培养下一代的方式，以“把我多年积累的知识传给孩子们，”他告诉我。他说俄罗斯科技公司经常来找他介绍人才。我问他会不会有政府机构，比如在国外进行网络作战的安全部门之类，也来找他。“有这可能，”他迟疑了一下。“他们也需要这方面的专家。”
“夺旗”竞赛午餐休息时，米宁和我走到风和日丽的室外。这所大学耀眼的白色建筑群座落在陡峭的山坡上，俯瞰下面的城市和伏尔加河。曾几何时，这河里流的是血，这山上遍布弹片、地堡和尸骨。曾几何时，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斯大林格勒，因1942-43年冬的血战而名闻遐迩。上百万人在这里失去生命，直到德军死了一个元帅，失去大势，最终战败。如今，这是一个游荡着历史幽灵的城市。
“你去过马马耶夫库尔干吗？”米宁问我。他指的是另一座山。那座山见证过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以至于山丘变形。现在那里竖立着一座“祖国母亲在召唤”的混凝土雕像：一位170英尺的女性，高举着剑，召唤同胞冲锋陷阵。米宁眺望着被阳光照亮的远方，声音里充满崇敬地告诉我：那是纳粹元帅弗里德里希·保罗斯（Friedrich Paulus）被俘的地方。“你知道，要了解过去年轻人是如何保家卫国的，这很重要，” 他说。
我们来到食堂，我发现这个食堂也被前苏联的阴魂缠扰。在这里，带着发网、脾气暴躁的中年妇女把无味而油腻的食物打给吃饭的人们。如果不是因为有玩着智能手机的学生们，很难感觉到这已是21世纪。我在一个来自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参赛团队的饭桌边坐下，告诉他们我去过一次他们的家乡，里海边一个古旧而浪漫的老城。
学生们嘻笑起来。“人人都想离开那里，”三年级学生安东说。
“那里没事可做，”他的队友谢尔盖补充道。
安东希望米宁能帮助他加入国家安全部门。他认为“这是受人尊重的工作，薪水丰厚，而且工作很有趣。” 如果他被录用了，则有望拿到每个月5万卢布（不到900美元）的薪水，几乎是阿斯特拉罕地区平均工资的两倍。那他想加入这个行业有没有其它动机，比如——“爱国主义？”我的话刚说完，安东就笑了起来。“不，”他说，“我不在乎为哪个政府工作。如果法国外籍军团要我，我也干！”
我问他们在伏尔加格勒这种地方说这种话是不是有点大不敬。
谢尔盖说，如今俄罗斯培育的这种爱国主义是空洞甚至不健康的。2011-12年的推动民主进程的示威之后，网上个人言论受到限制，政府对网络实行监控；他对此愤愤不平，称其为违宪。“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城市和道路状况，还有人们的生活质量，你也会问，为什么他们不惜花亿万卢布来把人们的个人信息存储在海量数据库里？”
“他们会把你关起来的，谢尔盖，”一个同学说，瞟了一眼我的手机。
谢尔盖大笑。“吃你的饭，”他说。
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黑客在美国成了传奇故事。根据美国的情报分析和媒体调查，俄罗斯黑客是入侵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竞选委员会服务器的祸首。他们通过维基解密（WikiLeaks）等友军渠道传播窃取的信息，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普京总统的授意下，他们试图刺探美国多州投票设施的漏洞，暗地购买了脸书广告进行分裂性宣传或组织政治集会，给美国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煽风点火。
但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认识这个传奇故事里描绘的俄国：强大而组织严密，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不仅能策划复杂而细致周详的密谋，还能将其付诸实施。
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曾在2000年作为政治顾问帮助普京赢得第一次总统竞选，并在克里姆林宫担任顾问直至2011年。当我问到普京在唐纳德·特朗普竞选中扮演的角色时，他笑了。“我们在普京当政的第一个十年成功地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普京控制着俄国的一切，” 他说；现在美国人把这么多事情归功于他，“这很可笑”。
在莫斯科一家咖啡店里，一位在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United Russia party）高层任职的商人喝着浓缩咖啡说：“你想说俄国一切都这么破，黑客却牛得不行？ 俄罗斯石油公司” ——即国有的石油巨头——“举步维艰。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运转不良。我们的教育体系也是缺陷百出。然后我们的黑客，横空出世，竟如此了得？”
就如俄国人高估美国，视其为无所不能的全球政治发展策划师一样，美国人也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到俄国，一个灵活并威力无比，却有着致命缺陷的悖论似的国家。它一方面看起来不可撼动，但不知何故又总是濒临崩溃的边缘。像美国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历史所困，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
这些因素非但不能排除俄国带来的危险，反而让危险更为具体。普京和他的国家都在衰老，衰落——但这种衰落带来的不安全感本身就意味着对美国的一种威胁。美国情报界人士一致认为，俄国不仅干预了美国大选，而且——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柯米（James Comey）的话说——“他们还会卷土重来”。俄国自身已是困境重重，其精英对美国政治也只有粗浅了解，这种敌对行为的急剧升级着实令人震惊。这就是典型的普京式做法，典型的俄国式做法：用胆大妄为的主动出击来掩盖自身的弱点，报复积怨，和不惜代价以求生存。
我到俄国是为了寻求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其中较为紧迫的一个是，自身有种种不足的克里姆林宫如何成功地实施了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破坏行动，使得美国的民主反过来伤害民主自身。而对于美国人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俄国手中还有什么牌，以及因成功而气粗胆壮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究竟打算走多远。
“这不是一个战略性行动，”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说。作为一名报道克里姆林宫如何使用网络技术的俄国记者，他在安全部门有深入的信息来源。他说，“根据所有内部人士跟我说的情况，” 对美国政治体系进行黑客攻击“其实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战术决定。他们对‘巴拿马文件’非常恼火。”
2016年春，一个国际记者联盟开始公布一大批属于一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的文件。这个律所专门帮助富有的外国客户将钱财——包括不法收入——从他们的居住国转移出境，躲开税收部门的法眼。（该公司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这些文件显示，普京的老朋友谢尔盖·罗尔京（Sergei Roldugin），一位大提琴手，也是普京大女儿的教父，其名下竟有一笔约20亿美元的巨款。对于一位不知名的音乐家，这是一笔难以解释的财产。记者显示这些资金很可能是普京核心圈子的储蓄罐。罗尔京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但克里姆林宫对这一揭露十分震怒。普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的妻子也受到牵连；佩斯科夫将这份报告愤怒地归咎于“[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前雇员”，说他们意图在2016年9月的俄国议会选举之前“捣乱”。
说这话有点脸皮厚了，不过也反映了他们的逻辑：俄国领导人的财务隐私是可以与俄国的选举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相提并论的。前中情局俄国办公室副主任约翰·赛佛尔（John Sipher）说：“普京把巴拿马文件视为对他的个人攻击。他们认为是我们干的。” 索尔达托夫说，普京的核心圈子觉得“他们对此必须有所回应”。根据索尔达托夫的报道，普京在2016年4月8日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与会的八人中除两人外都是前克格勃。鉴于这次会议的秘密性和召开时间，索尔达托夫认为普京就是在这次会上发出了报复美国的指示。
他们最初的目的是羞辱和中伤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埋下更多反对的种子，并向世人显示美国民主其实与俄国政治同样腐败，甚至更糟。“没人觉得特朗普能成事，一点都没有，” 索尔达托夫说。“这就是一系列战术性行动。看到每一步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参与行动的人都兴奋得不得了，不断的成功又驱使他们继续推进。”
俄国出生的德米特里·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是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他们很多时候是在碰运气。” Crowtdstrike公司受雇调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服务器在2016年五月遭到的黑客攻击，最先发现了俄国干扰的线索。“他们撒了一个很大的网，事先并不知道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阿尔佩洛维奇说这些俄国黑客技术很高，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想成八呎高的巨人”并且“想要选谁就能选出谁。他们在乌克兰试过，并没成功。” 2017年的法国大选他们也没成功。
阿尔佩洛维奇和他的团队发现存在着两股黑客，应该是来自两个不同的俄国安全机关。他们给这两股黑客取了不同的绰号：来自军事情报机关的叫“花哨熊”，来自外国情报局或是联邦安全局的叫“安逸熊”。但是这俩熊显然都不知道另一个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我们观察到这两个俄罗斯间谍小组在破坏同样的系统，并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盗取同样的用户密码，” 阿尔佩洛维奇当时在CrowdStrike的博客上写道。他指出，西方情报机构几乎从不会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追逐同一个目标，“因为害怕互相损害对方的行动”，但是“在俄国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这几乎和米宁组织的一个黑客竞赛类似，只是赌注更高。索尔达托夫告诉我说，黑客并不总是军队的情报人员。有时他们只是受雇的自由职业者，愿意为出价最高者效力；黑客也可能是落网的网络罪犯，受到勒索被迫为政府工作。（普京否认了对于选举的“国家级”干预，但用貌似可信的假象来撇清干系正是雇佣非官方黑客的目的。）
2016年夏季，美国官员也开始注意到了同样的杂乱无章和了无定形的行为。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美国截获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与军事情报官员之间的通讯显示了两者之间的争执和他们行动的缺乏组织。一位当时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情报的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告诉我：“都是临时决定的行动。他们就像是在往墙上扔意大利面条，看哪几条碰巧能粘住。”
具有讽刺性的是，这种杂乱无章正是俄国人在2016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奥巴马政府看来——至少在最初——俄国人的争执不休、机会主义和缺乏协调都像是旧调重弹。2017年1月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报告，评估俄国干预选举的情况。报告里讲到，在2008年，以红发似火的安娜·查普曼（Anna Chapman）最为著名的十人俄国间谍团伙来到美国，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观察美国总统选举。但是一份2010年的司法部起诉书描绘的画面更象“粉红豹”（The Pink Panther）喜剧动画片而不是“美国谍梦”（The Americans）。这些被称为“非法者”的间谍会出席智囊活动，把美国新闻归纳汇总，报告给莫斯科。查普曼用99 Fake Street （假冒街99号）地址注册了一个一次性电话。（查普曼在2010年被捕，她和她的同伙被以戏剧性的间谍交换方式驱逐出境。）在2016年初，奥巴马政府似乎认为类似的一幕会重演。前述奥巴马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之前“他们在我们选举体系的边缘上啃了一口”，就像在2008年，“非法者”间谍们“一直在试图培养可能进入政府工作的智库人员”，但还没有试图“影响选举结果，直到这次大选之前”。
2016年夏季，当奥巴马政府开始意识到俄国人这次的野心要比以前大得多时，白宫的担心只涉及到一半的问题。当时最令人不安的是俄国人试图对各州投票系统做手脚。大量披露黑客窃取的内部信息和拿诋毁克林顿的虚假故事搅局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大的麻烦，并且很难进行有效反击而不显得有政治意图。
同年9月，奥巴马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会场边接触普京，告诫他“收手”。当年秋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向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亲手递交了一份警告。白宫责成财政部和国务院研究对俄国新的制裁措施，以及是否公布有关普京个人财产的信息，但最后认为这样的举措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白宫逼得太紧，俄国人可能会公开更多窃取的文件。谁知道他们手里还有些什么？
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还是在选举前一个月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步骤来提醒公众注意俄国的干扰。2016年10月7日，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合发表声明说：“美国情报界确信俄国政府指使了最近对美国政治组织电子邮件的窃取和泄露，目的在于干预美国的选举过程。”
白宫知道媒体会报道这个故事，而媒体也的确——“从下午三点半到四点”——报道了，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内德·普莱斯（Ned Price）在今年夏天的阿斯彭安全防卫论坛上（Aspen Security Forum）这样说。但是从下午四点开始，这个声明被另一类型的新闻抢去了风头：特朗普吹嘘性侵妇女的《走进好莱坞》录音带曝光。媒体和克林顿竞选团队都把几乎全部注意力投放在那个爆炸性的录音带上，而不是上述情报界的声明。
即便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奥巴马政府觉得俄国人应该已经在幕后听到了警告。根据索尔达托夫和两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说法，到了10月份，莫斯科方面似乎已经放弃了对美国大选系统的攻击。但秘密信息的泄漏和虚假新闻故事并未停止。奥巴马担心进一步公布任何关于俄国行为的信息都会显得他是在帮忙使天平倾向于克林顿一边。此外，他确信克林顿无论怎样都会赢得选举——并且她一上台就会去对付俄国人。
致命的一击或许来自联邦调查局收到的一份可疑文件，貌似在给克林顿竞选班子抹黑。 今年春天,《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在总统竞选期间联邦调查局情报源获得的一份看似来自俄国情报机构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称，当时的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Loretta Lynch）曾与克林顿竞选班子工作人员沟通，保证联邦调查局不会大力调查克林顿在国务卿任期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一案。熟悉詹姆斯·科米的消息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该文件对科米对于该案的考量“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对他的政治独立性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份情报促使科米在2016年7月对邮件门案公开表态。（他说他不会提起刑事指控，但是他严厉地批评了克林顿）。科米关于邮件门调查的公开言论（7月份和10月份）给克林顿带来极大损害，很可能是导致她输掉大选的最后一根稻草。《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那份备忘录有俄国伪造之嫌。
一份伪造文件，几个黑客小组，一点恰到时机的信息泄漏，就足以造成了美国政治陷入混乱。至于特朗普竞选班子是否在俄国的破坏活动中扮演了同谋角色，这一点尚在调查之中。不管怎么说，普京只花了很少的钱——据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说是大约2亿美元——就成功地导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抢劫。但有一点许多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与其将对这次大选的颠覆归功于俄国的远见，不如说它是即兴行为和混乱的产物。普京所为之所以行之有效而且危险，不是因为他有战略上的才华，而是他在战术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不断试验，制造混乱，和甘冒大风险。
一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说：“他们也有一定的计划，他们一点都不傻。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把一切都考虑得很周详，普京也并非像一个深谋熟虑的国际象棋手。普京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会策划开头几步，后面的事情到时候再随机应变。人们时常问，他会不会下国际象棋或跳棋。其实都不是：他玩21点。他敢于冒大风险。想想看, 干预选举——他所做的事可是相当冒险的。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赢了，那他就得付出惨重代价。”
就连俄国采用的攻击方式也是风险很大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前负责人罗伯特·汉尼根（Robert Hannigan）在阿斯彭论坛上说，俄国人甚至不屑隐藏他们的踪迹，这说明俄国针对美国的意图发生了变化。“他们这种不计后果的的鲁莽...而且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公开承担罪名，这是最大的变化。”
不过这些鲁莽行为还是有明显的征兆：一是普京不断演变的世界观，二是俄国不断变化的国情。十多年来，美国在对俄战略上的轻慢加深了普京对于被美国废黜的恐惧，也使他的敌对情绪不断增加。同样，他的国内政治形势也成了这方面的推手，俄国经济方面的困境意味着他需要在外交上冒更大的风险来确保国内的支持。这些压力一直没有消减，而且近年来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II. 历史回顾
下雪的时候，就如这个春天的下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灰色围墙好像是融入了铁灰色低垂的天空里。这里是过去苏联政府培养外交官和间谍的地方，学员在这里深入了解世界事务的方方面面，以便有朝一日参与其中。如今，这所大学的角色依然如旧，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金钱所腐，比如经常有富人出钱给孩子买一席之地。我曾受邀去旁听学院最杰出的教授之一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Andranik Migranyan）的讲座，他也是该校1972年的毕业生。在过去的十年里，米格兰尼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主持一个叫“民主与合作中心”的俄方智库，据说与俄罗斯外交部有联系。俄国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是他的老同学，他们也依旧保持着朋友关系。
那天下午，米格拉尼扬的讲座主题是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演讲；这个演讲几乎是俄国在后苏联时代唯一的意识形态文件，也是了解俄美关系如何达到今天最低点的关键。那一年普京才当了七年的俄国总统；如今他已经统治近二十年了。那时他的演讲水平还很是拙劣，让旁人替他捏一把汗。再往前18年，即1989年，普京还是一名驻扎在东德德累斯顿（Dresden）的克格勃军官。当柏林墙倒塌，抗议者在他的驻地门外聚集示威时，他正忙着把敏感文件铲进火炉内销毁。不久之后，苏联这个国家就被埋入历史的尘埃中，而世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苏维埃式充满暴力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是一种更好，更合乎道义的政府形式。
有一段时间，普京试图在这个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俄罗斯的角色。当后苏联时代俄国第一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9年指名普京为其继任者时，俄国正在与车臣的伊斯兰分裂主义分子开战。普京是9·11事件后第一个打电话给乔治·W·布什总统的外国领导人，希望能够让布什意识到俄美现在已经成为反恐斗争的盟友。普京还试图在阿富汗问题上帮美国的忙。但在2003年，布什无视普京反对入侵伊拉克的立场，绕过俄国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这让俄罗斯国格受辱，也提醒了他们，在西方的眼中，俄国是无关紧要的，“俄国说话没有分量”，米格拉尼扬这样转述给他的学生。然而在普京看来事情还不止于此：在推广民主和人权的幌子下，华盛顿又回归其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别国废黜并另立领导人；即使是公开使用武力也成了合理的。
2007年，普京正式向西方秩序的代表和维护者们表明了他的反对意见。“仅仅二十年前，世界按照意识形态和经济状况分为两个阵营，而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战略潜力保障了世界安全，”普京一脸阴沉地道出。但是这个世界秩序已经被一个由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所取代。“世界现在是一国独霸的天下。”
普京刻意指责说，由单个国家控制的世界秩序“与民主毫无共同之处”。目前的秩序既“不可接受”又效率低下。“单方面的、缺乏合法性的行动”只造成了“新的人间悲剧和冲突区”。他指的是当时已经深陷宗派战争泥潭的伊拉克。普京说，是时候“重新思考全球安全的整体架构”了。
这是一个输家迟来的抗议。在失败16年之后，他们想重新谈判投降的条件。尽管如此，普京在这个讲话之后至今的十年里一直在试图确保美国单方面的行动永远不会畅通无阻——而且最重要的是，永远永远不会废黜他本人。
“要是你们能看到麦凯恩和利伯曼的表情就太好了，” 眉飞色舞的米格拉尼扬对他心不在焉的学生们说。那两位出席普京讲话的鹰派美国参议员“目瞪口呆，他们以为当时俄国已经不值一提！而且普京在慕尼黑犯下了一个‘滔天大罪’：他说的句句是真。”
接下来的一年，米格拉尼扬说，“是行动的一年。”2008年，俄罗斯与邻国格鲁吉亚开战；米格拉尼扬称之为俄国对北约的一种报复，因为北约已经扩张到其他前苏联国家。但西方对俄罗斯外围的侵蚀并不是克里姆林宫最忿忿不平的事情。
米格拉尼扬抱怨说，美国也一直在直接干涉俄国内政；美国顾问策划了苏联解体后的市场改革，并借此机会中饱私囊，还于1996年帮助软弱无能且不得人心的叶利钦第二次赢得选举；美国政府直接资助了一些非政府组织，俄美两国都有，例如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借此推进俄国的民主和公民社会进程；有些非政府组织与所谓的“颜色革命”有联系，而正是这系列的革命推翻了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政府，以亲西方的民主政权取而代之。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俄罗斯面对这一切产生的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 米格拉尼扬告诉他的学生。他指出美国自己承认在乌克兰花了50亿美元来推动民主——也就是扩大自由派西方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设想一下，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美国会把目标转向莫斯科和普京。这就是为什么在2012年，俄国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驱逐出境。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在2015年依据一个关闭“不受欢迎”组织的新法律取缔了前面提到的国家民主基金会。
普京的“慕尼黑理论”有一个推论：美国人或许以为他们在推广民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更多的地方造成混乱。“看看埃及发生了什么，” 米格拉尼扬说，开始历数一连串美国支持但最终失败的革命： 2011年，埃及的铁腕人物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美国支持的抗议活动后下台，但是，当“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以民主方式夺取政权后，美国却对推翻新领导人的军事政变视而不见；然后是利比亚。“你们推翻了北非最成功的政府，” 米格拉尼扬边说边有意朝我看。“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遭到毁坏的政府，一位被残忍杀害的美国大使，大动乱，还有伊斯兰激进分子。”
“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所有失败都数落出来，是不是你们就该听听俄国的意见了？” 米格拉尼扬越说越激动。“如果（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那么谁能取而代之呢？如果你没有为可能的后果做好准备，就不要摧毁别国的政权！”
普京一直对西方推广民主抱有怀疑，但有两桩事让他确信，美国打着推动民主的幌子，实际是冲着他来的。首先是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最终导致了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被推翻并被残忍的私刑处死。许多与普京打过交道的人在这之后都注意到卡扎菲的死深深困扰着他。据说他反复地看卡扎菲被处死的录像。美国国务院前高级官员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利比亚问题发生时多次与俄方高级人员会晤，他认为“卡扎菲的死法对普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一位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形容普京像“着了魔”似的被卡扎菲之死困扰。（这位官员还承认，“我认为我们在利比亚做得过头了”）。
第二件事是在2013年11月，乌克兰的年轻人们聚集在首都基辅的迈丹独立广场，抗议时任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 )在普京的压力下退出与欧盟的经济协议。示威者在广场待了整个冬天，直到警方向他们开火，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第二天，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签署了由俄国，美国和欧盟斡旋的政治和解计划，但那天晚上他逃离了首都。在普京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含义很明显：美国扳倒了他最亲密的盟友，而且是在一个他认定是俄罗斯自身的延伸的国家里。美国对乌克兰支持民主化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得到了回报。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在抗议活动期间甚至在迈丹广场分发食物，这更加印证了普京最深的恐惧。
奥巴马政府主管战略通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德斯（Ben Rhodes) 告诉我，“迈丹广场加速了事情的发展。普京一直是一个好斗的对手，但是在迈丹之后，他开始主动出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开始变得不择手段。对普京来说，乌克兰就是俄国的一部分，这个特殊关系使他把迈丹事件当成是对他个人的攻击。”（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一位消息人士证实了这一说法。）
为奥巴马政府所熟悉的是，普京和拉夫罗夫热衷于长篇大论地斥责自从1991年以来美国总统各种对俄国不尊重的行为，比如奥巴马在2014年的一场演讲中将俄罗斯和埃博拉病毒并列为全球威胁。亚努科维奇的倒台使这些长篇大论更为激烈。罗德斯回忆说：“事后两年，普京打来的电话没有一通不提到它，”指责美国支持颠覆乌克兰政权。
利比亚和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导致了俄罗斯扶植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前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总参谋长强·费恩（Jon Finer）说普京在叙利亚的做法就是“没有下一个！”美国支持的政权更迭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俄国人插手美国大选： 俄国要给美国点颜色看，并不只是美国一家有本事颠覆政权。
III. 赌徒玩家
对于俄国，一个极端注重自己历史的国家来说，2017年是重要的一年。一百年前的11月，布尔什维克，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少数派，扛着枪杆子闯入羽翼未丰的议会，把俄国强拉上了一个跟他们一样激进的道路。这个血腥的试验终于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而2016年12月又是苏联解体25周年。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媒体对于这两个周年纪念日都是一笔带过，因为这两个日子让普京坐立不安。布尔什维克是革命者，而普京骨子里信奉中央集权并憎恶革命。但他同时也是苏维埃国家培养起来的，这种出身让他钦佩苏联取得的许多成就，他的名言由此而来： 把苏联的垮台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作为一个统治者，普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俄国政府在1917年和1991年的两次崩溃。他担心，要是他的政府也崩溃了——因为崩溃总在发生，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就已经发生了两次——他自己会是什么下场。他一直在想尽办法防止现政府倒台。被流放的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公开表示要把普京赶下台，而且直到最近都不讳言暴力手段。包括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y Navalny）在内的人们公开谈论要把普京和他最亲密的同伙送上审判台。俄国反对派兴高采烈地期盼普京要么下台，要么辞职，要么死去。每一步失误，油价的每一次下跌，对他们来说都是普京个人末日即将到来的又一个信号。同时，这种渴望也在西方有所反映，特别是在美国。
俄罗斯反腐败斗士和总统候选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y Navalny）与工作人员会面（摄影：Max Avdeev）
克里姆林宫的大部分注意力并不在任何有积极作用的发展项目上，而是在如何抵挡上述厄运，并在这个政权迟早会来的消亡之前大捞一把。这就是统治阶层中腐败如此猖獗的一个原因。一位与政府客户合作的俄罗斯商人把俄国统治阶层的心态描述为“庞贝城的最后一天”，而且这个末日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另一位商人，出于对腐败和管理不善的不满，刚刚脱离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最高管理层。他对我说：“俄罗斯总能一次又一次从灰烬中升起，就像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即将又一次经历被灰烬掩埋的时期。”
出于对政权崩溃的恐惧，俄国政府着意于宣传世界各地革命后的血腥局面。国家的新闻节目提醒人民，俄国的现状也许并不是很好——自2012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举步维艰——但是情形总有可能更糟。俄国人被告知，九十年代就是这样：在苏联解体后，普京上台前那混乱的九年，俄国的状况是多么差。“当一个国家在100年里经历了两次政府倒台，人民会很怕类似的事情发生”，米格拉尼扬告诉我说。而许多俄罗斯人都亲身经历了最近的那一次。
但是这个经历过苏联倒台的人口正在缩小。四分之一的俄罗斯男性会在五十五岁以前死亡。生日在十月的普京已经六十五岁了，而他身边都是与他同龄或者更年长的人。居于莫斯科的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Ekaterina Schulmann）说，俄国现在是“处于暮秋专制统治之下。统治者越是努力表现得年轻而富有活力，越是显得力不从心。” 正如前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阿列克谢·切斯纳科夫（Aleksey Chesnakov）所告诉我的那样，俄国“最积极的选民”——那些毫无保留的普京信众——“是靠养老金过活的人”。
对普京支持者来说，他的政权并不是专制。“我们可以用‘爱民制’ (demophilia)来描述它”，米格拉尼扬解释说。“它不是民主制，但它是以人民的名义，也是为了人民。普京的主要基础是人民。他的所有权力来自于人民对他的拥护，因此他一定要给予人民他统治的好处。”克里姆林宫称其为“管理下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
这一点对理解普京所作所为的原因非常关键，也包括理解他会如何谋划对美国进行新的攻击。克里姆林宫对媒体的指引，对民调和民意支持度的关注，特别是它的对外政策，都是为了支撑普京的合法性，为了迎合他的一亿四千四百万属民。这是一个复杂而磕磕碰碰的反馈回路，其目的是排除威胁和保证普京的独裁统治受到民众的欢迎。
这是为什么普京坚持要举行选举，即使选举结果从来都是意料之中的。“如果不能重续这种授权，这个系统就无以为继”，切斯纳科夫说道。“根据民调，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不想要君主制。他们想要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理解不一样。”
普京的第三届总统任期到2018年春天结束。迟至12月6日（选举是三月份），他才不慌不忙地宣布他会竞选连任；他也很可能不会参与竞选活动。这是普京在国内精心打造的形象：一位不动声色的领袖，在激烈的国内争斗之上冷静地俯视这一切。不过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争斗开始让他担忧。
一个凛冽的早春下午，我看着一群大学生站在伏尔加格勒中心广场一个无甚特色的建筑前的阶梯上，等着见阿列克谢·纳瓦利内。这位反对派领导人和反腐败斗士让许多俄罗斯年轻人兴奋不已；许多西方人士也把他视为普京的潜在对手甚至是取代者。纳瓦利内已经宣布他会参加本届总统竞选。
这栋楼里有纳瓦利内在当地的竞选办公室，楼前的街道已被警察封锁。这些警察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看着哥萨克人在街区里走上走下，随意挥舞着他们手中的黑色皮鞭。哥萨克是俄罗斯南方的一个部落，历史上曾是维护政权的私刑者。而一些穿着运动裤和运动鞋、满脸怒气的年轻人是另一群受克里姆林宫青睐的雇佣打手，他们在学生们周围踱来踱去，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兜来转去的还有穿着令人炫目的高跟鞋的年轻女人；她们是便衣警察，每隔几分钟就掏出相同式样的带黄色编号的摄像机，对着阶梯上的学生录像，拍他们的脸部特写。
纳瓦利内最近遭到了亲政府的歹徒袭击，他的脸上被泼了一种称为“亮绿”的苏联时代防腐剂。他的支持者于是将那座“祖国母亲在召唤”的巨大塑像印成图片，塑像的面部用Photoshop处理成绿色，用于宣传纳瓦利内在伏尔加格勒的集会。在一个政府将二战胜利神化的国家，这样的一张图片触碰到了敏感的神经。不出几小时，亲政府的社交网络帐号就开始使用这张图片来激怒伏尔加格勒的当地人。当纳瓦利内从莫斯科抵达伏尔加格勒的时候，普京党的青年组织成员已经守在那里进行抗议。
2017年3月26日，纳瓦利内在莫斯科的一场集会中被捕。（摄影：Evgeny Feldman）
竞选办公室楼前台阶上聚集的学生们觉得这种人为制造的愤怒很滑稽。在他们这个年纪，大多数事情都很滑稽，包括政府对他们很明显的监视。联邦安全局最近给伏尔加格勒国立大学一位四年级学生弗拉德的家里发了传票，因为他之前参与了支持纳瓦利内的进步党的游行。一位戴眼镜的兽医学三年级学生罗曼，因为参与了一次示威而被叫到系主任办公室。“系主任说，‘别去参加纳瓦利内的抗议活动。他的政治立场是错误的。’”罗曼告诉我，边说边耸耸肩，把手插进圆鼓鼓的红色夹克的口袋中。
这些年轻人即将毕业，适逢俄国经济在经历了五年的困乏之后开始好转。但这个经济增长微乎其微，而基本生活物品的价格则大幅上涨了。他们说他们的一些邻居和熟人已经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了。罗曼告诉我说，“我们的父母说情况越来越糟。”但他们的父母知道公开反对政府的后果，所以也很不乐意看到子女参加那天的集会。官方电视也让他们相信，纳瓦利内是一个美国代理人。
这些年轻人对此付之一笑。纳瓦利内从十年前就开始建立他的群众基础，还在LiveJournal网站上开了一个博客，详尽地记录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据称，他们从政府预算这块肉上给自己切下肥肥的一块，这些钱就隐匿于他们在莫斯科的豪宅和海外的房地产。几年前，纳瓦利内开通了一个Youtube频道，发布制作精良的视频，描述种种据称是（俄国）政府使用的腐败手段。在另一个Youtube频道“纳瓦利内实况播报”（Navalny Live）里，他和他的反腐基金会团队主持政治方面的脱口秀，而这些内容是绝不会被允许在国家控制的电视上出现的。这些频道的订阅者总计超过一百五十万，视频观看人次多达数亿。
我正在和这些学生站着聊天，一群学前班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从竞选办公室门前游行经过。大学生们爆发出哄笑和欢呼。罗曼说，“人人都说纳瓦利内的支持者非常年轻，可我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小！”
这种戏谑和轻松的气氛很快就消失了。一个穿着运动裤的年轻人和一位年长些的纳瓦利内支持者大声争执起来，前者说纳瓦利内是美国国务院赞助的，还说他认为把“祖国母亲在召唤”的雕塑PS成绿脸是对他个人的冒犯。“那是纪念伟大胜利的纪念碑！” 他的朋友，一个同样穿着运动裤的年轻人，愤怒地喊叫道。“这是一座建立在尸骨之上的丰碑！我祖父在斯大林格勒战斗过！”（不过后来他向我承认，他的祖父其实是1941年才出生于格鲁吉亚。）
忽然间，一大群反纳瓦利内的示威者出现了，有的还拿着扫把，就好象是要把纳瓦利内从他们的城市里扫地出门一样。“纳瓦利内，出来！”一个光头中年男子借着扩音器大喊。这些示威者穿过人行道涌向竞选办公室，跟着喊道，“纳瓦利内，出来！” 大学生们紧密地聚集在竞选办公室楼门口的台阶上，准备保卫他们的领导者。双方开始互相推搡，人群剧烈地摇摆。警察在一旁观战。我抬头看到了罗曼的红色夹克。他取下眼镜站在台阶最高处，眨了眨眼，朝吵闹声眯起眼睛。他刚才那副昂首自满和一脸讽刺的样子不见了。他现在看起来非常弱势，像个孩子。
纳瓦利内出现在台阶最高处，像往常一样镇静。一部分人开始高喊，“可耻！可耻！可耻！”纳瓦利内邀请那位手拿扩音器的男子和他的同志们上来与他面对面平静地对话。他们走上来，立马就抓住他的腿，把他朝人群中敌对他的那边拖拽。终于，警察出手了，解救了纳瓦利内，把人群推回街上。
纳瓦利内避入他的竞选办公室。在之后的三小时里，支持者挤满了他的办公室，而他就在这个拥挤的房间里回答提问，热得汗如雨下。他谈到政府精英奢侈的生活方式与本地区萎靡不振的工资的反差；他谈到持续上涨的水电费，尽管能源价格一直在下跌；他还谈到公路的糟糕状况。
“阿列克谢！”他的一个支持者叫道。“自从1945年以来，我们城市除了那场胜利之外，什么都没了！”所有人都鼓起掌来。
纳瓦利内嘲笑政府把他的支持者——这些在房间里挤得冒汗的几百人——指控为美国国务院花钱雇来出场的。“这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政治力量”，他说，“我们会胜利。我们注定会胜利，因为不论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明，像我们这样的人终究会胜利，因为他们撒谎，我们讲真话。”
我在雾蒙蒙的窗户上清开一小块，向外望去。愤怒的人群全都消失了，甚至连警察也不见了。他们的消失跟出现时一样迅速。
两天之后，也就是3月26日，纳瓦利内赶回莫斯科，带领数千响应他的号召走出来的人民抗议政府腐败。在俄罗斯近一百个城市，横跨十一个时区，总共有数万人参加了这次示威。示威的规模之大出人意料，登上了国际新闻的头条。当月早些时候，纳瓦利内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视频，揭露现任总理、前任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所持有的大批豪华房地产。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时还哀叹，说有相当于俄罗斯联邦预算总量三分之一的钱因为腐败而消失了。纳瓦利内把无人机镜头摄下的梅德韦杰夫的众多房产的奢华与他要克里米亚人“勤俭节约”的尴尬号召做对比。自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他们就失去了稳定供应的水电和价格合理的食品。在2016年，也就是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两年，梅德韦杰夫劝告他们说：“现在没钱，但你们要坚持住。”
到那场大规模抗议发生的时候，这个大揭露已经被观看了将近一千两百万次。在挤满了示威者的莫斯科标志性的普希金广场，几个男孩爬上路灯灯柱，对那些试图把他们弄下来的警察喊道，“现在没钱，但我们要坚持住！”
近些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普京使用了一系列战术策略来收买人心。普京极度关注他的民意支持度，以此为标准来测量政策奏效与否。他和他的顾问们沉迷于民意调查。为克里姆林宫做民调的公共意见基金会负责人亚历山大·奥斯伦（Alexander Oslon）说，“没了民调他们无法生存。”
普京的支持度在2014年飙升，因为合并克里米亚让俄罗斯重拾帝国荣光。合并克里米亚是极具风险性的一步棋，甚至也许可以与后来普京对于美国大选的干涉相提并论，不过至少从短期看收到了成效。俄罗斯人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受俄国支持的分裂主义势力、支持普京，他们无畏的总统。“（人民）对政府每个部门的忠诚度都大大提高了”，现居莫斯科的专攻俄国民调的政治研究员齐瑞尔·罗格夫（Kirill Rogov）告诉我，“（俄国）全面转向保守。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新闻，花更多时间看电视，更接受思想灌输。”在之前的十年里，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宁愿生活得富足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但是在2014年，这个倾向反转了。
但是合并克里米亚带来的爱国主义热情转瞬即逝。因为其陆地仅与乌克兰相连，克里米亚很难从俄罗斯得到供给。这个半岛近期内将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当地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也一落千丈。我最近一次到那里访问的时候，甚至连当地那些在2014年发起支持莫斯科示威的、最亲俄的哥萨克人也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开始后悔当年的立场。莫斯科无法无天的暴力和腐败开始渗入他们的家园，自从成为俄国公民后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得多。在某些方面，他们怀念身为乌克兰人的时代。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和欧洲的制裁，俄罗斯已经多年不景气的经济又失去了来自西方的廉价投资。普京用禁止从美欧进口食品来回应这些制裁，使得食品价格以十位数百分比的速度增长。经济陷入了萧条。2017年初，对政府的支持率已经基本回落到合并克里米亚之前的水平。
俄罗斯自2015年秋季开始对叙利亚的干涉，是又一个用国旗包裹的转移视线的策略。在中东，当美国缩小其在这个地区传统角色的影响力时，俄国扩张了自己的角色，代表不情不愿的西方基督教势力，装模作样地表演它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武装作战。在俄国空军和特种兵的帮助下，叙利亚军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古城巴尔米拉（Palmyra），紧接着俄罗斯军方就空运圣彼得堡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到这个城市，在历史遗迹前，面对着十多家媒体的镜头，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而半年后伊斯兰国（ISIS）从俄罗斯支持的政府军手中夺回这座城市的时候，俄罗斯电视台则基本上没做报道。）
对叙利亚的干涉迟早也会有不可避免的后果。在他统治期间，普京一直都穷于应付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山区的伊斯兰暴动，恐怖主义者从那里对莫斯科发动过多次袭击。今年春天我到山区深处的一个穆斯林聚居地达吉斯坦访问。那里曾经极端暴力，但现在却很详和。2014年冬奥会在达吉斯坦附近的城市索契举办；出于对恐怖主义袭击的担心，俄方秘密警察允许了成百甚至上千的俄罗斯国籍的伊斯兰叛乱分子前往叙利亚。根据《新报》（Novaya Gazeta）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甚至为其中一些人提供了护照和抵达俄罗斯边界的交通。
这是一个短视的反恐策略。两位为了领回他们的子女而去过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控制区的达吉斯坦男子告诉我，在那些伊斯兰国控制的城市街道上，他们听到的俄语和阿拉伯语一样普遍。非营利安全分析智库苏凡中心在十月份发布的一个报告中显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国战士中，来自俄国的最多。当伊斯兰国控制区持续收缩的时候，这些受过更好训练和拥有实战经验的俄罗斯战士会如何呢？苏凡中心的报告显示其中四百位已经返回俄国，但即使是那些没有回国的人也能引发灾难：在四月份，一个自杀式袭击者在圣彼得堡地铁站引爆炸弹，炸死了十三人。据猜测他是被境外伊斯兰国的讲俄语的成员煽动成为极端分子的。
俄国对美国大选的干扰也是同样的短视。一开始，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似乎是普京的巨大成功。克里姆林宫的忠实追随者们在莫斯科大举庆祝特朗普就任总统，包括一个香槟任饮的实况观赏派对。这似乎给予了俄国一种荣耀。维克多·米宁，那位在俄罗斯各处举办黑客马拉松竞赛的前政府网络安全专家，在我问及美国媒体对俄罗斯黑客报道的效果时说，“这是（俄罗斯）年度最佳品牌。除了石油之外，我们还有最尖端的（黑客）专家，全世界都在谈论他们。这可是好事。”
但是这个胜利的光环比之前的几次消散得更快。俄罗斯黑客留下的踪迹被发现，在华盛顿引发了巨大的骚动。国会罕见地以近乎全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剥夺了特朗普单方面取消美国对俄制裁的权力。当特朗普不情不愿地在法案上签字那天，梅德韦杰夫在脸书上发文哀叹这个法案极可能无限期的有效。由于无法要回在奥巴马任期最后几天没收的两个美国境内的俄国外交基地，俄国冒失地展开了以牙还牙的破坏性报复行动，结果导致另外三个俄国驻美外交机构被查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各机构中受美国回击损失最大的恰恰是俄国联邦安全局，因为它被普遍认为是干涉2016年大选的幕后操纵者之一。“在2016年之前，联邦安全局在华盛顿声誉很不错”，俄罗斯记者安德烈·索尔达托夫告诉我，联邦安全局的首脑“被视为对抗恐怖主义的可靠伙伴”，但“一切在2016年都结束了，而且结束方式非常糟糕。”俄国联邦安全局的官员被FBI放到网络罪犯的最高级别的通缉令里，这是前所未有的报复行为。联邦安全局最精英的网络部的首脑和他的副手被强制离职；这个部门另两名高级官员被关进了莫斯科最臭名昭著的监狱。索尔达托夫说，“他们现在遭受着来自内外的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乔治·W·布什任内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海顿（Michael Hayden）说，“有时候一些秘密行动成功以后，你反倒希望它没能成功就好了。”
干扰美国大选或许成功地动摇了美国的政治体系，但是普京有多认真地考虑过他的俄国会承受的后果，这一点尚不清楚。他的目标是保持他的权力，多一天是一天，多一年是一年，出了麻烦再说。
纳瓦利内点燃的抗议这个麻烦暂时被处理掉了。3月26日一天，警方单在莫斯科就逮捕了1043个人。在另一轮小规模抗议之后，又有数百人在10月7日被逮捕。据多方报道——以及一位同我聊过的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所说——纳瓦利内的名字将不会被允许出现在选票上；最近根据捏造的贪污指控对他做出的判决很可能会被用作取消他竞选资格的理由。
这早就不是普京对付的第一拨抗议了。2011与2012年之交的冬季，支持民主、反对普京的抗议活动席卷莫斯科；随之而来的是2012年5月6日，普京第三次就职宣誓前一日，警察对于抗议活动的暴力镇压。数十人，包括一些初次参与抗议的人，都被判处多年监禁。克里姆林很快加重了对参与未经许可的抗议活动的处罚。许多人单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或点赞就被丢进监狱。
致力于为俄罗斯人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组织“铁窗后的俄罗斯”创始人欧格拉·罗曼诺娃（Olga Romanova）对我说，政府为这批新一代抗议者准备了比2012年“更大更严苛”的教训，而且这个政策“会持续很多年”。她说，政府威胁要将参与抗议的青少年与父母分离开。恐怖的调查委员会“正在把学校的校长、教师、心理辅导老师叫去谈话，” 罗曼诺娃说，“让这些人作证指控孩子们。”（今年夏天，在俄罗斯政府的高压下，罗曼诺娃逃到了西欧。）
欧格拉·罗曼诺娃，在逃离俄国后摄于巴黎。她曾为参与政治抗议的俄罗斯人提供法律援助。（摄影： Max Avdeev）
普京既已宣布参选，就肯定会赢得下一届六年任期。取代纳瓦利内担任普京竞选对手的是电视名人谢妮亚.索布恰克（Ksenia Sobchak），一位普京旗下老臣的女儿；大多数人心知肚明她是克里姆林宫批准的、为自由派反对者准备的减压阀。大财阀、布鲁克林篮网队大股东米哈伊尔·普罗霍夫（Mikhail Prokhorov）被认为在2012年扮演过这个角色（索布恰克和普罗霍夫都矢口否认克里姆林宫在他们的竞选活动中有任何参与）。事实上，选战中这些人都不是普京的对手。其他的傀儡候选人还可能包括一些所谓“忠诚的反对派”老头，拿着克里姆林宫薪水。尽管大街上抗议连连，普京依旧广受民众欢迎，尤其是在中老年俄罗斯人中；并且选举机器在重重调试下，无论如何都会带来想要的结局。
2012年，普京在重重抗议中第三次参选；克里姆林宫放出消息，选举系统必须至少给普京送上五成以上的选票，以避免重选的尴尬。这条硬指标在庞大的俄国官僚机构层层下发，每一层都为了讨好上级而在指标上加码。选举机器施尽各种手段——伪造选民名单，使用假选票，甚至用大巴拉着支持者到多站投票——手段层出不穷，票数渐渐叠加。等到大选日晚间，普京站在台上，身后是克里姆林宫，泪水划下他的脸颊：他的人民抵御住了“被西方势力控制的抗议者”，为他献上了一场大捷——64%的选票。
但一方面，下一次大选的数字必须比这个更好看；另一方面，选举舞弊又是触燃2011-2012抗议的导火索。克里姆林宫一直试图在这两者之间维持一个艰难的平衡：一面要献上正确的选举结果，一面要维持选举公正的表象。2016年平安夜，在莫斯科一个省级官员会议上，克里姆林宫提出了2018年大选战略 “70/70”，目标是百分之七十的投票参与率，其中百分之七十投给普京。在没有大规模舞弊的情况下，这个目标很难达到。
所以克里姆林宫据说在寻找下一个提高民调支持率的契机——“达到团结在国旗下‘万众一心’的效应，”政治分析师齐瑞尔·罗格夫说，“譬如在9/11之后布什的支持率飙升——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反对派总会放低批评的声音，因为和大众不会产生共鸣。”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契机一旦过去，批评总会重新出现。“但在俄罗斯，”罗格夫说，“这种‘万众一心’效应永远不会停止。”
IV. 赌注翻番
2017年4月10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西弗（Adam Schiff）的助理为他接通了乌克兰议会发言人安德义·帕卢比（Andriy Parubiy）打来的电话。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届时正在调查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班子串通克里姆林宫一案。在这个早有计划的电话里，帕卢比声称，他手上握着特朗普2013年为环球小姐赛事莫斯科之行的爆炸性材料。
“我得提醒你，我们的俄国朋友可能此时此刻正在监听我们的对话；如果我是你，任何不想让他们听到的东西我都不会在电话上说。”西弗说。
但是帕卢比坚持要讲。“2013年11月，特朗普先生造访莫斯科，他出席了环球小姐比赛，在那里与俄罗斯记者、名媛谢妮亚.索布恰克见了面。”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磕磕巴巴的英语解释道，索布恰克不但和普京有关系，还 “出名的为大财阀提供公关姑娘。她见到了特朗普，并给他带了一个俄国姑娘，就是明星欧伽·布佐娃（Olga Buzova）。” 在西弗进一步严肃追问下，帕卢比直白地回答：索布恰克是“俄国秘密情报机构的特务”。
布佐娃“在短暂的关系之后拿到了关于特朗普的不利信息，”帕卢比称。“他们有特朗普的裸照。”
西弗不动声色地问：“所以普京也了解这些不利信息的存在吗？”
“当然，” 帕卢比回复。普京授意告知特朗普“只要他下令解除对俄罗斯所有制裁，这些不利消息都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最大的爆炸性消息是：帕卢比拿到了布佐娃和索布恰克在乌克兰讨论这些“Kompromat”（不利信息）的录音。他对西弗说：“我们随时可以[将这些材料]提供给联邦调查局。”
帕卢比还有要说的。他给西弗讲了特朗普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Michael Flynn）与一位担任克里姆林联络人的俄罗斯流行歌手的会面。他们在布鲁克林的布莱顿海滩——一个俄罗斯移民聚集区——一家咖啡馆会面。帕卢比说：“他们接头有暗号。”一个人会说，“德里巴索夫斯卡亚天气很好。”正确的回答是，“布莱顿海滩又下雨了。”
“行。好的。很有帮助。非常感谢。”西弗说。他告诉帕卢比，美方希望有机会查验他提到的证据。“我们会和联邦调查局与你们的工作人员合作，看看能不能拿到复制件。”
西弗对于“我们的俄国朋友”听到他们对话的担忧是对的，但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打电话的不是帕卢比；是弗拉基米尔·库兹涅索夫（Vladimir Kuznetsov）和阿莱克西·斯托亚罗夫（Alexey Stolyarov），外号“沃尔沃”和“雷克萨斯”的俄罗斯恶作剧红人。其实压根没有什么“kompromat”，也没有弗林和俄罗斯歌星在布莱顿海滩的秘密会面。这个电话显得美国人又傻又好骗，而这正合了他们的意。他们迅速把录音寄给了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媒体非常开心的把录音大肆炒作：又一个傻老美把天方夜谭当真，相信俄罗斯从上到下在邪恶的特务们控制下运转。任何俄罗斯人听到这个录音都会意识到到这段对话多么愚蠢。对话中提到许多俄罗斯二流明星和其他文化梗，譬如所称弗林用的接头暗号其实是一个经典俄罗斯喜剧的标题。
“我们就是想找一个专门做情报方面工作的人，然后给他讲一个完全超级扯的故事，”库兹涅索夫这样给我解释他们的恶作剧。
“我们给他泄露了一大堆假情报，” 斯托亚罗夫说，“完完全全是扯淡。” （西弗的一位发言人说，“在同意接这个电话之前与通话之后，委员会都立即通知了相关执法部门和安全部门，并告诉他们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很可能是伪造的。”）
库兹涅索夫和斯托亚罗夫乍看上去很像俄罗斯的“Jerky Boys”（注：美国恶作剧小团体），但远不止这么简单。我们在莫斯科周边一个住宅城的一家比利时酒吧会面。31岁的库兹涅索夫穿着一件点缀着黑色骷髅头的白色衬衣；29岁的斯托亚罗夫穿着一件印有普京的大头照叠加在俄国地图上的帽衫。（“我对普京的看法很正面，”斯托亚罗夫说。“想不出有什么重要问题上我是反对他的，”库兹涅索夫表示同意。）这个双人组合在2014见面后就开始在俄罗斯明星身上搞恶作剧，但很快就觉得无聊了。“和决定别人命运的人谈起来比较带劲。”库兹涅索夫说。
他和斯托亚罗夫都否认和俄国秘密情报机构存在任何联系，但是很明显他们和政府的关系亲密。他们在许多个克里姆林宫直接控制的电视台都有栏目，都是需要经过高层点头才能拿到许可。我们见面时，他们随口提到前一天在议会大楼和一个非常有名的当选官员见面。“我们现在手头有个新项目，”斯托亚罗夫狡黠地说，又吹嘘自己黑了已故财阀——也是普京的政敌——博里斯·贝雷左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的Skype账号“很长时间”。他们通过某种方式拿到了一批外国领导人的手机号码，例如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
库兹涅索夫和斯托亚罗夫的美国受害者可以列一条很长的单子。今年二月，他们假装成乌克兰总理把恶作剧电话打给了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后者坦言特朗普时期是他政治生涯最艰难的一段。“听他口气他完全都不知道该干嘛了，”库兹涅索夫说。同一个月，他们打通了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电话，后者告诉他们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可能性不大。
库兹涅索夫和斯托亚罗夫针对美国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挖掘重要的信息——譬如关于对俄制裁的下一步——同时也是为了恶搞、分散注意、迷惑并嘲弄这些被美国选民敬重，但对俄罗斯有敌意的政治家。他们利用的是他们所谓的“美式天真”。“在俄罗斯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斯托亚罗夫说。“人们不会这么轻信打电话过来的人，尤其是议员或者公务员更有警惕性。”他们也想恶搞好莱坞明星，库兹涅索夫补充道，但是“联系到他们比联系到美国参议员难多了”。
俄国破坏美国的一系列活动充满机会主义，动机模糊，看起来如同跳梁小丑，却惊人地有效。如果有人要为这类破坏者设计脸谱，恐怕没有比“沃尔沃”和“雷克萨斯”更合适的样板了。他们和米宁培训的未来黑客都是一个不断演化、多条战线的庞大体系的一小部分，全部致力于暗中影响西方的政治家、政治系统和价值观。整个系统没什么高层规划和设计，其行动大都建立在试错的基础上 。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对我说，俄国有“一千种攻击方式”。“他们不需要每一种都奏效；一小部分达到目的就足够了。”
回头来看，俄国人攻陷我们时选择的突破口都是非常明显的漏洞。“在过去的五周内，我被我们民主体系的脆弱性惊到了。”西弗在被恶搞之前不久，曾在国会山地下室的食堂对我说。俄国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和大选之后展示的不是他们的实力，而是美国的脆弱；不需要太多努力就可以让美国的民主系统自噬。“这些‘秘密影响’行动不需制造美国社会的分裂，只需把现有的分裂进一步扩大，”前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迈克尔·海顿说。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约翰·赛佛尔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要怪谁，只能怪我们自己。”他说，“这是我们自己开门放进来的贼，是我们自己的错。”
当美国人仍然忙于搞清20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为何成为海顿口中“历史上最成功的‘秘密影响’战役”的牺牲品时，这场战役却并没有结束。赌徒普京依旧会抓住露出苗头的每一个机会，利用它来为自己眼下的利益服务。现在许多事已经真相大白，加上国会已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掣肘特朗普，普京更没有理由心慈手软。如果我们没有新的、有效的办法阻止普京，日益衰老的他和其日益衰落的国家还会继续出手。
一部分美国人，包括现任总统，都相信只要找到我们的共同利益，俄国可以成为不错的合作伙伴。但是和普京打过几十年交道的人都明白这是白日做梦。“普京把俄国的利益定义在西方政策的反面，以阻挠西方政策为目标，”奥巴马最后一个国防秘书阿什·卡特尔（Ash Carter）最近对我说。“有了这种动机，很难再建任何沟通的桥梁。这让我们与俄国建立合作关系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普京不是超级英雄故事里的大反派。他不是战无不胜的，也不是不可阻挡的。他能推进是没有遇到阻力。譬如，他2014年颠覆乌克兰东部三分之一区域的计划在遇到乌克兰军队出乎预料的顽强抵抗和西方制裁之后，就迅速瓦解了。奥巴马在任期最后几天因俄罗斯对大选的干预实施了新的对俄制裁，关掉了一些俄罗斯驻地、驱逐了一批外交官员，但这些动作都来得太迟而且力度不够。而奥巴马的决定是不予采用更有力的动作，譬如透露可以羞辱普京的情报，或者施加更严厉的制裁。
现在的总统班子更是没有兴趣惩戒俄国。对俄国干预大选的各种调查以及媒体的注意力都更多地集中在2016年已经发生的事情；至于在没有有效的警告或惩罚下，俄国一定会在2018年和2020年两场大选上做手脚这件事，却鲜有人关注。美国反间谍组织一直被闲置，等待着上面下令去与俄国人作战，而据知情人士判断，这道命令也许永远不会到来。
普京想展示的是，美国这个国家没什么特别的，和别国无差。他这个看法对错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多的美国人——尤其是拥有权力或政治关系的美国人——依然相信他们的政治制度是值得守护的。
一个初现端倪的不祥之兆尤其让克里姆林宫忧心忡忡。2024年，普京的下一个六年任期将会结束。宪法限制了普京只能连任两届，而且届时他即将71岁。“这些人都在想该如何应对2024年。”在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身居高位的一位商人说。议会可以修宪让普京再干一个任期；但这并不是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普京在加入克格勃之前是律师出身，他一直坚持要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况且无论如何，他也只是一具凡胎，也只能再干那么几届。
所以普京该怎么办？他会把他的宝座让位给继承人吗？可以选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身边的顾问圈子不断缩水，现在大多数是和他一样来自列宁格勒或曾效力克格勃的老男人。最近他把许多地方领导人都换成了忠于他的年轻人，甚至前保镖——他们大都缺少执政经验，但因为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他而对他感恩戴德。普京越来越像一个缺乏退场策略的人。一位普京盟友2013年对我说：“我们没有这种传统，好像干两届，然后好，你可以走了。我们唯一的传统是撑到最后，躺着出去”——即躺在棺材里。
2014年，现任俄罗斯议会发言人的弗亚切斯拉夫·弗洛丁（Vyacheslav Volodin）说：“有普京，就有俄国。没有普京，就没有俄国。”普京成为了俄国整个政治体制的象征——法院，军队，安全系统，议会，甚至反对党——连经济都可以包括在内。随着经济馅饼越来越小，精英都为了所剩无几的资源打得你死我活。现在俄国最臭名昭著的监狱里都挤满了政界精英：无数官僚，至少四个省长，还有许许多多的市长。一个部长级干部被软禁在自己家。他们都是一场越来越血腥的争斗中的输家；而赢家总是在环绕普京的轨道上离他这颗将陨之星最近的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他自己的政权始于政权垮台后的乱局，普京整个政治生涯都致力于避免政权垮台，却亲手为日后垮台打下了基础。他成了自己亲手建造的政治体系的人质。“所有人，包括普京在内，都对缺乏候选人这个事情非常担忧，”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说。他说2012年普京对他坦言，“我经常需要花很多时间‘ruchnoe upravlenie’”——俄语中指汽车的手动挡，也指代“微管理”——“如果我觉得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能让系统有效运转而不依赖于下一个领导人，我会很高兴的离开。”
但普京手动挡拉的越多，国家机器的齿轮也会越来越无法脱离他的强人之手自己运转。“这就是独裁者的困境，”一个曾多年关注俄国政治的华盛顿人士称，“唯一一个规避风险的方式是你永远不离开。你还不能改革，因为改革会让现有体制出现裂缝，直接导致你被推翻。”
普京已经在困境中延宕前行多年；一般来说这对他有利。他依旧拥有广泛的支持，身体也依旧健康；他袒胸露背展示自己雄性力量也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但如今前方的路越来越短，总有一天会走到头。莫斯科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但没有人知道这一天之后会是什么光景。“如果他2024年突然离开，我们就会变成孤儿。”一个曾经因为支持乌克兰的亲俄反对派被西方制裁的大财阀康斯坦丁·马罗费乌（Konstantin Malofeev）说（他否认支持过这些反对派）。他相信普京是被上帝选中来领导俄罗斯的，也担心下一个人没有普京的使命感。“下一个人啊，”他说，“只会更糟。”[1]
【作者】朱莉娅•姚菲(Julia Ioffe)，《大西洋月刊》政治与世界时事记者。
【翻译】Xujun Eberlein，张拓木，张海云，杨刁刁, 李雅坤
【校对】李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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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脚注：与2018一二月合刊印刷版内容相比，网络版增加了普京宣布2018年参选的内容。印刷版标题为《普京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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