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绍光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随即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此书即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的一本文革研究专著。由于作者本人也参与了文革的全过程，虽然不是核心人物，但因为有第一手的感性认知，所以此书给我的感觉确实像一个中国人写的文革史，而不是外国人那种隔岸观火的文革史。
本书作者不同于以往的那些仅把关注点集中于毛泽东身上或迫害与被迫害问题上的文革史研究者和回忆者，而是把目光对准文革的主流参与者，即文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身上。作者认为以往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文革研究，是史学界伟人史观的表现。这种史学研究忽视了文革的主要参与者，以及他们与毛泽东的互动和利益分歧，而这种互动和利益的不交叉是造成文革左右摇摆，起伏波动的主因。文革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巨大个人威望的超凡领袖越过官僚阶层与基层广大群众互动的过程，而这一互动过程并不单单是毛的最高指示和伟大号召的结果，也是由各个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所驱使的。这些利益诉求和毛泽东的文革诉求是平行的，并没有交叉。也就是说各有各的目的，只是表面上统一在一些政治口号上。“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亿万人民的参加文革就不称其为文革了。我决定将分析重点放在群众身上，老百姓为什么会投身文革? 群众为什么会分化为水火不容的派系? 大众参与的行为模式有什么特点? 这些也是我所关注的问题。”（摘自《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以下凡是没有注明的引号部分皆为此书的摘录）
王绍光在前言中也指出一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文革研究者容易犯的毛病，其实这也是所有历史研究者都值得注意的问题：“很多文革研究者千方百计搜罗文革小报。但后来人恐怕不知道文革小报有个特点。造反派出得多，保守派出的少。原因很简单，造反派中聚集了当时的知识精英，舞文弄墨，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保守派多为大老粗，不善言辞。Henry L.Stimson说:‘历史往往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儿，而是被记录下来的事 。’可谓一针见血。难怪James Monaco 呼吁说, ‘历史只存在于媒介中, 媒介制造者就是历史的制造者’。如此说来保守派当年的失声可能使他们在文革史中永远居下风。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必须提醒未来的研究者注意这一点。”
但作者同时也并不认为亲历者所记叙的历史就具有天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点我非常认同）。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人，人是有爱恨情仇的，有爱恨情仇就有片面性。尽管所讲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故事并不构成历史的全部。所以作者认为，文革故事由谁来讲，讲什么，如何讲都可能造成后人对文革认识的偏差。作者认为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文革故事基本被两类人垄断了，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其子女组成的“旧精英”集团和军队与地方干部及其子女组成的“新精英”集团。而这两个集团的人加起来在中国也属于凤毛麟角。而亿万普通人的文革史没人讲，当事人也不会讲或没能力讲。作者并不认为是这两类精英是故意歪曲历史，而是因为参与在历史中的人们，往往最喜欢叙述的都是自己受迫害的故事，而不是迫害他人的故事。“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各个时期攻击的对象很不一样，在一个时期遭受迫害的人，往往会在另一个时期以十倍的疯狂迫害，报复他人。更重要的是亿万普通人在文革中既没有遭到迫害也没有迫害他人。他们的故事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他们的故事本应是文革历史中重要的篇章。” 这基本上反映了事实。历史不可能不失真，也不可能被完全复原，但只要参与历史的每个群体都发声，都写出自己的故事，才会让后人看到最接近真实及全貌的历史。
很多关于文革的叙事和评论都把参与文革的亿万群众当作乌合之众，似乎文革中的广大群众都是毛的忠诚、偏执的狂热信徒，是愚昧和非理性的群氓。作者通过采访众多武汉地区文革头面人物，收集大量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资料，以武汉地区的文革为研究样本，用马克思.韦伯的政治学分析方法对这一普遍说法提出异议，并给出自己的分析结果，即：参加文革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是理性的。“我对文革的解释很简单。在疯狂的表象下的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这个解释基于文革期间自己的观察。一个人参加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几乎是可以预测的。”
这里要解释一下作者所言的理性是什么意思。这里的理性指的是行为的动机是基于利益，而不是基于超利益的信仰。理性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推理性的特征，而不像感性行为那样的不可捉摸和预测。
为什么说文革时的群众是理性的呢？作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文革这个案例说明，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追随者可以同时是疯狂的也是理性的。这就需要对韦伯有关超凡魅力领袖的理论稍加修正。我认为个人崇拜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甚至有些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偶像发出的种种信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同对同一信息的解读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读过程便是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仔细考察文革的反反复复的过程就会发现，文革的成年参与者都是很谨慎的投入到政治运动中的，容易冲动的是年少无知的中学生，但他们也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毛对所谓的“资反路线”的反击，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造反派，因为历史的经验让他们对造反充满恐惧。文革中大多数自发的群众组织都是在毛泽东瘫痪了地方政权后，基层单位踢开党委闹革命，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时才出现的，那个时期对群众组织来说是最安全、风险最小的时期。
为了证明参与文革的亿万群众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作者对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以说明文革之所以能突然爆发，并非伟大领袖一时兴起，广大群众就一呼百应，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作者研究了文革前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各阶层之间收入存在差异，但差距并不大。收入较高的是公私合营后的少数吃红利的资本家，再就是少数文化精英和技术精英，他们往往比同级的政治干部的工资要高很多。比如武汉著名的汉剧女演员陈伯华的工资就比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的工资高出一倍多。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也说过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一般都比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过得好的话。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还专门指示各地政府要给所在地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权威粮油肉的食物补贴，而同单位的党政干部不能享受这个特殊待遇。武汉地区就有三千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享受了这个待遇。这种特殊待遇引起觉悟比较低的党政干部和其家属的不满和不理解。根据傅彪父亲亲身经历改编的电视剧《五湖四海》里有一个情节，完全可以佐证这种不满。国民党被俘人员，后来又投诚的军医解放后成了解放军医院的院长，抓他和接受他投诚的解放军干部解放后成为该医院的党委书记。困难时期，院长因为是技术专家得到上级部门一袋花生米的照顾，这引起书记老婆，一个革命老区妇女主任的不满。按她的话说，凭什么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新中国，却让这些原先的反动派来享受。这确实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工农干部的情绪。
其实文革之前的收入不平等和现在比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的。资本家虽然吃定息，有的还能收点房租，但他们的资本不能再升值和扩大再生产，而工人阶级在解放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得到很大改善。那时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也没有富二代和严重的阶级固化问题。领导干部虽然有点特权，但也变不成钱，更无法向下一代传递财富。有些高干家里因为人口多，生活也是捉襟见肘。尽管如此，毛泽东还一再要求压低工资差距，并在自己说的算的军队里率先开始降薪。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一九六五年二月中央军委做出《军官减薪决定》，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各类工资中较高的一种，他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资，这样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见《毛泽东和文革大起底》）
所以，作者认为虽然有来自工农干部的一些不满，但收入差距不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而不平等主要存在于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各阶层的不满也表现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对大学招生体制最为不满。最不满的阶层就是老干部的子女，他们可以说是唯分数制的受害者，尽管那时刘少奇和彭真掌管的教育界对工农和干部子女已经出台很多倾斜性政策。
当年的老红卫兵刘辉宣，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儿呢? 他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
在文革之前，中共就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向出身好的学生倾斜，因为五七年的大鸣大放让中共意识到，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意识有很重要的作用。反右运动的经验是，家庭出身好的学生更可靠。在反右期间，工农干部和工人阶级都扮演了坚定的左派角色。在毛泽东决定反右之前的大鸣大放期间，基层的工农干部就已经对右派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反右本身也是与基层工农干部和工人阶级的利益重合的。
“新政权决心改变各级教育机构的社会构成。以利于工人和农民。这个目标在较低层次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到1956年为止。工农出身的学生比例已经在小学达到82%，在初中达到66%，在中专达到了64%。在同一年只有34%的大学生具有"红色"的阶级成分，而这些学生又集中在本地师范类和农业类院校之中。在名牌大学里他们只占学生总数的10%-20%。国家可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化改造。但无法社会化由老精英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富裕家庭仍然能成能够承受让他们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负担（直接成本有学费学杂费日常花销和衣物等，间接成本则视学生如不上大学而去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而且那些拥有稀缺技能和专业训练的人很有才能，他们的家庭环境，也使其技能和训练所带来的有利状况可以持续下去。新政权于是就面临着一个困境，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最有才能的人往往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而那些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却一般而言专业水平低、能力差。哪一个集团应当允许接受高等教育？应当采用什么招生原则？如果把学习成绩好坏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高等院校将继续成为老精英的专有领地，相反如果过于推行补偿政策，那么教育质量又会降低。”（P42）
“到60年代中期，中国已普遍接受了平等口号，问题在于老精英及其子女把口号理解为机会的平等，而出身低下的人则把它理解为结果的平等，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了歧视。紧张关系由此得以发展。推行阶级路线使学生们日益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集团。”（P46）
文革为什么从教育界和文化界开始，这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迷。在读了一些文革回忆和研究文章后，尤其是读了毛泽东文革前与王海容和毛远新的谈话后，我多少明白了文革为什么能在教育界点火就着，为什么北京文革开始时最积极、最激烈的是老干部子弟集中的几所中学。阶级分析和新精英集团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具有了危机感和抢夺教育资源的紧迫感，也增强了他们的斗争意识。文革初期，血统论在老红卫兵中的风行和教师的受辱挨打都与新精英的这个自我意识觉醒有密切关系。王绍光收集的文革前的资料里有一份武汉高中招生委员会出的《初中毕业生的推荐工作的情况反映》，里面讲到，许多重点学校把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等同看待。例如：出身好的同学没有推荐同班的女生上高中，就是因为这个女生的父亲是总工程师，母亲是总会计师。她的同学还振振有词地说：“解放前，她家过的好。现在她家还有一个保姆，所以最好送她到农村去。”这种嫉妒心和公平意识相掺杂的心态被作者认为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积极投身文革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之前的六五年初，也许是受毛泽东与毛远新和王海容谈话的影响，北京发生了所谓的“四六八学潮”，即北京四中、六中、八中这几所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发生的罢课事件。这些干部子弟在学潮期间给中央写《进言书》，批评当时中共以分数为中心的教育方针。认为那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因为学习成绩好，受到老师的赞赏，而革命干部子弟却因成绩一般而受到冷落。但干部子弟的飞扬跋扈和学校给予他们的特殊照顾又让平民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非常不满。比如清华附中专门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单独给干部子弟传达机密文件，军训队只招收干部子弟等，这使两者的关系更为对立。因此在1964年发生了“娄熊”事件，即平民子弟的孩子娄琦与熊向晖的儿子熊刚打架后，校长万邦儒明显偏袒熊刚，把娄琦打架的行为上纲上线为“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问题。结果引起平民子弟的极大不满，他们把大字报贴的铺天盖地。在文革之前，这种两个阶层的矛盾就已经很深了。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组织的创始人卜大华组建红卫兵后，遇到的最大对手不是当权派和工作组，而是平民子弟的反对。
其实毛泽东反对“分数挂帅”的教育体制并不是为了照顾干部子女，而是认为这种制度不合理，因为毛泽东从年青时就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毛泽东骨子里就是一个叛逆者和革命者，而且也瞧不起那些循规蹈矩死读书的人。毛泽东虽然很有学问，但以学位和学历而论，毛泽东顶多算个小知识分子。可毛泽东这个小知识分子不仅在党内打倒了死读书的大知识分子王明，而且战胜了高学历，洋博士组成的国民党政府。在文革前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里，毛泽东就批评过这种读死书的教育方式：“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在与王海容的谈话中，毛也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类似的话，毛泽东后来在教育体制改革的会议上也说过。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文革的前奏曲，或者说是文革的准备。尽管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与老干部子女理解的教育革命无论是目的还是内容都是不同的，但老干部子女愿意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释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方针，因为这样最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这种现象也是文革中反复出现的，文革中的两派对毛泽东的同一句话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理解，都尽量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解释。这被本书作者王绍光解释为是一种理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