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零一八年，接二连三，亲友离世的消息，猝不及防。
先是济南三中高中同学孙四平，后是小学初中铁友孙即力。不料想二月弗始，一个更令人心碎的噩耗横空而降。我的恩师，我的如父亲一般的恩师，齐鲁书社编审，古典文学理论导师，刘勰和杜甫的研究专家，刘淦先生逝世。
“刘老师大前天去世了……”
“啊？！”
我在三中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郭际鲁，恰好供职齐鲁书社。高中是最短暂匆忙的阶段，彼此印象仅留于姓名。毕业后接近四十年没有联络，再重逢是中年以后的微信群里。
就在上星期，辗转得知，际鲁的夫人恰巧是我女儿读初中的语文老师，顿觉世界奇妙。交流之下，谈及他奉职的齐鲁书社，有我恩重如山的导师刘淦先生，际鲁打出的讯息，却是让我头顶发懵！
”刘老师大前天去世了……“
”刘老师大前天去世了“，”刘老师大前天去世了“，……
这一行字在我脑中盘旋，盘旋，盘旋……
悲伤从心底里升起。
刘老师，1935年5月15日出生，山东济宁人。1950年1月到济宁公安局工作，1956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留校做文艺理论研究生，师从孙昌熙教授。1965年分配到唐山开滦一中任教，在那里经历了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失去妻儿家庭。1979年调回老家济宁，在师专教授文艺理论课程。1987年5月调至齐鲁书社，1995年7月退休。
大约两年前，听到他身体不适的消息，说是查体查出肝部有恙，却没想到是恶疾隐患。通常情况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给他和孔姨通个电话。孔姨在美国的时候，也常常主动给我电话。恰恰这一年来，没有了他们的消息。问过几次孔伟，她对父母的近况避而不谈。如今我才知道，孔姨不再给我电话的时候，大概就是刘老师疾病确诊的时候。
2014年夏天，我回国奔母丧。日程很紧。马不停蹄奔波在山东湖北，拜谒各方亲友。本想匀出一整天，看看刘老师，陪他吃顿饭，话话家常。却只有在一个炎热的晚上，到他居住的老宿舍，停留了两小时。
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这些天，沉重的情绪一直徘徊心头，他老人家的笑容形象，如在眼前……
一九八一年，经过高考，十七岁的我进入鲁西南地区任城学院读书。文艺理论课上，一位中年男教师，他看外表只有四十几岁，却已满头白发。亲切和蔼，谦逊儒雅，可笑容深处，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哀伤。
他，就是恩师刘淦。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震惊世界的地球灾难夺去他一家数口的生命，他因暑假在学校平房阅卷备课，而躲过百货大楼倾覆幸免于难。后来几天困在废墟下面，是解放军救援队从瓦砾堆中营救出他。
一夜之间，失去所有。巨大的悲伤，却不被悲伤压倒。回到老家，与孔姨重新组成温馨家庭。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像他那样温和又豁达。不是所有经历过生死的人，都能像他那样温和又豁达。
年轻的我们，哪里懂得人生的残酷？只是从他对亲人的爱护，对家庭的看重，对再得的闺女的视如己出，对学生如孩子般的关怀，看到人性的光亮，人生的价值。
曾有另一位备受磨难的老师，二十几岁就被打成右派，入狱坐牢。重获新生以后，也再组家庭。当年这位激进颓废的老师，亲口对我这位得意门生，表示对刘淦先生善待继女的不屑。尚不满二十岁的我，哪里听得出“哼，替别人带孩子”的话里，隐藏着多少根深蒂固的自私偏执！
以后的人生中，我亲身经历了类似的体验。当我和孩子身置于一个冷漠，面对一种断然的不予接受的情境时，才知道刘淦老师的宽容大度，海洋般宽阔的胸怀，在山东这块历史悠久，家族传统意识强烈的地面上，是多么地难得，多么地可贵！
刘老师，自那时候，我就向你致以深深的敬意了！
毕业之后，我分回济南工作。他们的女儿孔伟，年长我一岁，也在济南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
直到后来，她来了美国。她在旅游局的房子，借给漂泊的我居住，给我和陷入困境的孩子提供一个温暖安静的小窝。
这是怎样的一份恩情啊！
大学两年，往老师家里跑，跑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家。回到济南，与他们一家亦师亦友亦亲人的情谊，得以坚持保持，直至今天。
永远忘不了，一九九四年前后，走出阴影的我，为寻一个安身之处，张口向两老求援。刘老师孔姨慷慨应允，让我搬进闲置的房子，一住几年。这份恩情，对我而言，比海深厚，比山高远。
住在舜耕路，离他们齐鲁书社的宿舍不远。走路十几分钟就到。那几年，常常通过社区里面的小路，穿过楼宇小店，领着孩子步行到刘老师孔姨家串门。他家小外孙阳阳，长我女儿一两岁，是两小无猜的玩伴。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归之日，我与小孩在他们家一起看电视转播。看完之后，天色已晚，孔姨执意让刘老师送我们娘俩回家。刘老师骑着自行车，车梁前面驮着小孩，车座后面载着我。上坡路奋力蹬着脚踏板，那一刻，就如我的真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