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村21和27号是我们弄堂里最靠边的两个门号，大门开在万航渡路大街上。因为土地形状不是长方形，建筑结构也与其他几幢很不相同。特别是这两幢楼里的“亭子间”不是按照新式里弄常规，建在楼梯拐弯处，而是个不规则三角形，安置在前房的左侧。通常“亭子间”是给佣人住的，21号和27就不行，因为“亭子间”的门开在前房房间的里面。
我的好朋友卓君住21号二楼，三楼是我小学同学江燕平家。与其说是她家，不如说她们兄妹四人寄住在她的“好公”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她称作“好公”的老头，到底是她父亲的父亲还是她母亲的父亲？
不管怎样，说是她的grand father 没错。
她“好公”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绅士”，带一副金丝框眼镜，头顶黑色礼帽，西装外套笔挺，出门手持一根拐杖，见人面带微笑，就像英国电影里看到的那种gentleman，讲究礼仪、书卷气十足，说不定见了长辈还会脱帽致意。
不过，在我们小朋友看来，他却不是“真君子”，因为他对那几个寄住在家里的孙儿/女们很不关心，甚至可以说极为忽视。“好公”是一个让人伺候的主，四个孩子每天要分管做饭、打扫房间，如果哪点不满意，“好公”的拐杖有可能会落到头上！
“好公” 独自住前房大间，所有家具和陈设都极其讲究。四个孙儿辈只能挤在侧面三角形小间，一张大床，一张双人床，靠窗有个小桌，几个方木凳，这几样陈旧不堪的家具，已经挤得满满当当。
我们去找她玩的时候， “好公”对我们总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还会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住几号？多大了？”之类。可是，回头再看看燕平，却犹如老鼠见了猫，一副缩头缩脑的样子。
燕平的数学特别好，初小数学，对她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几乎闭着眼睛也能做！打牌、下棋无师自通！我们平常喜欢玩24点，4张牌刚沾桌面，她的手已经把桌子拍得 “啪啪”作响！有时候大家不服，估计她瞎蒙瞎骗，当她把计算步骤有条有理摊在桌面上，让大家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可怜的她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父母不知犯了什么法，据说都被关起来了，四个孩子只能跟这样的“好公”相依为命。
有一天，卓君和燕平俩个到我家玩，天晚了，到了该睡觉的时间，几个小孩玩得难舍难分，我说“燕平你就在我家睡一晚吧？明天一早再回去，让卓君回去通报一下怎样？”
那时候正好是夏天，我在落地窗门前铺上两张席子，两个小孩子打地铺，高高兴兴在一起睡了一晚。
过了一阵，有一天准备上亲戚家，母亲看我头发太乱，顺手拿起梳子，说是要帮我重新梳理一下。梳着梳着……突然发现我的头发上有一串串白色小点点，大吃一惊！
“怎么？你的头上好像长虱子了！”
“什么是虱子？”那时我真是一点都不知道这种灰色无翅的小昆虫，黏在头发上吸血，卵呈黄白色，繁殖甚快。头虱最常发生在在儿童，尤其是女生，在学校可能会造成流行。
这下家里闹腾开了！我妈赶紧找出不知什么年代的篦子，一根根篦我的头发，将所有的床单、枕头、席子用热水烫过，去药房买了杀“虱子”的药水让全家人洗头，不管我是多么的心疼，还是把我一头长长的秀发给剪了！
细细回忆了一下，除了燕平那天在我家睡过一晚，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其他人。
我把燕平再次叫到家，分开她的头发仔细看，禁不住惊叫起来“天哪！”满头都是白色的小虫卵！
从检查头发开始，发现了乌黑的脖颈，让她撩起衣袖，再次忍不住叫出了声，满身皮肤黑黑的一层老皮！
没有父母亲的孩子啊，不知有多少时间没有好好洗过澡了！
正巧好友卓君又来我家，我们俩合力把燕平的头发也剪短了，然后在楼下厨房烧热水，一壶壶拎到二楼厕所，关上门，让她坐在澡盆里彻底帮她清洗。真像马路上领回家的一只温顺的小猫，她安安静静地坐在热水盆里，“享受”着我俩殷勤的服务。
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终于完成了，燕平从“丑小鸭”变成了一只“白天鹅”，洗下来的满盆污垢，实在让人不忍观看。
那时我们都小，顾不上刻意去了解别家的具体情况，只是心里觉得“怪怪的，很不正常”，虽然冷眼看不过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现在回想起来，又稍稍改变了想法，“好公”解放前肯定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家公子，他自己都得别人照顾，怎么可能会去照顾好他的几个孙儿女呢？
好在后来听说燕平的母亲被释放，从北京到了上海，我们都希望他们几个能过得好一些。不过，她母亲也没地方住，只能临时和四个孩子一起挤在那个三角型“亭子间”里，肯定更拥挤了！
再过不久，文革开始了！
她的“好公”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楸出来批斗、抄家。我们的里弄，没有被抄家的是极少数。
那时候，到处流行大字报、大辩论，白天昼夜大喇叭高声说唱，热闹非凡。人们为了闹革命，不上班也不上学了，革命积极性高涨，都喜欢聚集到曹家渡沪西电影院门前那块空地去观看大字报或者参加大辩论。
凑热闹是小孩子们的天性，也是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在人堆里，时常能看见一个个仰着头，瞪着天真的大眼睛，在几方辩论者之间转来转去，好奇观看“西洋镜”的小孩子。而那些慷慨激昂喷射而出的唾沫星子，准确无误地洒落到他们的头上、脸上、身上。
有天半夜，燕平的母亲被屋里不寻常的的声音惊醒了，揉着惺忪的眼睛，黑暗中，透过窗外折射进来的路灯光，看见燕平的哥哥正低头穿衣服，好像要出门的样子。
“三更半夜，这个时候上哪里去？”
她母亲很奇怪，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问，只见儿子打开窗，一脚踏上凳子，竟然又跨上了桌子，扭头还看了一眼小屋里熟睡的小妹妹们，正准备往窗外迈……
她急疯了，从床上猛地跳起来，冲到卓子边，一把紧紧地拉住那只还没有迈出去的脚，放声大哭起来，“儿子啊，你可不能去寻死啊！有什么想不开的跟妈妈说！”
在半空中，刚上初中的儿子收住了腿，不解地回头望着狂呼大叫满脸惊乍的母亲，“妈，你干嘛呀？我去看看大字报，一会儿就回来。”
“你不能去！这样走了就没命了！”这会儿，她跨上凳子，乘势抱住儿子的腰，拽着他死活不让走！
“妈呀，你真烦！我就是准备去看一会大字报，很快就回来了。”
无可奈何扬起手，“啪！”的一个大头耳光打过去，打得儿子站在桌上晃了晃，仍然半醒不醒，捂着发烫的脸庞，没好气喃喃道：“好吧，好吧，不让我去就不让去，打人干什么呀？毛主席还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母亲什么也顾不上了，急急忙忙把儿子从小桌上拖下来，强按在床上，看着他盖上被子又接着睡了。
自己的睡意却被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彻底冲跨，无影无踪了。她心有余悸，惶惶不安，凝望着那扇小窗出神……他们的小屋临街，从十几米高的三楼这一步跨出去，不死也闹个终身残废！
不敢往下想了！
回身望着被打斗惊醒，纷纷从被子里爬出来的那几个可怜的女儿，母亲用双手捂住脸轻声哭泣起来……
第二天清早,听大家说起半夜发生的事情，儿子傻乎乎地摇了摇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燕平的哥哥其实患的是一种梦游症，患者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下在室内游走，甚至离开居所做出一些危险举动。我们几个小孩听说后，觉得很新奇，“叽叽喳喳”在一起带着侥幸瞎猜测“他是否真的会一步跨出去？”
卓君忍不住笑个不停，“到最后那一霎那间，他的脚不会跨出去，可能自己就突然醒了！”
不过，谁也不敢下定论。
传到其他邻里们的耳朵里，大家都说，“幸好是他们的母亲回来了，要不，这个儿子的小命有可能就没有了！”
抄家后没过多久，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一家被清扫出永乐村，勒令搬到棚户区太平里一间没有煤气，没有抽水马桶的小屋。
搬家那天，我们里弄里平时要好的几个小朋友前去帮忙。又见“好公”，他已经全然失去了往日的绅士模样，头上的礼帽换成了一顶旧毡帽，一身老旧灰棉袄，脚踏“解放鞋”，脸上的金丝框眼镜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不过，看见我们，脸上还带着勉强的微笑，一个劲儿地“谢谢！谢谢！”
他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剩下的桌椅板凳，连带锅碗瓢盆，一辆三轮“黄鱼车”在我们几个拥族下，来来回回跑了几趟，不一会儿都搬完了。
那是个什么房子啊？屋子里有一个小阁楼，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爬楼的梯子单薄，摇摇晃晃。楼下厨房里居然还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家房子里面有水井的，这是唯一一处。
“文革”还在不断进行之中，1968年从北京传来“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号召像一阵飚风，吹遍了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所有的66，67，68届高中初中生们（所谓的老三届），无论是怀着满腔热情自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都要去响应这一伟大的号召。
(网路图片）
搬家过程中，听说燕平两个年龄只相差一岁的姐姐都已经决定“服从分配”到安徽去插队，在这之前，她的哥哥也已经到东北去了。那个年月，像他们这样出身的应届中学生，不服从分配还能怎样呢？
我和燕平在那群小伙伴里属于最小的两个，大哥哥大姐姐们身先士卒，我们还没“够资格”，跟在后面只是看热闹。别家的孩子插队落户，家长们都会准备很多衣物和用具，还会带上一些吃的用的，以防日后农村生活艰苦。
可是，当我看到她姐姐放置在楼下厨房里的两套行装，觉得触目惊心！
这是什么行装啊？简单到了极致！家里睡过的旧棉被，两双鞋和几件换洗的衣物。这些东西旁边有一个搪瓷碗，里面装些黄豆，就这些了！过几天，她们将坐火车被送到安徽某县某个公社某某大队去插队落户了……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真正的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中小学生们谁也不知道。只是从电影上看到过一点点农村的面貌，最有感觉的是红卫兵演出，那些身穿土布棉袄、头扎白毛巾陕北模样的贫下中农。
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几个春秋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限定的地点和时光里为眼前的那些事忙乎着。我自从参加了游泳训练班，成天搏浪击水，为达到教练所预定的目标拼命冲刺，儿时的友谊也就渐渐淹没在每天的繁忙中。
有一天，好友卓君匆忙找来，劈头就问：“你还记得我们三楼原来住的燕平吗？”
“当然! 怎么会忘记呢？我们一起还帮她洗过澡呢！”卓君和我忙着楼上楼下提热水壶的情景，一下子又浮到眼前。
百灵鸟般的嗓音一下子黯淡下来“你知道吗？我家今天谁来了？”
刚才还在说燕萍，现在却问谁来了？没头没脑地追问，让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是让卓君自己自圆其说吧……今天中午，她发现两个抱着孩子的农村妇女擅自走进门，进了门径直往楼上走。当时还想“那些安徽要饭的胆子真大！怎么自己就上楼了？”正想轰她们出去……没料到，其中的一个叫了声“卓君，不认识我们了？”
这才发现，这两个“要饭的”是原来住在三楼，后来去安徽插队的江家姐妹俩！
“你说要命不要命！？” 卓君像是惊弓之鸟，还为自己今后的前途所担忧，“要是她们不叫我名字，马路上遇到，根本认不出来了，十足的乡下人！”
她说她母亲看着她俩可怜，一定要留下吃饭，姐妹俩已经没有一点城里人的痕迹了，那两个怀里的孩子也可怜，还是吃奶的年龄呢！她们说到了安徽没多久，走投无路，就和村里的两个老乡结婚了，说是家里还各有一个男娃和女娃，这次没有带出来。卓君还说，她们只要和当地人结了婚，那就是真正落户了，户口以后永远也回不到上海来了！
我连忙再问：“那‘好公’呢？”
“好公？”她摇了摇头，“不知道”。
像“好公”那样的民国“老克腊”，真不知道怎么能挨过太平里那种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们如此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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