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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学家预测不准经常饱受诟病。本文深入分析了经济学家预测不准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学家预测不准主要是因为：一是宏观经济影响因素众多，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效果并不可知，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存在超调现象，五是“动物精神”加剧了宏观调控效果的不确定性，六是西方经济理论存在适用性问题。虽然由于上述条件的限制使得经济预测经常出现偏误，但经济预测仍然是有意义的。由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长期趋势预测的准确率要远高于短期，并且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上述限制条件对经济预测准确率的影响，因此，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对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研究和分析宏观经济的专业群体，对经济进行预测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然而，一个似乎公认的事实是，经济学家对经济预测的准确率并不尽如人意。国外有研究表明，经济学家对经济预测的准确率只有50%，跟抛硬币的概率差不多。经济学家预测不准确的问题甚至引起了英国女王的注意。2008年11月，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经济学院，向院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经济危机？”。经过九个多月的讨论，英国一批顶尖的经济学家给女王写了一封信，向女王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他们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人们没能将系统性风险视作一个整体，二是过于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教育是经济学家失败的根源。这一伟大的发问甚至引起了大洋彼岸美国经济学界的关注（佚名，2009）。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卢卡斯回应道，经济学业已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危机是可预测的，那么人们就会据此作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凯恩斯也曾回答过经济学家是否能准确预测经济危机这一问题。凯恩斯曾自嘲道，“在过去的5次经济危机中，经济学家预测到了15次”（刘明远，2014）。
也有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这一论调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强调经济学的预测功能。弗里德曼认为，检验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志是对其经济的预测与实际数据加以比较。经济学能否成为实证科学的重要特征在于这一理论能否预测未来（马涛和张洋，2009）。但弗里德曼也承认，经济学家过去对经济预测的成绩极差（沈鉴治，1998）。关于经济学的功能重点在于解释还是预测在20世纪50年代还曾一度掀起了一场著名的学术论战，一直持续到90年代。
经济学家们对女王问题的回应似乎并不能十分让人信服。英国经济学家的答案显得牵强附会，卢卡斯的回应又有些许诡辩论的意味。而过分强调经济学的功能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似乎又有些避重就轻的嫌疑。如果经济学只能解释而不能预测，那毫无疑问经济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学家预测经常不准确呢？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一、宏观经济影响因素众多是预测不准的重要原因
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一直试图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对宏观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影响因素被发现。影响因素众多造成了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给宏观经济研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据《Growth Econometrics》统计，现有文献中宏观经济的影响因素共包含43大类146个，涵盖劳动、资本、贸易、区域、资本账户开放水平等诸多方面（Durlauf et al.，2005）。并且，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制度下各影响因素的权重也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多数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大都只能看到经济的一部分，而难以看到经济的全貌。因此，也就造成了对经济的预测经常存在偏误。除了常规影响因素以外，政治选举、自然灾害、战争等突发事件也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致使经济的最终表现偏离原来的预测。
二、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预测经常出现偏误
信心不对称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决策者和经济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二是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决策者和经济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是因为，由于经济情况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由于存在认识时滞使得决策者难以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信息，这样也就无法及时掌握经济的最新动向。而且，认知的局限性也会导致决策者无法对经济形势做到深刻的理解。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是因为，经济学家掌握信息的速度和全面性一定不如决策者，决策者也不会把下一步即将采取的政策措施告知经济学家，这也会导致经济学家对经济的预测经常存在偏误。
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由于中国经济数据统计的全面性、及时性和透明性与发达国家依然有较大差距，致使经济学家掌握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都存在问题。因此，相比国外的经济学家来说，中国学者预判经济出现偏误的概率会更高，分歧也会更大。
三、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效果并不可知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大都会采取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一般对经济进行预测时，往往是根据当下的经济状况来判断未来的趋势，而较少会考虑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的具体措施、时间和力度并不可知。然而，政府干预又往往会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这一点在宏观调控能力强的国家（如中国）表现的更为明显。例如，2016年年初，诸多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会持续下行，人民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但是，政府通过实施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避免了经济快速下滑，同时又通过对外汇市场积极进行干预稳定了汇率走势，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许多经济学家和宏观分析师们对市场的判断再次出现了重大偏误。因此，政府干预的不可知性也是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预测经常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
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超调现象
对经济学家来说，即便是获知了政府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时也经常难以预测最终的效果。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由于决策者很难做到对经济情况的准确掌握，致使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要么不够要么过度，难以做到十分精准。比如当前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调控，由于房价上涨预期过于强烈，政府对房市的调控不断加码，甚至可能超过了适当的调控幅度。而一旦房价上涨预期终于扭转，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效应下，这些调控政策反而又会成为助跌的催化剂，届时即便是撤出调控政策可能也无济于事。二是决策者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存在时滞，制定政策时也存在时滞，实施政策时依然存在时滞，最终使得政策发挥效果的时间存在滞后性，这也会导致政策出现超调。例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其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就缺乏认识，既过晚的实施了扩张性政策，同时又过早的退出了扩张性政策，致使经济陷入二次衰退，最终迎来失去的二十年。
五、“动物精神”加剧了宏观调控效果的不确定性
由于经济是由无数微观经济主体构成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本质是为了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然而，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致使个人和企业在消费和投资时都存在非理性行为，例如“买涨不买跌”、“投资顺周期”等现象。由于“动物精神”的不可预期性，致使宏观经济政策最终的实施效果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当前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不佳与“动物精神”就有直接关系，房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但没有下跌，反而出现了越调控越涨的局面。
六、西方经济理论存在适用性问题
目前，现有用于分析经济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然而，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实践时存在很大的适用性问题。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要素分配制度等诸多方面与西方有很大差别，这就造成了西方经济理论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经常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例如，多年以来，西方诸多著名研究机构屡次散布中国崩溃论，并给出具体的时点，然而中国经济依然一直维持中高速增长，不断打破西方的预言。这充分证明了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是不恰当的。西方学者曾指出，西方经济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曾多次呼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奇迹，应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然而，许多经济学家依然会时常忽略西方经济学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是否满足以及适用性问题，甚至犯生搬硬套的错误，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经济预测不准的问题。
七、经济预测到底有没有意义？
既然经济学家在预测经济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那是不是经济学家的预测就一无是处呢？答案是否定的。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对经济长期趋势预测的准确率要远高于对短期趋势的预测。因为短期趋势容易受到宏观调控以及其他短期因素的干扰，而长期趋势则不然。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更多是由于人口、制度等长期因素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只能影响经济的短期趋势，而无法改变长期趋势。因此，经济学家对长期趋势预测的准确率要远高于短期。二是高水平的经济学家能够站在更高的视野去分析宏观经济，同时能够相对准确的判断出一定时期内各影响因素重要性的相对大小，这又进一步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所谓存在即合理，虽然经济学家们经常预测的不够准确，但依然还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以及投资决策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明远. 经济危机为什么难以准确预测——来自政治经济学的反思[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4, 5(3):75-89.
- 2] 马涛, 张洋. 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9, 11(3):3-10.
- 3] 沈鉴治. “经济学家的预测从来都是不准的”弗里德曼演讲录[J]. 书城, 1998.
- 4] 佚名. 为何经济学家不能预测危机——12名英国社会科学院会员给女王的信[J]. 中国改革, 2009(10):77-79.
- 5] Durlauf, S.N, Johnson, et al. Growth econometrics[J].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5, 1, part a(1):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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