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舞台的喜爱，还是要归功于我父亲！
早在文革前，我父亲经常会带我去看各种中外电影和文艺演出，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上海小剧场观看“小刀会”，那是上海歌剧舞剧院将19世纪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故事搬上舞台，建团以来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
这场戏阵容之庞大，舞蹈编排之精湛，看得我如醉如痴，坐在观众席上小小年纪的我恨不能上台扮演一个角色。回到家后模仿舞剧中“弓舞”，摆出各种姿势，父亲见了直夸“有感觉，演得好！”
那时候，电视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到家家户户，一个单位可能只有一架黑白电视机。只要一听说有什么文艺演出电视转播，父亲会带我去他的学校看电视，莫斯科芭蕾舞剧院来中国演“天鹅湖”，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 有一次看完沪剧“芦荡火种”，我对阿庆嫂的唱段和做功特别感兴趣，第二天在幼儿园当着老师和小朋友的面边唱边瞎比划。
老师好奇地问“谁教的？”
“我自己编的！” 只好照实说。
可是，我们的老师不相信！她坚持说：“你这么个小孩怎么可能编得这么好？一定是有人教你的!”
我哑然了！
那几出革命样板戏，有的文革前就公演了，只不过后来江青挂名修改包装，搞出所谓八台革命样板戏。我父母很早就带我去看过《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和《白毛女》，还有一些儿童剧比如《宝莲灯》和《马兰花》等，这些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对舞台艺术的憧憬，对艺术细胞在体内滋生起了催化作用。
话又要说回来，让我真正发现自己会唱歌，还得归结于我的邻居宝宝姐姐！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一时间，革命烈士江姐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事迹，特别是歌剧中的“红梅赞”和“绣红旗”这两首歌几乎家喻户晓，人们争相传唱。
有一天，宝宝姐姐晚饭后，在天井里的水槽旁，一边洗碗一边在小声地哼唱“红梅赞”。
我非常好奇，连忙问“你是怎么学会的？”因为，前一晚我和她一起去我父亲的学校看《江姐》电视实况转播，很奇怪她怎么一下子就会唱了？
宝宝姐姐神秘地取出一张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用钢笔抄录的“红梅赞”词曲，说是从学校同学那里抄来的。
我大喜！马上央求宝宝姐姐教我唱。
于是，她一字一句耐心地教，“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她唱一句，我跟一句，直到我可以连贯地，不用看谱也能唱。
这下，一发不可收拾了！
第二天，在学校上音乐课，老师正巧也是教同学们唱“红梅赞”。她没想到，全班几十个小朋友中，只有我一个已经会了，而且唱得那么好！于是，她让我下课后留下来，帮我练唱。
我特别喜欢这个能弹一手好钢琴的音乐老师！她的左手伴奏，与其他人很不相同，灵活的五指将和弦与主旋律配合的如此优美动听。
她一次次地提高音调，让我跟着唱，还不时纠正某些发音。最后，对我说，“你有一个很好听的嗓子，特别是中高音特别优美，以后可以去唱歌！”
老师的表扬，比父母对孩子的夸赞更有鼓动性！后来学校里的每次文艺演出都少不了我的独唱节目，舞蹈队我也成了中坚分子……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大力宣扬“破旧立新”，还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变成了全民造神运动。为了树立毛的绝对权威，让毛的思想占领一切阵地，除了学习毛语录，大搞所谓的“红海洋”，跳“忠字舞”，1967年初，全国一下子冒出了无数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我们加入红小兵后的第一件“革命行动”就是组织宣传队到公共汽车上去宣传。当时，几乎每辆公共汽车上都有各个小学派来的宣传队，在车上大唱毛主席语录歌，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还不时带领乘客们高呼革命口号。
公共汽车在上海四通八达，人来人往，是最好的宣传工具。上下班繁忙的时候，一辆车上甚至有几个宣传队此起彼伏地大声宣讲，弄得公交公司只好在每个终点站派车队人员检查，并限制每辆车只能上一个宣传队。对于这项革命任务，我们都很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可以免费坐公车去上海各个地方兜风了！
那时,买一张汽车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对我们小孩来说。而名正言顺的宣传活动，可以让我们任意挑选乘车路线，爱到哪里就上哪!
同学们分头组成了宣传队,并收集了许多宣传材料和革命歌曲集。在车上，我们边唱边宣讲，把嗓子都喊哑了，还嘶声力竭地喊！
本来上海车辆就拥挤，这样的宣传方式，搞得公交次序更乱了，实在影响交通！对孩子们本身的安全也是问题。文革初期在上海折腾了几周，很快烟消云散了。
那个时候，专业文艺团体都已经瘫痪，艺人们被灰头土脸地揪出来批斗，我常常跟着宝宝姐姐到一些文艺团体去看大字报和批斗会，那些当时很有名的文艺界人士，一个个被戴上高帽子在台上批斗。宝宝姐姐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一个小孩只是挤在人堆里看热闹。
不过，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名声却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因而吸引了很多文艺爱好者，人们在那里找到了可以自我展示的舞台。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宣传队“乌兰木骑”，即蒙语的“文艺轻骑兵”，是许多文艺爱好者向往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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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姐姐有一天兴奋地问我“唉，你想不想去考‘乌兰木骑’？”她说有个同学准备去考试，可以与她同行。
“当然了！”一听“乌兰木骑”在上海招兵买马，我激动得心都跳出来了！因为就是前几天，她带着我去上海文化广场看过一场“乌兰木骑”演的《红卫兵战歌》，阵容和编排几乎和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差不多，所不同是增加了一些红卫兵“造反有礼”方面的歌舞。
我被带去一幢花园洋房，看上去原先肯定是什么有钱人的房子，文革中被赶出去了，这样的空置房在文革中比比皆是。
几个穿着军装的宣传队成员，让前来参加考试的人们依次表演。宝宝姐姐的同学唱了一首西藏民歌，她的嗓音浑厚动听，一下子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尽管不会跳舞，他们还是考虑接受她。
轮到我了！
使出浑身解数又唱又跳，还按照他们的要求，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令人失望的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半天，还是决定不要我！
一个看上去像是个头头的红卫兵对我说“你表演得很好，只是年纪太小了，我们这个宣传队要走南闯北，不可能带一个小学生。”
“小学生又怎么啦？我可以跟你们走，没有问题的！”
看着我一副急迫的样子，他们几个都笑了。“小妹妹，明年有机会再来考试，我们一定接受！”
我赌气地说“明年？明年我还是小学生呀！” 说真的，我当时多么想和他们同台演出啊！
那个时候，学校不上课了，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一技之长，到部队文工团或者体工队，当文艺兵或体育兵，那是最理想的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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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到游泳队参加训练，没有精力再从事文艺活动了。不过，进了中学以后，身体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大运动量的训练，只好又渐渐转向了文艺演出。
在中学文艺小分队里，我不但担任独唱还是领舞。跳领舞的原因之一当然是我的舞蹈表现力，还有就是个子太高。为了排练“白毛女”片段，学校特别请了舞蹈学校的专业老师来给我们排练。
每天晚上，我们里弄里几个参加校“文艺小分队”的成员就跑到我家晒台上练基本功，什么伸腿、劈叉、弯腰，把自己腿搞得又酸又痛！美其名曰“拉韧带”。白天下课后，大家也会找一个空教室集体排练。学校负责“文艺小分队”的老师特别为我们买了一本《红色娘子军》编舞解析总汇，我们高兴极了，按照里面一个个分解图片，什么芭蕾七位基本动作、“迎风展翅”、“倒踢紫金冠”、“分腿跳”、“大跳”……硬是本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拿下了“军民鱼水情”，那段吴清华和娘子军连长的双人舞和集体舞，那些日日夜夜的排练不知让大家洒下多少辛勤的汗水？
宣传样板戏，除了跳舞，还要唱样板戏片段，我扮演红灯记里的铁梅，住在梅村的何培蕾演李奶奶。她是我小学和中学同学，我们两人手举着红灯唱“痛说革命家史”。那个时候，我的头发不够长，演李铁梅或喜儿要接一段辫子。我的头发又太多，借来的辫子太细，接在一起像一条“猪尾巴”，在前后甩来甩去。
还有一次，不知怎么没有拧紧，李奶奶和李铁梅最共同举起红灯的那一刻，灯里的电池连带电线一下子“哗啦啦”掉了一地，引得底下的观众一阵哄笑，我俩还得强忍住笑，把最后那句“……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完，才谢幕离去。
我们中学“文艺小分队”的名声逐渐传出去了，不断有一些相关的基层单位会来邀请我们去演出。在静安区的戏院电影院，工厂大礼堂，甚至农村打谷场搭个简易戏台，都有我们粉墨登场的机会。眼下黑压压一片，挤满了赶来看戏的群众，每当在台上唱到一个高音或者单脚独立亮个相，都会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从这些最淳朴的工人和农民那里，同学们获得了很大的鼓舞。
可以这么说，文化大革命中，专业文艺创作被无情地抹杀了，只剩样板戏一花独放。不过，群众性业余文艺演出却遍地开花。当然，演唱的曲目千变不离其终，那就是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词也是翻来复去就那么几句。不过，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是挺活跃的。
中学后期，我被挑选到静安区“文艺宣传队”，眼界更开阔了。宣传队有自己的乐队和指挥，不少成员来自专业文艺工作者家庭，我们的第一小提琴手出自盛氏小提琴之家，后来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小提琴演奏员，还有不少成员毕业后也都去了某些专业文艺团体。特别有趣的是那个叫“庄法法”的乐队成员，她家所有孩子的名字按照音符排列“哆哆、来来、咪咪、法法……”
我们的老师也都是从专业团体转业而来，舞蹈老师来自战友文工团，参加过《东方红》的演出，话剧组老师曾经担任过舞剧“小刀会”领舞……可惜的是，我实在太高了，不能参加舞蹈队精彩的表演，只能唱歌！
还是老毛病！平时唱得不错，可一上台独唱，就捅篓子！老师只好让我参加女生二重唱，或者是男声二重唱。说来也怪，有一个在旁边“垫底”，心里就不害怕了！
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专业剧团，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
我父亲说“我认识一个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你想不想跟他学声乐？”
“还用问吗？那敢情好了！”
于是我们双双来到了老师家。没想到，老师知道了我们的来意，谨慎地关上了窗，说是“以前教学生唱歌，弹钢琴，被楼上的里弄居委会主任警告了！”
是的，文革后期，文化艺术方面的禁锢依然存在。只听他愤愤不平地继续说：“他们说我又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所以一切只能暗中进行，千万不能大声声张。”
他取出一个歌本，让我自选一首歌唱，我挑选了其中的一首“白族人民爱唱歌”。
接着他又在钢琴上弹奏，让我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咪咪……摩摩”练声。最后他看着我们父女俩，仿佛是下了一个结论,“你是美声女高音，要按照我的方法去练习，以后可以唱歌剧。”
“美声？歌剧？”老师这么一说，心里暗暗喜欢！不过，到哪里去唱“美声？歌剧？这不是‘封资修’那一套吗？”
以前我都是在“文艺小分队”凭自然条件乱唱，从来没有讲究唱歌方法，也不讲究“用气”，有专业老师的指点，我很希望自己在唱歌方面能迅速提高。
我父亲又说了“唱歌只是一个方面，是否还要练练琴？专业演员都是既能唱又能弹的。”
“好是好，可是我们家哪里有钢琴啊？”说得我有些灰心丧气。
老师倒是不错，他说“我可以教你，但你自己得想办法找地方练。”接着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学生，到这里学了一年就能弹“黄河”了！
在我们永乐村，不像上海那些“上只脚”地段，只要晚间一走进弄堂，就能听到“叮叮咚咚”传来的练琴声音。我们里弄里原来只有一家人家有钢琴，那就是对门的资本家水家，从我们二楼的窗口可以直接看到他家客厅里的钢琴和冰箱，每次趴在窗口看，总是看得我心里“痒痒”的。文革抄家后，他家的东西连同钢琴和冰箱统统都被红卫兵掳走了！
正为难，我母亲说可以与她学校音乐老师说，打开音乐教室的门让我练习。平时，我也到三楼邢家的那架风琴上练练指法……
每次到老师家弹琴唱歌之前，我都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乖乖地把十个手指的指甲剪短，因为他说指甲长了弹不好琴。我的口袋里总带一把指甲刀，如果忘记了的话，站在老师门前的台阶剪指甲，剪完才按门铃。
这些琐碎的点点滴滴令人记忆犹新……当时，我多么渴望自己的家里也有一架钢琴啊！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去报考上海合唱团，可惜又很不幸，初试表现出乎意料的好，过后马上重感冒，中药西药一齐上，还是无济于事，到了复试那天，在几位监考老师面前唱了几首歌，其中的一首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高音勉强能够上去，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沮丧和悔恨一齐压下来，经过了多年努力，无论在体育还是文艺方面的专业梦都破灭了！
最后，我报考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团，这个话剧团成员，都来自上海各单位爱好话剧舞台剧的年轻人。在那里，我遇到了罗燕。那时，罗燕和我一样也只是从基层工厂来的一个普通工人，我们都爱好舞台艺术，业余参加文化宫的培训和演出，我对她的演技和扮相有着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在那个话剧团，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戏剧表演，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要说什么样的人有可能成为演员？
看我们团里的成员就知道！几乎个个是性情中人，激情四射，喜怒哀乐瞬间转换。在排练场地，时能听见一阵爽朗的大笑，时而自言自语，或即兴朗诵一首小诗什么的。总之，他们像燃烧着火炬，随时绽放出耀眼的火花，而这些行为或者说潜质无时不感染着周围的其他人。
在他们的面前，自以为比较阳光的我却成了默默无闻的那一个。我觉得自己过于冷静，慢热，喜欢观察而不善于即兴表露。有几次，在我朗诵诗歌的时候，老师忍不住鼓励我，要我充分表现出内心的激情。
她习惯性地举起双手，高过头顶，鼓动性地“激情！知道吗？激情最为重要！作为老师，我更喜欢那些充满激情的演员，如果他们太过了，只要告诉他们适当压抑就行。”言外之意，像你这样的，需要很多侧面的启发和鼓励，才能充分得以发挥。
其实，影响我激情绽放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十年动乱大学停止招生之后，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每次排练间歇，我总会找出随身携带的高中课本，坐在角落里偷偷学习。
这事让细心的罗燕看到了！
“唉，你在看什么？”那天她来到我跟前，好奇地问。
我稍稍踌躇了一下，告诉她“我想参加高考，离开工厂去上大学，以前在学校里没有机会学数理化，只好给自己补补课。”
接着坦白地告诉她我内心的矛盾，如果要继续参加排练的话，我就得努力去背诵台词，让激情喷涌，否则怎么能演好导演分配给我的角色？
但我担心，“如果要参加高考的话，不光需要恶补数理化，还得默记大量政治考试有关的内容。”
听了我的难言之隐，她站在那里低头沉默了一会，说了这么一句“是呀，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能两全，我要是你的话，就专心准备高考了。”
轻轻的一句话，对犹豫不决的我却“如雷贯耳”！觉得她一下子把我心里那架摇摆不定的天平稳定住了！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放下，全力以赴参加高考，抓住人生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再也不能三心二意了！”
自从那以后，分别许多年了，罗燕和我再没有交集，她可能完全不记得曾经与我说过那段话，若在大街偶遇，肯定也不会记得我。可是我知道她，记得她对我说的那句至关重要，影响了余生的话！
后来的罗燕，成了知名电影演员，从网上得知：“罗燕生在上海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被寄养在爷爷家里，文革中，爷爷被抓走，她开始自谋生路。中学没毕业就到纺织厂当档车工，业余时间参加工人文化宫的活动。197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82年毕业后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话剧演员。1983后在《非常岁月》中出演女主角许荣英，接着在史蜀君导演的影片《女大学生宿舍》中饰主角匡亚兰，一位经历了生活磨难但不为命运所屈的青春少女。”
我们这个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团于1978年，成功地编排了由宗福先创作的反映经历文革浩劫的著名话剧《于无声处》。这在当时，犹如一声惊雷，冲破禁锢，解放思想，不仅对于繁荣职工文艺创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了有效的引领作用，更在艺术领域、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我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作品，获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特别嘉奖。
不过，那时的我，已经走上一条与罗燕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在高校潜心紧张的数理化学习……
人生就是这样的奇妙，每个年轻人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都怀有美丽的梦想，对我来说，渴望当一名舞台艺术工作者的梦，已随风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