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黑五类狗崽子”的抗争
作者 黄泽文
国庆节一过，班上的红五类同学开始出去串联。地处成都的中学生们，文革的步伐总是比北京的中学生晚了许多。
开始之时，按照校文革的规定，是各班选五名代表。这自然是班上红五类们的特权，班文革的成员和红卫兵们优先当选，兴高采烈地出发到北京去了。我等黑五类狗崽子只有羡慕的份，哪敢奢望有这样的待遇。接着，串联的口子越开越大，红五类们一批批地走了，出身为麻五类的同学也开始被批准出去。据说，有一名表现特别好的黑五类子女也被校文革批准去北京了，算是一种恩典。文革初期的大串联就这样在成都的中学里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
我们没有资格出去串联，仍然被监管着。随着红五类同学的纷纷出走，管理我们的人换成了班上紧跟红五类的麻五类同学。他们受命监管，虽拿着鸡毛当令箭，但监管却松弛了许多。这个时候，给我们的规定是自己组织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文件社论，还有毛著。我们七个同学开始有比较多的时间坐下来，安静而专注地学习文革开始以来的一些纲领性文件。
到北京去、看天安门、见毛主席，是当时中学生的最大幸福（转引自网络）
首先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我们发现，党中央指出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校文革搞的文革，却把斗争矛头对准老师和学生，至于我班搞的文革，更是完全对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与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中央还指出：“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并明确规定：“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我们还学习了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国庆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此社论专门提到各地均有“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的极少数人。他们“压制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在混淆斗争的大方向。
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转引自“翠湖竹林岛”微信）
从学习毛著中，我们也获得了不少的启迪。“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9]。“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0]。
大批同学都出去串联了。此时的校园，不再有往日的喧嚣，此时的我们，不再有训斥，体罚，批斗和各种干扰。终于，我们能够从容地围桌而坐，开始认真阅读和思考。我们边读，边小声地议论，结合我们的亲身体会，结合这些文件和文章的语句，体会着自八月底以来，校文革，班文革，红五类，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发现，他们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同学。中央一再强调要坚决制止“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因为在毛泽东的心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派 （转引自中国新闻网）
这样的学习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文革来了，敌人的阵营改变了，但并不包括我等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来收拾，是人为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所致，这混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是在干扰党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样的学习改变了我们心中一直笼罩着的自卑、软弱、麻木的心态，给了我们底气，擦亮了眼睛。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没有罪，我们不是专政对象，我们还有出路，我们还有前途。
学习带来了认识，认识带来了觉醒，但尚未带来深层次的独立思考。若干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血统论会在文革初期的校园里盛行？为什么对待黑五类子女如同对待阶级敌人？为什么我们当时如此软弱可欺？在新中国“家庭出身歧视”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血统论与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社会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尚未开始思考。当时，我们的思考仅仅限于对自身利益的述求。
正当我们学习得劲头十足之时，我班几个在校的红五类，从一个管理我们的麻五类同学那里得知了我们变得轻松的精神状态，颇为震惊，决定要来收拾我们一下。
一天， 当我们正在教室里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孩子，此娃儿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在九·七辩论会后用水枪喷射来折磨我们的我班张姓女生的弟弟。他人小鬼大，有恃无恐，走到我们面前二话不说，就用一根手杖套住一个人的脖子，直往外拉，拉了一阵才说，是“七中队”的红卫兵有话要问。取名为“七中队”的红卫兵是我校红卫兵的一个别动队，队部设在初中教学楼的二楼上，成员多为革干和革军子弟，清一色的行头包括：黄军装、军皮带、黄军帽、毛主席像章、红卫兵袖套。该组织成员在校园里面趾高气扬，风风火火，以抄家积极，打人凶狠而恶名远播。
被拉住的同学只好跟他走。我们被一个又一个叫出去了，可一个也不见回来，我正在疑惑的时候，轮到我了。我心神不定地登上了初中楼的二楼，突然听见教员休息室里传来我们七个人中的一个，一个张姓男同学的凄厉的呼号声和刺耳的皮鞭声。我一下明白了，新的报复开始了。
审问我的是我班一个梁姓男同学，是在走廊上开始的。他吊着双眼，手提黑色皮鞭子，眼露凶光地喝问我：“你们这几天干的好事！简直越来越没有规矩了。”他还说：“猫走了，耗子就闹翻了天，狗崽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老子立即取缔！”我一言不发，沉默以对。他稍后又用和缓一些的语气说：“你是组长，要拿你来负责，你如果说了他们在干什么，就没有你的事情了。”我并未理会他的这些话，眼睛向着一边瞪着发神。我心中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天来快活轻松的情景，那如饥似渴的学习，激动而小心的讨论，以及中央文件中的明确语句，党的政策。想到这些，心中就有了底气，我回答他说：“我们在一起没有干什么不该干的事，我们在学习十六条，红旗社论，毛主席著作，这些都是遵照你们的规定做的。”这个姓梁的，见我与他虚与委蛇，不肯吐露实情，突然恼羞成怒，一拳打在我的胸口上，我毫无准备，身体踉跄了一下，还没有站稳，脚上又挨了一下。我又气又恨，但想到这些天来母亲的反复叮嘱，为了不给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惹事，我还是忍住了。我说：“你打人，你无理，违背十六条的精神。”他正要再动手时，班上另外一个红卫兵走过来，把他劝住了。
由于问不出什么，又没有发现我的什么漏洞，于是就把我放了。当我走下楼梯时，听见那个张姓同学还在挨打。那天，我们小组里，好几个同学都挨了七中队红卫兵的鞭子，除了张姓同学外，前面提及的那位段姓同学的手被打肿，肿得像馒头。
此时，外面形势大变，这些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也开始面露凄惶，无暇再在我们面前抖露威风。我等当时并不明白个中原因，事后揣想，估计是文革的烈火把他们的父母也烧了进去，或者是外面的局势在快速变化。
从此以后，我们学习得越来越有劲了，还能放开声音大笑。甚至，我还敢把一些批判反动血统论的传单拿到班上来给大家看。这是我的哥哥从他学校拿回家的。哥哥当时在四川省财政学校读书，文革开始以来，其命运和我有云泥之别，不仅没有被打成黑五类，还戴上了“红友兵”的袖套，而且还首批到北京去了。可见，我前一两年上赶着积极表现，争取入团，把自己家庭背景暴露无余，后果是满严重的。而所谓“红友兵”者，红卫兵之战友也，当属麻五类子女的一种“革命友军”的身份标志。在那个红色年代，手臂上能弄一个红色的布套套戴着，是满自豪的一件事情，哪怕只是红色队伍的外围战友。
外面形势变得如火如荼，我们却仍然继续着安静的学习。我们开始把椅子挪到操场的一个角落，在秋日的树下，沐浴着送爽的金风，度过金秋十月的那些思绪起伏的日子。班上一些红五类同学串联回来了，再也不来打搅我们，大概他们领略了首都和外地的风气，知道用以前的那种手段折磨我们是错误的，违背了文革大方向。但这个时候，我们却不会放过他们，该我们找他们了。因为，我们要外出串联。
一天，一个班文革的王姓同学走进了教室，我们立刻叫住他，要他把没收了的学生证，校章，日记本等还给我们，我们也要到北京去。他有点吃惊且态度傲慢地说：“你们也要出去串联？”我们说：“当然要出去，还要去北京呢！”我们继续说：“过去你们整我们，把我们当作专政对象，剥夺政治权利，剥夺人身自由，不让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是方向错误。”我们把积蓄了很久的话都发泄了出来。这个矮个子同学自知理亏，有点张口结舌，口气软了下来，却又推脱说：“我刚回来，不知道那些东西放在哪儿了？”我们却步步紧逼，要他去找，不能拖延。我们说：“我们非要不可！”最后，他低着头，沉默着借故溜走了。
其他的班文革成员，红卫兵，以及红五类们，也都不敢再和我们面对面地说话，看见我们都绕道离开。不可一世的掌权者们，这些被阶级斗争和血统论煽动起来的红色同学们，这些干了将近两个月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同学们，此时显露出一种灰溜溜的神态，而我们，却把头颅高高地抬了起来，恢复到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