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八九亡灵，埋葬沽名钓誉--传播理性，从挑战核弹般的本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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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理性！明确是非！匹夫有责！
如果中国人民把此文批评透了，中国人民的素质才算适合了现代文明！
八九学潮以悲剧收场。中共武力清场的依据在于维稳，所以事后为了维稳刻意回避六四事件，因为中共要是有能力说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也就不会存在六四事件 了。中国国内民间议论了一阵子，可是随着邓小平南巡再次掀起改革浪潮，活泛的人都忙着赚钱去了，导致六四事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现今的年轻人几乎不知 晓六四事件。如此八九学潮便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失衡的宣传，很多激进的人便以六四事件高度概括八九学潮，甚至以几句渲染的描述来高度概括六四事件，使六四 几乎成了仇恨的代名词。海外如此这般，八九学潮在国内更成了掀不开的盖子，六四事件反而成了中国文明进程中一个无法跨越的坎，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何谈 未来，因此有必要以新的视角让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对这场政治风波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中国人民只有借此明确了是非，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中国走向文明奠 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才是对当年死者的最佳纪念。
赵紫阳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河殇》这部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反映出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苦苦思索。尽管这部纪录片的观点 还不成熟，但很多思索极具价值；因为历史局限，该纪录片由于铺垫太多而且过于含蓄，在当时并未受到国人关注，大多也理解不了其中具有价值的成分。“在当今 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 沉重，寻根越热烈”；现代人尊崇传统文化，如果只是为了考古或者愉悦精神倒也无可厚非，可是若想以此促进中国实现现代文明，无疑只是痴人说梦。中国传统文 化历史悠久，只能说明汉文化排他性极强，而排他性恰恰是实现人类文明的大忌，国家只是被极少数权贵和文人所垄断，缺少多元化的社会注定只能在原有所谓文明 中固步自封。“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后代的嘲 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假若“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 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懦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 族的心灵上”。“象林则徐这样的俊杰之辈居然也深信英国兵的腿脚是伸不直的，向道光皇帝建议，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常识， 已经倒退到利玛窦神父来华之前的水平了。当一个民族中最先进、学识最渊博的人都是这般愚昧的时候，当一个民族连她的灵魂思想界都被时代抛弃的时候，这个民 族还能指望什么呢”？这部纪录片的思考显然已经站到了当时思想界的高点，可惜这一良性的思考还没来得及展开，去探讨中国诸多的现实问题，便被突如其来的八 九学潮终结了。“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这个疑问显然还没有思考到位，应该是经济不发达国家能否跳越原始资本积累阶 段。“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经过毛泽东大锅饭的时代，这 不单单是农民的问题，城市老大哥直至大多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敢于下海的也是微乎其微，也都向往着铁饭碗的四平八稳，或者说希望政府给 予知识分子更多的恩赐，而并不是寄希望于一个公平市场。“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除此之外 还有靠出卖能源赚取外汇，以及不计生态环境的发展，可是这对已经被社会主义洗脑多年的中国百姓来讲，只能看到这给当代很多人带来的压力和痛苦，本能地反对 强调这三个优势的人，要不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要不就是败家子。他们显然没有长远考虑，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赢得经济强大的机会，中国经济强大以后才能摆脱这一 被动局面，才有资格去购买别国资源。“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 形的”；可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不容许转型时期的畸形，应该是社会变革的最大阻力。“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 太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却‘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 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东西。今天，十年经济改革终于走到了它最关键也是最有风 险的一步，价格放开。物价问题成为人们忧心忡忡街谈巷议的焦点，中国人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几乎到了把每斤猪肉放到秤盘上去都会引起波动的程度，风险的 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也在于我们是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民族。然而，这艰难的一步，恰恰是走上商品经济必须经过的一道关口。如果说改革对 于每一个人不仅意味着获得，同时也要求付出的话，那么中国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的时刻来到了。能不能同政府一道去渡过这个难关，也许是考验中华民族是不是 真正有勇气改革的一块试金石”。改革的风险在于总是触及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还要触及多数人的眼前利益，而这又是多数理论特别是现代文明 理论所无法面对的；当时的普通民众理解不了，知识分子照样也理解不了，即使全民都理解了，知识分子在改革中受到的冲击较小，所以知识分子这一关相对容易 过，而基层民众受到的冲击较大，这一关不是什么理论鼓吹一些豪言壮语便能过的。人类社会总是面临两难的选择，人类没有压力，社会就会缺少前进动力，而人类 压力过大带来的痛苦，往往会抵消掉经济上成功所带来的愉悦。“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 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了，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 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 害”，“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就如同希望黄河 永远不再泛滥一样”。“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中国政治之所以总是摆脱不了独裁与民粹的 恶性循环，原始经济的繁荣与衰落的轮回，除了缺少专家治国的理念外，每次改朝换代或者动荡，基本都是民粹的爆发，社会即使出现真正变革的机会，民众也是浑 然不知以至把握不住。赵紫阳时代就是这样，改革派选择的是可以使中国脱胎换骨最为务实的道路，可是由于理论跟不上，这一道路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所以中国 才出现了政治经济形势在历史上最好，却危机四伏的局面。
以生命为代价的危机率先在西藏爆发。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间，西藏地区发生了一连串示威抗议，混乱愈演愈烈，导致1989年3月7日中国政府决 定于次日在西藏拉萨实施戒严。民族问题，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可以说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类似独与统的问题，往往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无论统派还 是独派的现有宣传，基本上都是以迎合部分当事人狭隘的情绪为基础，所以在此基础之上独与统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独派与统派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有效化解民族 矛盾。首先因为中共连汉族区域都没有管理好，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自然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也不会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一切都是中华大家庭历史的必 然；而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西藏动乱，却是中国政治上最好时期，可见藏区独派总是想在国际社会占领道德制高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共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满20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便开启了汉藏之间背离人类文明的畸形关系。姑且不说一位年轻人高 居中国的决策层带有强烈的作秀成分，宗教人士进入决策层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表现，背离了人类文明的规范。我们说藏汉一家，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要切 实做到汉藏一视同仁，藏族中宗教专职人员以外的杰出人才，可以在中国担当任何适合他们的公职，中国不该成为汉民族垄断的国家。中国若想实现此等文明，汉文 化需要向世界文明接轨，藏文化也需要向世界文明接轨，汉文化的排他性是汉民族的可悲之处，而藏民族的排他性比汉文化的排他性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是藏 文化的可悲之处。藏文化两个明显的陋习，一是政教合一的传统，二是活佛的存在。而宗教改革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有的宗教还具有强制性，婴儿一出生便由成年 人主宰加入了宗教，这实际上是这些宗教不自信的表现；有的宗教不但对其他宗教或民族具有排斥，宗教内部又分出很多派别，彼此拉帮结派，相互排斥，这不单是 对自身宗教神灵的亵渎，也给别有用心的人裹胁教徒作恶留下了机会。西藏事件引起欧洲议会的注意，通过“即刻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人宗教自由与文化自治之 权”，此举显然属于双重标准，当汉文化和藏文化都严重阻碍现代文明的时候，西方尊重封闭的藏文化，是否可以类推也喜欢封闭的汉文化，是否可以认为西方并不 在意中国是否可以实现文明。所以无论汉族民众，还是藏族民众对此都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口口声声尊重我们文化的人，本意不一定坏，但如果我们享受这些迎合， 吃亏的注定是我们自己。西方不喜欢强势的中共政权，可是若想置换掉中共，现代文明苛求西方应该扶持那些切实比中共更加务实而且先进的思想和组织，不加选择 地扶持所有反共的力量，只能使中国的文明更加渺茫，世界的文明也会倒退。西方现代文明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可是近年来极端宗教人士血腥伤及无辜的表现， 理应引起现代人对原有文明标准的反思，“宗教信仰自由”也需要底线，即只有那些充分尊重他人人权的宗教才有被信仰的自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近年来一直强调 “自治”，不知与现代民主社会的“自治”有何不同，后者是为了放权，以便调动更多能人的积极性，但获得自治权地区中的所有人是和平相处的，而且需要遵守专 家治理原则，否则变异的自治对于任何民族都没有积极意义；其实也正因为现代民主社会存在“自治”理念，所以才让那些热衷于独立的人显得狭隘自私。第十四世 达赖喇嘛与中共政府的另一分歧是移民问题，其实按照现代文明的思路去分析，这绝不是致命的分歧，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就，客观 地讲，害怕汉人移民与抵制中国开放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而且尊重历史造就的现实也是促进汉藏和平相处的务实基础，更何况现今汉人的开放意识比藏人好，只要 藏人秉持开放的心态，汉人在原藏区的存在，对于藏人来讲绝对利大于弊，难保未来某个时期，包括藏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之中会出现英豪，来担任中国国家首脑，届 时再说谁侵略谁就显得格外滑稽了。总而言之，西藏经济发展的滞后，与很多内地汉人居住区域一样，有政府管理不善的原因，也与我们自身封闭保守的意识有关； 对于现实不满的藏人，与其把精力浪费在与人类文明没有丝毫关系的独立上，不如沉下心来，尊重历史与现状，积极调整自己，与汉人一道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明事 业，也只有文明才能使中华各民族形成多赢的局面。近年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围绕自己转世问题存在一些困扰，希望他能以人类文明为重，以身作则废除转世传统， 为藏传佛教改革作出自己的贡献，否则在藏传佛教历史中难免会出现两个转世灵童的闹剧。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终年73岁。学生的反应是最迅速的，中央电视台关于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刚播出十分钟，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便贴出了大字 报。次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胡耀邦下台时，八六学潮 并没有因此升级，也没有为此出现新的抗议活动，后来的海外舆论认为，胡耀邦死后却成了人民心目中开明领导的化身，其实不然。大多的中国人在当时对胡耀邦是 没有感情的，八九学潮起来以后，也只是传说他是一位清官，人们之所以悼念他，只是借此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所以当时的悼念游行队伍中缺少悼念的气氛，队伍 中甚至有人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因为中共党文化对五四运动一直评价很高，邓小平时代也一直对四五天安门事件赞赏有加，而四五天安门事件是以悼念周 恩来为起因，因此胡耀邦逝世之时，崇拜民主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便照猫画虎，借悼念胡耀邦之名，针对与大众想象中出入太大的改革，表达自己的不满。邓小平取消 四大，他们想不到是为了抵制民粹，认为邓小平是反民主的，所以此举实为给邓小平闹难堪。王丹后来表示，“胡耀邦的去世，是和他被用非程序化的手段打击下 台，他的去世与心情抑郁有关。如果我们仅仅把纪念活动局限于悼念这么一个人，并不能解决中国长远的问题，要确保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还得从体制上去着手， 所以我们就希望借此机会，悼念胡耀邦先生的同时，提出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中国的改革的确需要长远考虑，但绝不是凭借极端理想主义情绪给未来设计一个宏伟 蓝图这么简单，审时度势务实规划好文明进程中每一阶段，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长远的问题，当时激进知识分子与学生妄想跑步进入西方文明，简直就是毛泽东跑步进 入社会主义的翻版。卡玛和高富贵制作的纪录片《天安门》中有这么一个经典画面，一个学生在纪念碑前慷慨陈词，展示了当时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水平，“耀邦同 志与世长辞了，他，是一位清官，他国外没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没因他当总书记而爬上什么高位。昨天在这里谈到了民主，什么是民主？我个人认为，‘民’就是人 民大众，‘主’就是当家作主，我们要当家作主”！可见当时崇拜民主的，其中有对西方民主一知半解的，大多数人还是追崇毛泽东忽悠的人民当家作主，客观上普 遍都是民粹。原政府官员吴国光认为，“中国这么大的范围内，信息这么不发达，即使举行全国性选举，你知道选谁呀？所以条件不够成熟，而选单位的领导，你就 知道选谁了，农村选村长也可以很民主，等条件发展成熟后再选县长，这样一步一步来会好很多”，“知识分子又觉得，基层民主不重要，他们要决定中国到底怎么 样，不是一个村，一个县怎么样，所以我们的主张就得不到支持”。其务实搞好基层选举的思路是对的，可是他忽略了两点，一是基层民主也要确保专家治理，二是 选举范围要大到选民足够多以致不能贿选，否则象这几十年的村级选举，客观上与中共高层的选举大同小异，参选人和选民之间彼此熟悉，利益盘根错节，实为拉帮 结派，败坏了民主的名声。《天安门》纪录片解说，“学生要改变现状，可以参与艰难而缓慢的基层民主建设，也可以作为一个群体，争取自身地位的改善，然而大 部分学生志不在此，同前辈学生一样，他们呼喊的是救国”。当时崇拜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想到民主以后知识分子管理国家会如何如何好，殊不知当时照搬西方宣传 的民主体制，最如鱼得水的是民粹的毛粉；八九学潮轰轰烈烈表现出的空前一致，只是各种政治势力反对中共腐败的空前一致，一旦实现一人一票确定中国未来政治 前途时，局面就不是知识分子所能掌控的了；由于中国人民的民主概念缺乏专家治国理念，学生们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到达文明的彼岸；一旦庞大的毛粉再次被投 机分子控制，中国复辟至毛泽东路线不说，知识分子的发言权照样会被剥夺。当善良的智者处于少数时，历史总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极端理想主义误国，总让 先知先觉的人无可奈何。八九学潮不合时宜的聚集，开始便注定了悲剧的结局；一个人一个想法，即使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终也是乌合之众，只有破坏性。
《天安门》纪录片分析了八九学潮的诱因，“当初颇得人心的邓小平，经济改革在八十年代后期却令许多人失望，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铁饭碗拿不稳了，公费医 疗、退休金等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利也在被逐步取消”。邓小平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大锅饭，给习惯了大锅饭的人加压，这种指导思想本来没错，可是大多 数中国人却适应不了。其实当时感觉到压力的，普遍是在职公职人员，特别是工人老大哥的传统地位日渐动摇。这里说邓小平曾经一度颇得人心，客观上只能理解 为，范围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内，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可见中国百姓由对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不理解，转化成情绪化的恨，而 且何其毒也。有些人为了证明中国适合搞一人一票的选举，为了证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总是编排中国大众是在“六四”以后才抛弃了邓小平，其实这严重脱离了 史实。“‘致富光荣’是政府的新口号，但富起来的却多是有权势有关系的人，无论政策怎样千变万化，他们总是处于优势，只有他们才能利用价格双轨制，以政府 规定的平价买入，又在自由市场高价售出。最令工人气愤的是贪污腐败”。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和赵紫阳的儿子是中国最大的官倒，陈云和 邓颖超十分廉洁；事后了解到“邓朴方是官倒”属于捕风捉影，可是在当时一个很不严谨的逻辑便使中国人信以为真，康华公司存在官倒行为，康华公司属于残联的 挂靠单位，邓朴方当时又是残联主席，所以邓朴方便是中国最大的官倒；而恰恰是这个传言，在八九学潮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由此可见捕风捉影是群众运 动中最不容易消除的弊端，当年的学生领袖如今也没人再提这个事了，他们的逻辑是，“六四”的结局已经证明邓小平是十恶不赦的了，所以官倒的事比起血腥的结 局来，已经是小事一桩，殊不知群众运动的捕风捉影以及不依不饶，是运动走向悲剧的重要原因。当时关于陈云和邓颖超廉洁的传言，已经预示着党内保守派开始向 党内改革派出击，当年的民运人士后来一直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是极端理想主义的盲动客观上就是在帮党内保守派的忙，让党内务实的改革派失去了道德 制高点。“当初最为拥护改革的知识阶层，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得到多少讲话的自由，而且收入也相对减少，比不上个体户”。当时人们生活的压力普遍大了不假，可 是如果说收入相对减少，显然这一描述很不准确，绝对不是普遍现象。赵洪亮说，“我爸爸妈妈就讲了，以前我们工资虽然不高，但养活你们三个孩子，很容易的事 情，现在你也有一份临时工，为什么钱就不够了”。“工厂发不出工资，人多肉少，就要”裁减“一部分人，但不说开除，变了一个词，叫‘优化组合’，这都是改 革带来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养孩子就跟养猪一样，人也只是斗争的机器，有口吃的就行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收入虽在普遍相对增长，但是远远没有赶上人们欲 望即家庭支出项目的快速增长，攀比之心让人们的幸福指数开始滑落。封从德说，“北京有一句话，‘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柴玲说，“现在这种改革很不 对头，因为他富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一些有权势的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的经济繁荣，但实际却把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推上了没有希望和奔头的局 面”。而且当时还存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等对改革的非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让知识 分子十分不满。殊不知腐败也好，脑体倒挂也好，出现在改革初期实属正常，而且西方民主人士的理想在极端理想主义泛滥的毛粉面前注定是欲速则不达。让很多人 意想不到的，在改革初期最难能可贵的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刨除那些权钱交易的，一些让知识分子瞧不起的人便是凭借勇气和勤劳在改革浪潮中率先成了万元户，他 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辛苦是大多国人所无法比的，正如我们没有理由去嫉妒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社会也不能在改革初期去指责暂时的脑体倒挂。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照片，纪念碑上放置着五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 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其间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 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时半和平结束。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高唱着《国际歌》，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 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七点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 观点；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 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 子待遇；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此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从这七点 要求看，八九学潮实际上就是八六学潮的继续；在信任危机的环境，即使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大家也不会信，所以学潮要求专制下的官员公布个人财产，是件很没意 义的事；其实学潮如果发生在美国，政府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七条，比如说，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带有强烈的清算和复仇意识，如果群众运动的效果就是警察 不敢执法了，那只能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如今海内外网络里，都查询不到4月18日之前学生与警察之间存在什么恶性冲突，可见学生七点要求中使用的“凶 手”一词，是错误地沿用了斗争哲学的抹黑对手，渲染仇恨，率先把矛盾升级，当你把对手当敌人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资格责怪对手把你当敌人。参与学生运动的学 生，特别是学生领袖，如果缺乏牺牲自己的境界，不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对手，运动迟早会走上歧途。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 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 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此次对话的细节，没有看到详细的报道，不过可以想象的到，根据当时人们的思想水平，学生极端理想的意识形态，无论与 党内保守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是不可能谈的拢的。当夜，大批学生聚集在中南海的入口新华门前等待答复，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 之前七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冲撞警方人墙。冲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是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中最 为出格的一次，这在西方文明国家也很罕见，称之为“动乱”也不过分，可惜这个时候西方没有提示中国的孩子们，群众运动要做到有理、有节。
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中共这一姿态，可以说是党内改革派的一个胜利，也体现出了学潮的一丝积极价值。
4月20日凌晨，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新华门，不过仍有200名左右的学生坚持继续静坐，之后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双方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这就 是有些激进人士所渲染的四二零惨案。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统一的指挥，一个人一个奋斗目标，所以运动一旦爆发便会没完没了，每一位参与的人都认为自己代表着 正义和人民的利益，可是最佳的选择却只有一个，可是谁的建议是最佳选择，在乌合之众的群众运动中往往无法确定，所以说群众运动如果没有灵魂人物指导，几乎 没有好的结果，而灵魂人物是否具有良好的品质以及审时度势的智慧，与这一方群众的素质有关，也要看这一方群众的运气。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 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天安门》纪录片的另一经典，是吾尔开希的控诉，“我是今天凌晨四二零惨案的目击者、组织者，还有其他一些情况的 知情者，我们在那里静坐一直坚持到了早上五点，在这个时候，他们出动了近千名军警，野蛮地冲击我们的队伍，野蛮地殴打我们的学生，还有北京市的其他各界朋 友，打伤人数可以说不计其数，而且他们对我们的女同学进行了猥亵侮辱”。从吾尔开希的嘴里没有听到所谓四二零惨案的细节，可是军警在公开场合对女同学进行 猥亵一说，实为对当时军警的侮辱，可见吾尔开希的煽动没有底线，属于生怕事小的人，一直到现在民间活跃的所谓民主人士之中还是不乏这样的人。别说当时军警 普遍具有朴素的品质，即使后来腐败在中国愈演愈烈，军警也不敢在公开场合猥亵女性。可是尽管如此，在中国人心目中，学生运动中的学生依然是正义的化身，至 今还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同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 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 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他们虽然宣称“我们是有组织的，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文明的分子”，可是“我们决定罢课，不达目的，誓不复课”便 背离了民主的一个重要精神，斗争与妥协的灵活把握，也背离了社会进步需要渐进的规律。王丹事后回忆说，“四月十九日晚上成立了北京大学筹委会，第一批七个 常委都是自告奋勇站出来的，可以说他们成为常委是完全凭着勇气，并没有经过那种程序化的选举过程”。各大学相继成立了学生的自治组织，4月23日，北京市 高校学生临时高联也宣告成立，28日改名为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学生运动靠的是勇气，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几乎都是凭借着勇气，所以中国若想实现脱胎换 骨的变革，必需一次智慧和勇气的完美结合。
同日，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可惜这一观点，始终得不到民间活跃政治人物的认同，如何在维护社会 稳定的前提下追求社会进步，直到现在，还是人类的一个艰难课题。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包括18日对话在内的此等细节 如今已经很难引起国人注意了，如此说来，在八九学潮初期，中共对学潮也不能说不克制，可是他们的确没有好的办法来平息民众心中的怨气，一个历史的必然，我 们又能怪谁呢。
4月21日，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前两天一名学生被武警打 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罢课，罢工，罢市，在中国一直有这样的陋习，支持的人总是裹胁反对的人一起参与，为了自己的自由而破坏他人 的自由，为了所谓文明而破坏文明。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晚上广场上的学生数以万计地剧增，包括数百从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广场上有人 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三点要求：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 仰胡耀邦遗容；与总理李鹏对话；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在学潮期间，“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在中国广为流传，所以在学潮初期，民众的情绪大多针对邓小 平和赵紫阳，因为对周恩来印象不错，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李鹏身上。当然少数政治敏感度较高的学生领袖，此时也是与大众的情绪相背离，他们认为李鹏是老人政 治的代言人，所以给李鹏闹难堪实为向老人政治挑战，只是不敢公开点破这一层。当时如果党内保守派对民众的情绪善加利用，党内改革派会在这次学潮中一败涂 地，因为多年来党内保守派一直以反腐旗帜来反对改革，与大多民众具有强烈共识。在此期间，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 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
官方组织的胡耀邦追悼大会于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政府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参加葬礼，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加进了“马克思主义 者”的字眼，这可谓是中共政府的又一让步；可是又出现了新问题，这么好的人，缘何在八七年初被罢免总书记职务，民众中又出现了清算的情绪。追悼会持续了 40分钟便结束了，之前北京市政府曾下达命令封闭天安门广场以举办葬礼，因约有十万名学生在头天晚上进驻了天安门广场，在这个情况下中共政府决定允许同学 们在广场聆听追悼大会。从广场上学生呼喊的口号，“反对暴力！保障人权！爱国无罪！暴行可耻！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耀邦不朽”，便可看出此时的学生已经把 政府的正常执法夸张成了暴行，而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广场的群众情绪高涨，目标就是与时任总理的李鹏对话。按理说之前政府已经跟学生代表对过话，政府对学 生的诉求已经十分清楚，学生们之所以还要与总理对话，便是因为别的官员只是传话筒，说了不算，所以要找说话顶事的人来谈；由此可以看出八九学潮学生领袖的 动机，聚集不单单是为了反映民意，而是妄想以街头政治改变政府的决策，学生领袖在学潮初始便把学潮的定位弄错了。人都是自以为聪明的，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 为对话可以明确所有是非，殊不知在利益盘根错节以及是非混乱的背景下，对话只能使极端理想主义者出尽风头；海外的所谓民主人士在自由世界已经争论了二十多 年，现今依然是一片散沙，便说明了这个道理；可以想象，如果八九年学生胜利了，新的政府将彻底失去了权威，整天像现今的民运人士一样内耗不止，民意不支持 中国选择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要是想取得现今中共经济上的成就，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尽管现今社会存在着邪恶与很多不公，但是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为中国实现 文明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而这恰恰是人类实现文明最艰难的一环；中国距人类文明只差科学的专家治国以及利益的合理再平衡的机制，所以只要中国人民的认识 到位了，放弃了敌对与仇恨，中国实现文明便易如反掌。学潮当日，保安人员虽然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 堂，之后有三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上，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传说是七点要求，并要求获得李鹏接见，曾有工作 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然而没有任何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如果还是5月19日的七条，那七条肯定早已经递上去了，没有必要更高级的官员再接收一次，可这 一煽情的政治行为使得绝大部分学生对政府感到失望与不满，当年的学生领袖事后宣称学潮一直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殊不知这一煽情举措实为政治上的冷暴 力，学生反过来给政府下达指示，政府若是不从，就是一个冷血的政府。次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选出政法大学生周勇军为执行主席，北大王丹、 师大吾尔开希、清华张铭、人大胡春林、民院张启才、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马少方等六人为常委。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事后评价这一事件，“学生运动前一段叫 谏议阶段，谏是中国古代纳谏的谏，这个谏议阶段我们有过直谏，有过泪谏，也有过跪谏，我们可以跪下来，但还是谏，这一种臣对君的关系，是我们求你们出来跟 我们对话，当然，三个学生这一跪，可以说跪倒了一个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的形象彻底暴露了”。毛时代的宣传，人是非黑即白的，即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吾尔开 希说这番话的时候显示出其内心的自豪感，因为他们的行动跪倒了一个中国政府，或者更客观地评价，他们把一个正在务实进行艰难改革的政府推向了不得不残暴的 境地。其实人都是介于好与坏之间，政府也是一样，文明的社会环境与努力，应该是促使更多的人或群体更趋向好的一端，学潮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却反其道而行 之，只是成就了几位学运名人，不知当年的学生领袖有什么好自豪的。原政府官员戈扬女士事后说，“我们当年反对的，就是现在学生反对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变 成一个反人民、反学生的党？而我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这个党”。此话折射出中共转型的尴尬，从支持、利用民粹到反对民粹的转变，这是大多中国人所理解不了 的，他们错误地把反民粹当成了反人民而不自知。在追悼会期间，中共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将近傍晚时，虽然很多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 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但广场上的学生还是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学生们呼喊着“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从广场撤离。
同日黄昏，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件。其中在西安市有暴徒纵火毁坏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抢 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谁也不能说明这些骚乱与学潮有关系，可是谁也不能说明这些骚乱与学潮没有关系，尽管打砸抢分子的动机和学 潮中学生的动机不可相提并论，可又都是偏激钻牛角尖的产物。所以在未来文明的群众运动中，必须坚持尊重法治的原则。没有此等的群众运动表达真实的民意，当 权者会无所顾忌信口雌黄，甚至胡作非为，可是群众运动如果没有节制衍变成街头政府，正如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李瑞环在此次学潮中所说，所有社会动荡， 最终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 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总理李鹏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 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月23日，有学生组织声称，学潮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北京《科技日报》突破中国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 行》，介绍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话说的是没错，但鲜有人会意识到，自己是否在迎合大众 的愚昧与无知，殊不知极端理想主义也是一种愚昧与无知，此事件标志着中共对体制内的机构也开始失控。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 革命相提并论。西方巴不得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倒台，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共产党的集权政权让西方文明世界很不放心，共产党集权政权倒台，对于西方绝对 利大于弊，所以此时的西方也顾不得中国人民的前途了，也不介意中国的学潮是否在向民粹转变，当然现今西方的世界，很多人也缺少防范民粹的意识，所以也怪不 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盲目支持学潮。
赵紫阳前往朝鲜后，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4日，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以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开会研究学潮。北京市政 府的官员认定抗议活动实际上是一场阴谋，旨在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党政领导人。说学潮是阴谋显然属于政治上的抹黑，这一指控 也让参加学潮的人十分愤怒，然而尽管参加抗议活动的人目的也不一样，但当时存在这一意图的人也不是没有，所以这一指控也绝非无中生有。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 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4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 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通过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动的不断传播与扩大。当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军委主席邓小 平的看法通报给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著名的“四· 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这篇社论中的“治理整顿”，尽管属于党内保 守派迎合民众情绪所主抓的，但总的来说，社论基本是在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之上写的，可是由于党内改革派的理论历来不接地气，再加上学潮已经使全国人民十分 浮躁，全国人民普遍理解不了社论中积极的成分，只对下面这个结论印象深刻，十分敏感。“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 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当时社论如果 别涉及“极少数人”的概念，而是对“极端理想主义同样可以祸国殃民”进行充分论证，或许效果会好很多。可是“好心也可以办坏事”以及“极端理想主义同样可 以祸国殃民”的理念，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没有受到重视，政府自然不能向民众说明缘何、如何防范被极少数人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忽悠，所以只能采取给“极少 数人”上纲上线的传统做法，让运动的少数推动者产生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的冲动。极端理想主义可以祸国殃民，崇尚西方民主的人如果理解不了，注定不是真正的 西方民主主义者，因为西方民主人士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的极端理想主义，如果站在极端理想主义的角度，谁能说物质极大丰富按 需分配不是人类最为理想的一种境界，也正是因为其极端理想，现实的人类永远没有那么完美，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采取穷凶极恶的办法去实现之。同理在 物质贫瘠或者族群割裂或者是非错乱的地方实现一人一票，情绪和利益会导致并不完美的人们民粹泛滥，让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的竞争机制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人 类也只能在共同贫穷中恶性循环，当不思进取的人和不甘沉沦的人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别有用心的人定会借助族群矛盾和割裂制造邪恶的争斗。回到社论， 肯定学生的个体爱国热情，缘何有时又可以说不是爱国行动，就是这个道理，前者说的是动机，后者说的是后果。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存在极少数，并不是给极少数 定罪的理由，这种说法也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服，谁也不会认为自己傻到让极少数人利用。不过没有任何迹象和证据表明，当时的邓小平便存在“秋后算账”的打算， 之所以社论的态度强硬，甚至采取了文革语言，邓小平无非是想在讲理讲不清楚的前提下，先把学生唬住，尽快结束学潮；否则便不会出现，学潮中没有直接实现的 大众的一些愿望，还是在学潮后由邓小平促使实现了。但是由于邓小平的良苦用心和品质得不到广大学生的认同，所以学生们普遍担心政府会秋后算账，而且由于八 九学潮最终矛盾严重激化，事实上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报复措施，很多人事后更加认定了，当时学潮即使停止，政府也会秋后算账。
学潮期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 为。其中一篇严家其撰写的文章，指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这是政治改革要 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的确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之一，可是如果在任何环境都把民主化摆在首位，在经济落后是非错乱族群割裂的地方，非但实现不了民主化，还 会因为民粹破坏了民主的经济基础。设想一下，在粉碎“四人帮”以及华国锋下台两个历史关头，如果不是使用非常之手段，而是以所谓的民意主导，党内改革派还 不知在哪个猴年马月才能重登中国政治舞台，开始改革开放；所以说，中国政治能否顺利进入规范的程序化，一是取决于人民的觉醒程度，二是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运 气。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敏感报导内容，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不予配合，4月26日上海市委作出决定， 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并向该社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江泽民还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 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毛粉听到这一评价会抗 议，“文革”使官员清廉，没什么不好；殊不知文革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廉洁，功劳不是文革，而是共同贫穷。学潮中崇尚西方民主的学生领袖对这个评价更不服 气，学潮是以学生为领袖，知识分子做后盾，岂能与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相提并论；殊不知文革的典型特征就是群众运动反腐败，仰仗的是极端理想主义以及脱 离法治的捕风捉影，两个表现只能搞乱政治、经济和人心；也正因为八九学潮没有独裁者，所以不会好过文革，文革至少还有个独裁者，乱了以后还可以收回来；八 九学潮没有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中共一旦垮台，中国便会重蹈辛亥革命后的乱象，只有第二个毛泽东才能把离心离德的中国重新聚集起来，让中国再多一次恶性循 环。有些人拿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积极意义来赞誉八九学潮，殊不知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意义，除了挑战野蛮专制的权威外，还夹杂着对极端理想主义骗局的揭露，而八 九学潮的主流则是另类极端理想主义情绪对理性务实的围剿，所以两次群众运动不可相提并论。而当时人们没有这个理解水平，狭隘地指责邓小平双重标准，支持邓 小平的运动就是正确的，反对邓小平的就是动乱。
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的游行，可谓是八九学潮最为理性的一次，也展示出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勇气，因为在四·二六社论的背景下，这天参与游 行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学生运动历来是双刃剑，如果把握好度，会积极促进社会进步，可惜这个度是学生运动很难把握好的。当日有五至十万名 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参与游行，前往天安门。北京市的警察全部出动，封锁了所有学生游行的必经之路，高音喇叭也一直向游行队伍播放《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 干暂行规定》，明令禁止游行，但也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保持了克制。学生们的标语和口号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爱 国无罪”、“正义永存”、“坚持改革”、“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等，游行队伍挤破了警察筑起的人墙，沿路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游行活动秩序良 好，最终和平落幕。遗憾的是，这次活动的理性不是来自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觉醒，而是出于权术的需要，所以理性在学潮中没能持久坚持。这次示威游行中最响亮 的口号当属“打倒官倒”，对中国老百姓引起的共鸣最为强烈，这对于崇尚西方民主的少数学生来讲，显然其诉求已经喧宾夺主了，当年的学生领袖事后认为，八九 学潮是全国人民崇尚西方民主的示威活动，明显罔顾事实。由于四·二七游行的声势浩大，迫使中共政府做出让步，当天表示愿意与学生对话。正如教师梁晓燕事后 所说，“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惜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对学潮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激进的学生因为反对继续抗议的学生日益增多则变得更加激进， 也让中共的妥协丧失了意义。
4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社论，这篇社论对比四·二六社论相对温和而且更具条理，可是远不如四·二六社论影响深远。 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可是中国人习惯了宁要公平正 义的草，忽视了公平与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还滞留在抽象的概念上，即使在西方文明国家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将就，落实于实践则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 应该是明确的，贫瘠落后的地区追求公平正义只能循序渐进量体裁衣，如果过分则能在原始文明中苟且偷安便很不错了，在此尊重人性的逻辑下，才凸显了稳定压倒 一切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义。“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统一了，民族独立了，有了稳定和建设的条件。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我们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算起 来，我们真正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心一意搞建设，也就是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现在之所以处在这样一种落后的水平，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现在之所以受到这样多的客 观因素制约，除了历史条件这个根本原因以外，建设时间太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稳定靠什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靠什么？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靠 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构成了我们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这两个方面，也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路线的基本要求。在当代 中国，一切承认和维护这两个基本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有利于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之，一切违背这两个基本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有损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 国现代化的列车，要靠这两个轮子驱动，缺一不可”。这里关于以两个轮子实现中国稳定和发展的目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刻意强调了“在当代中国”，由于是 一带而过，人们很难发掘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权宜之计的潜台词，让开明专制所具有的博弈色彩天平倾向不利于文明的一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稳定和民主 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民主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发展，是无产阶级和人民解放运动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应 当把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广泛、更切实的民主，作为自己的一个崇高目标”。社论规划的中国现代化基本实现后的民主蓝图显然空洞无物，没有讲明西方的民主 不合时宜地搬到中国便只能是民粹，也没有明确西方的当下比我们好，因为当时的中共也不知中国未来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也只能以谎言和极端理想主义来 全盘否定西方政治制度，自然无法令国人信服，而谎话说多了，也导致中共内一些人竟然拿一党专制当民主来宣传。“当然，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离社会主义 本身所应有的内涵，离人民群众的要求，也都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在党的十三大上，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定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但是，政治 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也有赖于社会的稳定。我们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的兴利除弊，而决不是‘全盘西化’或照搬别国的 政治模式；我们提倡和追求的民主，是切实调动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民主；我们希望民主建设的实际进程，有利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 安，而决不应妨碍秩序和破坏稳定。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在民主进程上处置不当，导致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的，不乏其例。别国的教训，我们的经验， 都说明在民主问题上，一是要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能单凭感情，操切从事；二是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推进，不能失去准绳。坚持这两条，我们才有可能 避免挫折，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实质上的进步；否则，就有可能适得其反，为动乱种下祸根，民主的善良愿望最终也会落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 情。现在30岁以上的人们，谁都不会忘记那段动乱的年月。全国人民包括青年学生在内，谁也不会希望那样的悲剧重演。如果听任各种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大、小字报满天飞，如果听任各种‘夺权’和‘抢占’蔓延，如果到处罢课、串联，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一场全面性的内乱。一切单纯的善良的青年 学生，都应当懂得，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事件中，往往鱼龙混杂，居心叵测者正等待着你们的感情冲动和行为失当而混水摸鱼”。社论在这里只提到了专制社会矛盾 的一面，即当开明专制之时，民粹泛滥便会被居心叵测者利用，而中国知识分子当时考虑的则是专制社会矛盾的另一面，即当野蛮专制之时，如何防止独裁者滥权。 所以明确当前目标以及长远规划，科学区分民主、民意和民粹，才是确保社会健康向文明过渡的有效方法。
如果说中共重发社论这一妥协具有积极效果的话，按理说学生通过四·二七大游行发泄过后，需要时间让他们的心情沉淀一下。而4月29日下午李鹏安排的与学生 对话实属失败的作秀，政府事先知道学生在学潮中意图，明知自己不可能答应学生的要求，自身理论又跟不上，却由官僚气十足的袁木组织对话，只能给混乱火上浇 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明白一个道理，与政府对话是极端理想主义者把平等极端理想化的产物，对话本是在两个地位对等的团体或个人之间举行，而政府公开场 合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政府的态度，事关国家政策方针何去何从，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对于有争议的议题需要在正式场合慎重表态。正常的状态，政府应该建立多 种渠道，包括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之间的对话，积极倾听民意以及各种新的思潮，以便政府的决策，政府不适合以对话方式直接与民间公开交流。一方面让民意广泛 地发表，另一方面又不为民粹所左右，这既考核着政府的品德与智慧，也考核着大众的素质。八九学潮中，学生和知识分子把主要精力消耗在与政府的平等对话上， 本身就是无政府意识在作怪，如果对话成风，将消耗掉政府的大量精力，哪里还有精力从事正常的国务管理。同理，在四·二七大游行后学生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新 组织，党内保守派不同意，党内改革派也不会同意，因为是非错乱的背景下，承认了崇尚西方民主的学生组织，那么崇尚文革复辟的群众组织势必也要承认，那样的 话，中共体制内外的所有改革的力量都会被淹没在毛粉民粹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全国学联的组织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 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在团中央会议室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了对话。期间，政府代表明确表示，他们是与北京市学联邀 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针对市高联提出的政府代表应经学生同意，袁木表示，“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 可高可低。对话，不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而是为了互相交谈，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只要大家有诚意，愿意坐在一起谈，就不应该 有什么先决条件”。袁木在这次对话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声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社论中中共刚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袁木何必为这个话题狡辩，如若强调这一切都符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至于落个说谎的名头了。参加会议的学生大多数是各校官方学生会的干部，但也有 少数这场学运中的领袖人物得到了邀请。袁木确立的规则，台下的每位学生只允许发言一次，并且必须以提问题的形式进行，不能自由发挥。吾尔开希收到邀请后在 现场要求以高自联代表的身份参加对话，遭到拒绝后便转身离去。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当场指出，“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 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十六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所以今天只是一 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席间退场抗议。对话过程被实况转播，然而袁木的官僚态度增添了崇尚西方的观众更多 的厌恶。当天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4月30日，北京市委、 市政府又由李锡铭、陈希同牵头与北京市属的17所院校的29名学生对话，同样是由市学联组织，把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撇在一边。党内保守派利用这两次 对话，借机宣传了自己在反贪污腐化、惩治官倒、清理公司等等“治理整顿”事业中所做出的业绩，而围绕“官倒”、党风、教育及改革决策失误等问题，或明或暗 地把矛头引向了赵紫阳和胡耀邦，这与崇尚西方的学生参与学潮的初衷，防止改革形势倒退，防止改革派人士下台，背道而驰。当时对话还有一个令全国人民震撼的 细节，在涉及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过紧日子度过难关话题时，一个学生代表亮出一本杂志，封面上是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画面，以此质疑中央领导没有以身作则。这一 震感使许多对改革不满的学生舒服了不少，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希望政府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4月30日的学潮情况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的大学生依然罢 课，但是在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教学。学潮后中共依照保守派的思路强加给赵紫阳一个分裂党的罪名，指责赵紫阳公开了党内的分歧，事实上这次对话保 守派已经率先隐性地公开了党内的分歧，因为按照中共的惯例，中共高层若是没有想整赵紫阳的人，这段不利于党的总书记形象的视频在播放之前早被剪辑掉了。
劳动节当天，“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要求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 质，惩处四·二零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上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次日，因为 《世界经济导报》被整肃事件，上海的多所高校学生举行抗议游行。在北京，“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新华社当日报道，“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 全部内容：“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 （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 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三、我们提出学生 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 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 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 策权力的人员。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 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 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 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 由双方协商确定。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 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十一、必须保证对 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关于 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 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 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反对无政府的人自然会认为学生提出的要求很过分，可是 习惯了人民当家作主宣传的中国民众，当时听着学生的请愿书就很解气。如果在毛泽东时代提出这么一个请愿书，尽管也是徒劳，但是其勇气定会令后人敬仰，而改 革开放后形势正如项小吉事后所说，“凭心而论，八九年的那个形势，并没有坏到要革命的那种程度”，所以学潮的积极表现就在于，向政府昭示学生运动的理性， 表达出人民群众的不满，以及指出政府官员的虚伪所在，这就足够了，因为也只有全国人民面对社会中的不如意表现出足够的理性，体制内的正义力量才能心无旁骛 地积极促进赋予人民更多的自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一、他们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 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 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 看到这种情况。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 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 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请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 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 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现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 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五四运动纪念日到了，这天的纪念活动分两头举行，官方在纪念碑前组织了庆典，“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组织的十万名学生，也游行来到天安门广场，以 示威行动向共产党宣示，他们才是五四运动民主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五四精神，却主要来自于共产党的教导，因此也不排除很多学生是来向政府宣 示，我们才是共产主义的正宗。由此联想到，学潮期间学生们在公交车上集体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当三位湖南人于5月23日往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上泼墨 时，结果被学生押送至公安局，一个不敢挑战毛泽东余威的环境，还有什么资格奢望立马实现西方民主。对于这一次示威，政府仍然没有认真阻拦，这天的北京的游 行人数虽然不如四·二七大游行多，但是游行扩散到全国多地，而且北京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外地学校的旗帜，以前没有参加进来的北京市专业学校也参加了进来， 记者的队伍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旗帜走上街头。随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发表五四声明，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游行活动到下午3时左 右和平落幕。
八六学潮的历史已经证明，学潮对党内改革派来讲，永远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向学生运动妥协不利于中国的前途，与学生运动对抗不利于其个人乃至整个改革派的形 象与前途，所以赵紫阳本来有充足理由延期出国访问，但他还是选择了如期出访，把这烫手的山芋甩给了李鹏。有人幼稚地认为，如果赵紫阳出访前便对学潮作出积 极的评价，否定中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局面便不会对党内改革派不利，其实即使不会出现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请示邓小平的情况，保守派元老也会照样找 赵紫阳麻烦，因为这些元老早就视赵紫阳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在伺机拔除他，之所以在八九学潮前没有成功，全都仰仗着邓小平明里暗里的保护；而且无论政府怎 么做，谁也没有把握在是非混乱的背景下，能使学潮善终。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国，学潮非但没有结束，而且形势对其个人以及改革派极为不利，党内 改革派已经处于党内保守派和人民群众的两面夹击之中，改革开放停滞的可能性在剧增，于公于私他都不能再沉默了，他要为改革派及其自身的形象而战。赵紫阳从 朝鲜回到北京，就提出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是错误的，试图把学运定性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这一看法，并表示愿为四·二六社论 承担责任，欲重新写一篇社论对学运作出评价。他的意见遭到李鹏的反对，在没有获得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赵紫阳就决定以开明形象反击保守派，在赵紫阳强力推 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对话，随后开放新闻媒体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而 更多的篇幅则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因此也没有受到更多关注。就在五四纪念日这一天，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官员时，发表了明显与四·二六社论唱反调的 谈话，“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 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 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 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正在利用学 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 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它某些城市的游行正在继续。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现在学生最不满意 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 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地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限扩大，或是无中生有。其实， 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工资低，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它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 但并不象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学潮“应 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 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 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 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有些舆论认为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理事会官员时讲这番话显得驴唇不对马嘴，其实不然，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谁也不愿意在混乱的地方投资，所以赵紫阳这番话 实为一举两得，在鼓励外来投资的同时，又重新给学潮定了性。崇尚西方民主的学生在四·二七大游行中权术地打出“拥护共产党”的口号，赵紫阳也权术地说大多 数学生拥护共产党，显然不能让崇尚西方民主的学生买账，学生气不顺，便不可能根除中国动乱的根苗。八九学潮期间，运气显然不在赵紫阳这一边，他的这番话还 没有发布出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已经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谁也不能说学潮后来的再次兴起与赵紫阳的讲话没有关系，可是从群众运动多反复 无常的规律来看，没有赵紫阳的这番讲话，学潮也难保会戛然而止，毕竟至五四运动纪念日，已经深陷极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学潮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决定性的胜 利，他们后期的任何努力还是会与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产生无法调和的对抗。改革派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遭遇了保守派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急先锋的赵紫阳所承 受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在这个环境中心情都会不爽，这都可以理解。尽管如此，赵紫阳还是被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冲昏了头脑，错以为借助群众运动可 以加速落实政治体制改革，忘记了中国的文明事业实属欲速则不达这一颠簸不破的真理，而且他倡导的广泛的对话，在当时那个大环境，永远不可能实现其预期的目 的，但无论如何，从赵紫阳这番讲话后，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形象在大众中大为改观。
5月5日起，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仍有一半大学生坚持罢课外，北京市其他的大学都宣布罢课行动结束，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学生 中产生了新的分歧，有些人表示欢迎赵紫阳的温和态度，认为党的总书记已经作出姿态，学生也应该见好就收，并以复课作为回应。因为一场以改良为目的的群众运 动，终还要以促使执政党党内发生积极变化为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赵紫阳的讲话表明了政府高层存在分歧，学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政府施加进一步压力，中央 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也有人认为，赵紫阳的谈话与四·二六社论没有本质差别。学潮后逃亡到海外的学运分子事后普遍高度评价赵紫阳，但在当 时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赵紫阳还是不信任的，就犹如现今他们敌视邓小平一样，首先他们担心，赵紫阳在控制住学运以后，将反手处理这次学运的参与者和同情 者；其次他们认为赵紫阳提出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仍然是一党独尊下的“民主”，是在法制根本不健全下的“法制”︰“官倒”属于合法性腐败；北京市关于 游行示威的“十条”公然与宪法对抗；上海市委居然可以撤销一家报纸总编辑的职务。所以，赵紫阳的谈话不可能有效安抚学运中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其实这些极端 理想主义者，注定理解不了中国若需文明必先经历开明专制，更理解不了赵紫阳时期诸多貌似不公却很务实的经济政策，所以产生这些质疑也很正常。其实邓小平时 代出现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与宪法抵触，看似很滑稽，其实不然，如果邓小平骨子里是反民主的，他完全可以让宪法和北京市的条例实现一致，他之所以 没这么做，只有一种可能，一个是短期目标，一个是长远目标。5月5日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 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 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梁晓燕事后回忆，“5月8日，我们学校高自联的几个头到我家里来，抱怨有一批同学还要去上课，他们说要组织纠察队伍把学校的教学楼封起来，不让那些同学去 上课。我当时我就说，你们不是要民主吗？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权利，你剥夺了别人选择的权利，我开个玩笑，我当时还笑着跟 他们说，这和共产党剥夺了你们的权利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确实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话可以说服我，但是他们就觉得就是有点不对劲。那我们这个事 情怎么弄呢？因为在中国所有事情最后都是要靠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不许别人做什么，才得以我把自己的事情做成了”。按理说在人们产生势均力敌分歧的时 候，此时忧国忧民的人能做的，也只有文明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宣传，不能使别人感动，只能是两个原因，要不是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到位，要不便是时机未到，此 时非要蛮干，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当然真理时常在少数人手中，也有很多人时常认为真理在自己的手中，面对历史机遇转瞬即逝或自认为历史机遇转瞬即逝的时 候，又不得不需要一些果敢，此等情况事前去质疑对手的品质与动机都没有意义，只有事后看结果，究竟孰是孰非，这也正是文明进程中的博弈与悲催之处，当然若 想弱化其中的博弈色彩，也只有民众素质的提高。柴玲描述这个时期，“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与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 部消耗，我觉得越来越困难，阻力重重”。“那天聊天，我问起政治犯判多少年？有人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了五年，又加判到七年，后又加到十七年。当时我很悲 哀，我在想，十七年出来以后，我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 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的”。由此看来，给异见人士戴帽子，不仅仅是毛时代所特有的，这个陋习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政治人物的骨子里。学潮使中共公然 分裂，学生也有分歧，具体到个人都存在太多的人格分裂，在学潮期间被很多人评价相对理性的王丹，在这个时期也表现出强烈的人格分裂，5月10日王丹接受了 加拿大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我认为现在的学生运动应该转入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活动方式不再是大规模的激烈的上街游行罢课等等，而应该是切切实实地从事 校园民主环境的建设。比如说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学生自己的报纸广播等等。这些工作看起来好像不是形式上非常声势浩大，但是它的深远意义是很重大的”。 可是三天后王丹便组织参与了绝食请愿活动，他事后总结说，“5月11日的中午，我们五、六个人在一个小饭馆吃饭，期间谈起了关于对这次运动的看法，我们已 把希望寄托在对话上，但是政府对待对话的态度始终在拖，有可能把学生拖垮，然后把学生头头都给抓起来，把你的筹委会解散。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运动推向一 个新的高潮，以更激烈的方式，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政府迅速地与学生进行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能够确保运动成果，这样我们讨论下，办法只有通过绝食，因为静 坐游行政府已经不在乎了”。
《天安门》纪录片中有下面一段解说，“然而，四·二六社论的阴影仍然威胁着学生领袖的安全，动乱罪名不正式取消，学运中温和的主张就很难占上风，激进的情 绪更有号召力”。的确，站在学生领袖个人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始终包含思想政治等考评标准和内容，参与过“动乱”的学生在学习和将来的工作中都可能 受到极大影响；而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政府不进行“秋后算帐”，各高校的 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处理参加者也是未知数。学生领袖的忧虑有道理，这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共政府面对学潮也是手忙脚乱，同时也说明这些学生领袖的目光短 浅，他们没有预见到深化改革后会形成多种所有制的经济模式，还把自己的前途寄希望于体制内的饭碗，殊不知参与学运成为名人所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学潮发展 到这个阶段，只要顺利和平落幕，中共也不会对知识分子穷凶极恶。学生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显然与对形势的认知水平有关，也与对邓小平的品质误判有关。不过，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皆是历史的必然，当时想要所有学潮领袖都具有这样的认知水平，也是不可能的。陈小雅在《八九民运史》中的一段说的很好，“一九八九年四 月的街头，走动的也不是13年前同一个月份里出现的人群。新人们幻想着再造‘四五英雄’们可歌可泣、铭刻史书的壮举，却对六十年代英雄主义培养出来的，使 英雄成其为英雄的‘炼狱’不感兴趣”。“他们习惯于轻松的。带游戏色彩的生活，当然也不把政治看得过份沉重。与他们的前代以集体主义和无名英雄为追求理想 的价值准则不同，他们把参与政治与塑造个人看作水乳交融的事情。至少，在学潮初起时，他们并不准备为自己的理想付出高昂的代价。胡耀邦仅仅逝世三天，《七 条》已经在要求肯定‘学运’的性质了。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中，一个形体动作尚未完成，就要求裁判评分一样”。可是开明专制最终得以顺利转型，需要诸多英雄， 去尊重对手，无畏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可惜当年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几乎都把这一理念给搞反了。
在决定是否以绝食方式来使学潮升级时，极端理想的学生也开始讨厌民主程序的碍手碍脚了，市高联中主张绝食的学生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于是他们越过组织程 序，直接以个人名义发动群众。民粹社会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愚昧无知聚众上街，以此左右政府的政策；另一个典型表现，哪怕是少数人，只要聚众上了街，都口口 声声代表了人民。王丹事后介绍说，“5月12日晚上，我和柴玲做了一次联合演讲，主要柴玲讲得比较多，柴玲就讲，我们是被政府逼到只能用自己的生命，用摧 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她讲到这里非常凄惨，然后眼泪就下来了，这个对同学的鼓动非常大”。柴玲说，“我们绝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还要看看 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因为绝食的起因来自于学 生领袖缺乏牺牲自我的勇气，自然使这一轰轰烈烈的背后充满了灰色；由于人民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一些人在遇见挫折的时候，时常表现出饥不择食的变态。面对 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抗议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等具有个人魅力的学生领袖，呼吁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恢复抗议声势，组织起三千 学生发起无限期绝食，绝食团指挥部由主动请缨担任总指挥的北师大八六级心理系研究生柴玲任总指挥，为了保持对绝食团的影响力，北高联主席吾尔开希与对话团 的负责人王超华也参加了绝食，时间选择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高调访华的前两天，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 场，因此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天安门》纪录片如此解说绝食的发起过程，“5月13日中午，绝食学生在出发前喝了壮行酒，他们 要求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立即与学生平等对话，并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那天上午，政府已经决定与学生对话团对话，但是当这一消息传到各大学时，绝食学生 已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了。《绝食宣言》出自共产党多年的语言熏陶，激昂悲壮，极富感情色彩。文中甚至模仿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 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绝食宣言》写道，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 们逼近，你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别文已经论述，搞政治最忌讳的是煽情文学，容易使大众丧失理性直至思考能力，而学潮发展到绝食，则是同类的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的煽情行为，而且绝食也属一种冷暴力。绝食不仅没给对手留有余地，也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要是自己的决策错了怎么办？如若自己百分百正确，直接发布宣 言就可以了，何必以对话作秀。历史要是证明学生的诉求是切合实际的也就罢了，偏偏随着人类对文明进程认识的不断提高，学潮不计社会稳定的极端理想主义却是 祸国殃民的，已经成为更多人的共识。尽管5月4日前后舆论已经放开，可是由于媒体的认知水平也是有限，客观上还是有选择地报道学潮的积极一面，当时大势所 趋，也没有哪家新闻机构敢于报导绝食学生的负面信息，以致让绝食学生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当时的中国民众普遍不知绝食的酝酿过程，绝食是在政府已经同意对话 的背景下开始的，此时依然打着“呼吁对话”的招牌进行绝食，显然这些年轻人的情绪化已经达到歇斯底里。尽管纪录片中的解说有意在替绝食学生开脱，指政府决 定对话的消息传到学校晚了，其实如果学生理性的话，完全可以在去天安门的途中随时终止绝食行动。纪录片为绝食学生开脱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下面一则报道，“北 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袖不愿意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其实在绝食阶段，示威学生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对包括学生群体在内的其他人的 不信任，只有政府直接与自己对话，才能使自己满意，而参加学潮的人数众多，所以导致这场绝食运动成为一个无法打开的死结。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静坐之后，为抗议政府高官没有新的态度，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北京许多医院参与抢救，市民加入声援队伍， 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机关单位也参与募捐，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 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载，“自‘亚行讲话’之后，赵紫阳一面部署用新闻改革冲破‘保守派’的反改革包围，一面拋 出‘六点意见’，争取社会形象的改善。五月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北京市委提交的以坚持四·二六社论基调和批驳赵的‘亚行讲话’为内容的七个文件针 锋相对，赵紫阳提出了六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审查国务院直属的四大部级公司的结果；二、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但75岁以上的老同志仍然保 留，公布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的经历和财产；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专门受理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子弟违法乱纪的案件； 四、尽快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审判，不能再搞联合办案；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他建议，如果大家同意，由 新华社发通稿，明日见报。但由于李鹏坚持反对，政治局没有讨论赵的意见，有关信息只好由人大常委会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八次会议的议题中透出。但是，赵紫阳也 许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的政敌把他逼到悬崖边的时候，学生一方也同时抽掉了他身后唯一可以脱险的跳板︰就在人大公布将于6月20日正式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考 虑目前学运要求的当口，学生同时做出了绝食的决定”。“由于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在对待学运问题上的死硬立场，中办和国办在与学生对话条件方面讨价还价的僵 持，赵紫阳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可以支配和调度力量的有限，他不得不动用起原本是和民主党派打交道，但在学潮爆发以来一直持温和态度并企图干预最高决策的统战 部来”。“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时在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征求党外知 识分子对时局意见的座谈会。其实，也就是探讨如何使学生停止绝食良方的‘诸葛亮会’”。“在这后一个会上，阎明复一方面不同意‘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 派’，说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又透露，对于许多具体问题有分歧。他特别指出，主要是‘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很多看法’。而且，时至今 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他警告说︰‘学生们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他要大家给那些他们认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 下台’。他请到会者做做工作，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同时，他又强调，‘学生们不了解情况， 反对邓小平同志这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的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与会者建议，统战部出面，邀请学生对话是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事情很快汇报上去，并得到了赵紫阳的首肯：授权统战部主持办理。当晚，各路学生代表被请到统战部。参加会议的有三种成分︰学生代表， 作为‘中间人’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体外精英，由团中央书记带队的共青团和学生会代表”。“阎明复说︰统战部是信息传达渠道。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建议他和同学 们对话，他按当时的口径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反对同学们的做法。呼吁学生们顾全大局，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他说，中央是有对话诚意的，就在当天下 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一周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赵紫阳同志有一点意见，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 播，使同学们知道。然后，他进入正题，说，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能不能顺利进行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事情……如果天安门广场聚集两三万人，连欢迎仪式都不能 举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进行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同学们可 以有多种意见，可是要做出损害中苏会谈的事情，必定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是不会得到人们支持的。他答应，同学们的意见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他可能了 解的情况，一定坦诚地传达给学生们，他个人的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同学们尽管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关于对话，从四月二七日 起中央就在认真考虑。同学们游行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同学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 的。是得到全国人民共鸣的。但采取什么措施，不是一两天能够答复的。如果采取敷衍态度，我们可以同意对话。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是一个同意甚至推动腐 败的党中央国务院。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纸上揭露腐败现象，决定审计五大公司等等”。“对话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内容。以前没有贯彻十三大的决议，你们推了一把， 我们已经反思了”。“中央的确担心〔我希望我们是错误地理解了同学们的心愿〕绝食会影响中苏会谈。希望同学们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和爱国热情。中苏关系的改 善会使我们没有一个敌国。我曾对香港的徐四民先生讲︰我今年58岁，还能干几年？过几年就是他们〔指学生们〕来推进改革，希望他们能继承一个好的遗产…… 我不想讨好同学们，但将来的事情确是要有你们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阎明复讲话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接着 是王超华发言。她把成立有更广泛学生基础的对话团称作是‘向中央作了让步’。并认为今天请他们来而没有请学联〔其实请了〕，是‘表明政府承认’了这些组 织，也是在作‘让步’。她的话还未讲完，阎明复就打断她说︰他会把她要求单独对话，公开公正客观报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但他说他不认识同学们，只是请几位 老师把‘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同学’请来。言下之意是提醒人们，到现在为止，他的政府仍不可能改变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立场，仍不是进行单独的对话，更没有把他 们当作这些组织的代表来看待。‘中间人’的发言立场比较一致︰都是建议政府正确评价学运，并在此基础上调解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他们讲完之后，阎明复谈 了四点，似乎是要结束这场对话了。他说︰一、首先感谢这么多同学到统战部来；二、我今晚就向中央汇报；三、推翻‘四·二六’社论有难度，希望给一定时间， 但希望同学们在戈尔巴乔夫来之前结束绝食；四、没有根据把中央分成保守和改革的两派，但希望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作为跑龙套 的，不能超出音乐的节拍，但我会尽力反映情况”。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政治生活的虚伪，阎明复的话有真情，也有应付，所以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把阎 明复赞扬邓小平的话当成了官话。由于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这场学潮中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客观上却又是极端理想主义的表现，站在务实促进中国在开明专制中过渡的 角度，中共也确实不该答应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而中共又拿不出可以说服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理论，所以对话只能成为双方的作秀，起不到在中国明确是 非的效果。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