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十月十一左右，自称秦帝的朱泚亲自带兵紧逼唐德宗李适避难的奉天，双方开展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血腥攻守战。
当时朱泚党羽所占据的只有长安而已，援军的游骑时不时都能跑到望春楼下。守卫长安的李忠臣等人屡次出兵，但总是失败，只好向朱泚求救。朱泚又怕百姓利用他的困弊捣乱，因此派出的兵马都是在夜晚出行。朱泚担忧长安出事，所以加紧进攻奉天，让僧人法坚建造云梯，高度和宽度各数丈，再用兕（古代犀牛）皮裹住，下头装上巨轮，上头可容纳壮士五百人。城中守军望见后无不惊慌恐惧。唐德宗因此征求群臣的御敌意见，浑瑊和侯仲庄回答说：“臣注意到他们的云梯很重，重就容易陷进地里。臣请求在他们前来进攻的路下挖凿地道，积蓄柴薪和火苗等待他们。”神武军使韩澄说：“云梯不过雕虫小伎，不足让陛下烦劳圣虑。臣请求负责抵御。”于是他估计了云梯的去向，将东北角的城墙增广三十步宽，在那里储存了很多膏油松脂和柴薪芦苇。
十一月十四（丁亥），朱泚派大军击鼓呐喊着要进攻南城。韩游瑰说：“这是想分散我们的兵力。”于是带兵严加防备东北角。次日，北风刮得很凶，朱泚的军队推着云梯，上头铺了湿毡，悬挂水袋，载着壮士攻城。他们还在两翼安排了轒辒（上头蒙着牛皮，下面可容纳十来人的大型木制攻城战车），上头站着不少士兵，抱着柴薪，背着土袋，一边填平壕堑一边前进，矢石火炬也不能伤悼到他们。叛军出动所有兵力进攻奉天城的东北角，矢石如雨，城中守军死伤不可胜数。叛军已有人登上了城墙，唐德宗得知后，和浑瑊相对哭泣，群臣也只有仰首朝天，祈求保佑。唐德宗将自御史大夫和五百户封邑以下的千馀空白告身（即委任状）全都交给浑瑊，让他招募敢死队去抵御叛军，还赐给他御笔，让他根据他们的功劳大小全权署名发给，告身不够时可以在他们身上书写任命。唐德宗还跟他说：“今天便与爱卿道别了。”浑瑊俯伏在地，泪流满面。唐德宗拊着他的背，歔欷痛哭，悲不自胜。当时士卒饥寒交迫，又四处寻找甲胄。浑瑊安抚晓谕他们，并用忠义激励大家，于是士卒无不击鼓呐喊，拼死力战。浑瑊中了流矢，但仍然不停地战斗，起初毫不感觉疼痛。刚好这时云梯辗到地道上头，一只巨轮偏斜后陷进地里，既不能前进也无法退却。大火从地里冒出，风势也回了过来。城上守军于是往云梯上投掷芦苇火炬，倒下松脂，加以膏油，欢呼声震天动地。须臾之间，云梯和梯上的敌兵全都化为灰烬，臭味几里外都能闻到。叛军这才退下。于是奉天的三座城门全都打开，官军冲了出来，太子亲自督战，叛军因此一败涂地，死了数千人。受伤的官军将士，太子亲自为他们包裹疮伤。到了夜里，朱泚再次前来攻城，流矢都射到御座前三步才坠下。唐德宗大惊失色。
李怀光从蒲城带兵直趋泾阳，沿着北山西进，并先派兵马使张韶扮成百姓走小路前往唐德宗的行在，将奏折藏在一粒蜡丸里。张韶到奉天时，正值叛军猛烈攻城。他们见到张韶后，以为他是个贱人，便驱使他和其他百姓一道去填平壕堑。张韶找到机会，越过壕堑抵达城下，向上头喊道：“我是朔方军派来的使者。”城上守军放下长绳把他拉上去。到了墙上时，张韶已经身中几十箭，还是坚持从衣服中拿出奏折呈上。唐德宗喜出望外，让人抬着张韶四处巡视，用以激励将士。城上欢声如雷。叛军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常疑心恐惧，只好缓慢了进攻。
十一月二十（癸巳），李怀光在澧泉（《新唐书》作鲁店）打败朱泚的部队。朱泚得知后非常恐惧，当夜只好解除对奉天的包围，带兵逃回长安。大家都知道如果李怀光再过三天还不来的话，奉天就要失守了。同时，神策军大将李晟自定州率师赴难勤王，进驻渭桥。
朱泚的大军退走后，邕从唐德宗的群臣全来祝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说：“陛下性子太急，不能宽容他人。如果这一性子不改，即使朱泚败亡，只怕忧患并未就此结束！”唐德宗也不觉得被他冒犯，反而十分赞许他的直言。侍御史万俟著接着又派人打开金银布帛和通商运输的道路。重围解除后，各道进贡的租赋相继来到，朝廷的费用也开始有了保证。
十一月二十一（甲午），唐德宗任命商州都虞候王仙鹤暂领商州防御使。
朱泚回到长安后，只专心在城防事务上，但还时不时让人从城外过来，绕着城墙喊叫道：“奉天已被攻破了！”想以此迷惑大众。他占有了府库的财富，不惜拿出大量金银布帛取悦将士，公卿大臣在长安的家属也都照样发给月俸。随从御驾到奉天的神策及六军将士，以及哥舒曜和李晟的部下，他也给他们的家庭发放粮食；再加上修缮器械等，每天的费用也很大。后来朝廷收复了长安，发现府库尚有剩余积蓄，见到的人都追怨有司部门过去的横征暴敛。
有人跟朱泚说：“陛下既然接受天命，唐朝的山陵宗庙就不能继续保留。”朱泚说：“朕曾北面事奉唐朝，怎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有人又说：“百官的位置大多空缺，请派兵胁迫士人来填补。”朱泚说：“强迫他们当官会造成人们的恐惧。只要愿意出仕，就让他们当官，何必到各家敲门拜官！”他所用的只有范阳和神策团练的将士；泾原的将士骄傲专横，都不听他的使唤，只是为他守护掠夺来的资产，不肯出战。他们又密谋要暗杀朱泚，但事情不成，也就算了。
李怀光生性粗心疏忽。他从崤山以东赶来赴难后，多次和他人谈论卢杞、赵赞、白志贞的奸佞，还说：“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我见皇上时，一定请求诛杀了他们。”奉天之围解除后，他仗着自己的功劳，以为唐德宗一定会用特殊礼仪接待他。有人劝王翃和赵赞说：“李怀光来时一路上愤慨感叹，觉得宰相们的谋略非常失当，度支征收的租赋烦重，京兆尹对他部队的犒劳赏赐却很刻薄。导致御驾颠沛流离的，都是这三个大臣的罪过。如今李怀光新立大功，主上一定会推心置腹地对待他，征求他对朝政得失的见解。如果让他把这番话告诉主上，大家不是都很危险吗！”王翃和赵赞将这话转告卢杞。卢杞十分恐惧，便私下跟唐德宗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是社稷的依赖。贼徒对他闻风破胆，全无坚守的决心。陛下如果派他乘胜攻取长安，那么一举即可灭贼。这正是所谓破竹之势。如今听任他入朝，陛下必得赐他宴席。这样留连多日，一旦让贼兵退入京城，得以从容加紧防备，那时恐怕就很难对付了！”唐德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诏派李怀光直接带兵进驻便桥，与李建徽和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定期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觉得自己不远数千里，竭诚赴难，打败朱泚，解除重围，而近在咫尺却不能见到天子，因此怏怏不乐。他说：“我今天已被奸臣排挤，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于是带兵离去，在鲁店逗留了两天才前进（《新唐书》说，这期间唐德宗任命李怀光为中书令兼朔方、邠宁、同华、陕虢、河中、晋绛、慈隰行营兵马副元帅）。
这期间，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率领所部兵马作乱，进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逃奔汉州。鹿头卫戍将领叱干遂等人出兵讨伐，杀了张朏及其党羽，张延赏这才重新回到成都。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带兵讨伐李希烈，进驻盱眙。得知朱泚作乱后，他回到广陵，修筑壕堑和堡垒，也修缮甲胄和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关闭和封锁关口桥梁，禁止马牛出境，同时修筑石头城，穿凿近百口水井，还修缮了几十座馆舍楼第和城坞壁垒。从建业直抵京岘，楼房城堞紧紧相连。他这样做既是为了准备迎接御驾渡江，也是为了自固。陈少游征发三千士兵在江北举行大阅兵。韩滉也征发三千水师在京江耀武扬威，和陈少游互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准备送往京师。陈少游觉得叛军占据长安，何时能够收复还不清楚，便想强行留下。包佶不肯，陈少游居然要杀他。包佶怕了，将妻儿藏在装公事文书的柜子里，急忙渡江离去。陈少游将盐铁收入的钱帛全都拿走。包佶还有守卫钱财的三千士卒，陈少游也将他们占为己有。包佶才带着几十人准备一道前往上元，结果这几十人也被韩滉夺走。
当时南方的藩镇都闭境自守，惟有曹王李皋多次派使者到西北交纳贡赋。李希烈攻打紧逼汴、郑一带，江、淮的道路断绝，朝贡都只能经由宣、饶、荆、襄一带抵达武关。李皋修治邮驿，铺平道路，因此往来的使者得以通行无阻。
唐德宗询问陆贽什么才是当今的急切事务。陆贽觉得近来产生的动乱，主要是由于上下缺乏交流，便劝唐德宗虚心接待臣下，从谏如流。于是他上疏进谏，大略意思说：“臣认为当今的急务在于审察众人的心愿。如果众人的心愿觉得该这么做，陛下可以率先实行。如果众人的心愿觉得应当革除，陛下可以率先除去。君主的好恶和天下人一致而天下却不归心，自古及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治理动乱的根本，关键在于人心，更何况正当变故动摇之时，和危疑向背之际。人心所归则政权能够稳定，人心失去则政权将会倾覆。陛下怎能不审察众人的心愿，跟他们的好恶一致，使黎民百姓归心朝廷，一致安邦靖国！这的确就是当今的所急。”他又说：“近来臣私下听到些舆论，也了解了众人的心愿。全国各地担心的是朝廷内外意见分歧，朝廷百官担心的则是君臣之间无法交流。郡国的想法不能达到朝廷，朝廷的诚意又局限在殿堂。皇上的恩泽无法普及下民，而下民的心愿也无法上闻朝廷。真实的事情陛下未必知道，而陛下知道的事情未必真实。上下隔绝于其际，真伪混杂于其间。聚在一块的抱怨甚嚣尘上，翻腾胡闹的诽谤一片狼籍。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没有猜疑和阻隔，可能吗！”他又说：“如果能总结天下的智慧，帮助陛下耳聪目明；能顺应天下的心愿，帮助陛下实施教令；那么就能做到君臣同心，有什么不能相从！一旦远近归心，谁敢继续为乱！”他又说：“有些顾虑看似愚蠢却接近正道，有些事情非常重要却看似迂腐。”
疏奏呈上十来天后，唐德宗没有任何措施，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见。陆贽于是又上疏，大略意思是：“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得到民心；而得到民心的关键，在于了解下情。所以孔仲尼觉得下情是圣王的田地，说治国的大道就生长在那上头。”他又说：“根据《易经》，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天在下而地处上，就位置而言是反了，但反而说这是安泰，是因为上下交流的缘故。君在上而臣处下，就大义而言是顺了，但反而说这是否定，是因为上下没有交流的缘故。君上约束自己而富裕了下民，下民必然高兴而甘愿事奉君上，这难道不叫作益吗！君上蔑视下民而放纵自己，下民必然怨恨而背叛君上，这难道不叫作损吗！”他又说：“舟即君上之道，水即下民之情。舟顺着水之道则可浮起，违背水之道则将沉没。君上得到下民之情则王权稳固，失去下民之情则王权危亡。所以古代的圣王要居人上，必先让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人的心，而不敢以天下人的心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因为习俗妨碍了国家的治理而气愤，所以任意削平藩镇，将大权收归朝廷，以明威驾临藩臣，以严法制服叛乱。然而流弊已经太久，而陛下的做法也太过。所以远处的藩臣因为惊惧猜疑而抗拒朝命，为了逃避死罪而起兵作乱；而近处的臣僚因为畏惧胆怯而敷衍朝廷，为了避免获罪而丑态毕生。于是君臣意见分歧，上下交流隔绝。君上一心要求国家的治理，而臣下则一心逃避自家的诛夷。臣下即使想要尽忠，而君上又担心受到欺骗。所以君上的睿诚无法下达众人，而众人的下情也无法上达君上。臣以前曾任御史，获得朝谒陛下的机会，虽然仅有半年。陛下森严深邃，高居在上，从未降旨征求群臣的意见，而群臣也局促不安，急趋急退，也不罗列要事详细奏陈。朝堂之间，尚且无法交流，那么宇宙之广，何以沟通！虽然陛下恢复了惯例，召使臣问对，也另外延请宰辅，征求意见。但这毕竟不同于师锡（即在朝堂上群臣献言），也有异于公言（公开谈论）。对尚未实行的事则相互告戒说不要谈论朝廷的机密；对已经实行的事又认为不用进谏既成的事实。群臣逐渐心生顾虑，动不动就害怕遭到猜嫌。于是人们各自隐瞒实情，说话担心冒犯忌讳。至于即将发生的事变和动乱，黎民百姓都非常担忧，而只有陛下恬然不知，还以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致。陛下如果将今日亲眼目睹的事和以往听到的相比，孰真孰虚，何得何失，事情的通畅和堵塞，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人情的真伪也不是非常清楚了吗！”
唐德宗看了奏疏后，派宦官去晓谕他说：“朕的本性其实对人非常推诚置信，也能纳谏。只因为觉得君臣一体，所以全无堤防。正是由于推诚置信，对人没有猜疑，所以经常被奸人卖弄。如今所导致的祸患危害，朕思来想去，过失其实反而在于推诚置信。又有，谏官论事时，很少能做到谨慎严密，照例自我炫耀，将过失归于朕以取得自己的名声。朕自从即位以来，见到很多人的奏对论事，大抵全是雷同，道听途说。稍微加以质问，他们马上就答不上来了。如果真有奇才异能的人，朕岂会舍不得拔擢重用？朕见到长久以来，事情不过都是如此，所以近来也不经常找人问对，其实也并非对接纳臣下感到厌倦。爱卿应当深刻理解这点。”
陆贽觉得人主君临臣下，应当以诚信为本。进谏的人即使言辞和意见低鄙拙劣，也应当宽容他们，好大开言路。如果靠震怒威慑他们，以争辩反驳他们，那么臣下怎敢言无不尽？于是他又上疏，大略意思是：“天子之道，和天相同。天不因为地有恶劣树木就废除万物生长，天子也不应当因为时有小人就废除听纳谏言。”他又说：“只有诚与信才是至关重要，一旦失去就无法弥补。一旦失去真诚则人心难保，一旦失去信用则言而无效。陛下所谓的因过于诚信以导致祸患，臣私下觉得这话有点过头。”他又说：“靠小聪明驾驭臣下则人们变得欺诈，以大猜疑对待臣下则人们学会敷衍。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如果自己不能尽到诚信，却希望别人尽到，众人必然得过且过而不会听从。如果自己首先缺乏诚信，却说今后会诚信，众人必然心生疑虑而不会相信。所以说诚信之道，任何时候都不能离身。还希望陛下慎守此道，行之有加，而不是追悔自己的诚信！”他又说：“臣听说仲虺曾赞扬成汤，不称赞他没有过失，而是称赞他能够改过。吉甫曾歌颂周宣，不赞美他毫无缺陷，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缺陷。所以圣贤的意思非常明朗，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这是因为人们立身处世，必定会有过错，不管上智还是下愚，都在所难免。但智者能够改过而迁善，而愚者却耻过而为非；迁善则智者的仁德日新月异，为非则愚者的恶行与日俱增。”他又说：“谏官的进言不够周密却又自我炫耀，的确是不够忠厚的做法；但这并不损害陛下的圣德。陛下如果纳谏不违，那么传出去只会更增加陛下的美名；陛下如果违谏不纳，又怎能禁止他们的话传出去！”他又说：“没有效用的高谈阔论不必采用，很有道理的只言片语不必违背。辞句笨拙而效用迅速的未必就是愚劣，言辞甘美而注重利益的未必就是智慧。所以对任何谏言都必须以实事求是加以分析，凭最终目的加以考虑，即‘其用无他，唯善所在（除了对朝政有益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他又说：“陛下说：‘近来见到很多人的奏对论事，大抵全是雷同，道听途说。’臣私下觉得众多的建议中，足以见到下情，必有可行之处，也有可畏之事，恐怕不宜一概轻蔑地加以否认，全不省阅采纳。陛下又说：‘稍微加以质问，他们马上就答不上来了。’臣只是觉得陛下虽然让他们答不上来，然而却未必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道理。陛下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他又说：“作为臣下的莫不愿意尽忠，作为君上的莫不想取得大治。然而臣下总是苦于君上无法取得大治，而君上也总是苦于臣下不能尽忠。为何会这样呢？是因为两情没有很好交流的缘故。臣下的建议莫不愿意得到君上的采纳，君上的旨意莫不寻求臣下的理解。然而臣下总是苦于君上难以听纳，君上总是苦于臣下难以理解。为何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无法除去九种弊病的缘故。所谓九种弊病，君上有其六而臣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这六者是君上的弊病。谄谀，顾望，畏愞，这三者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好胜必然喜欢听到佞臣的言辞；君上耻过必然忌讳听到忠臣的直谏；这样一来谄谀的臣下就顺从旨意，而忠实的言语就无法上达。君上骋辩必然抄袭先圣的言论，用以反驳臣下；君上眩明必然臆想猜疑，总担心臣下欺诈；这样一来顾望的臣下就得过且过，而恳切的进谏就不能尽言。君上厉威必然不能放下架子接待臣下；君上恣愎必然不能自我引咎接受规劝；这样一来畏愞的臣下就尽量避祸，而有理的建议就不法上申。国家的区域如此广大，天下的生灵如此众多，陛下的宫阙如此深重，地位的高卑如此只隔绝，自黎民中的贤人以上，能够获睹陛下尊容的，千万人里也不到一人；而获睹至尊的人里，得到陛下接见问对的，千百人里也不到一人；幸而得到接见的，又有九种弊病丛中作梗，因此上下之情实在难以交流。上情不通于下则众人感到困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主产生猜疑。产生猜疑则不能相信众人的真诚，感到困惑则不能听从陛下的诏令。臣下真诚而不见采纳则将导致缪悖，君上诏令而不见遵从则将加以刑诛。下悖上刑，不失败还更待何时！所以动乱的时代居多，大治的时代居少，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他又说：“从前赵武口齿不清却成为晋的贤臣，绛侯为人木讷却成为汉的元辅。所以说能言善辩的人说的事未必可信，言穷辞屈的人讲的话也许有理。知人很难，连尧、舜都感到头疼，所以怎能光凭君臣间的一问一答就能完全知人！以此了解天下的民情，当然会失去很多真实。以此轻视天下的士人，必定会遗漏很多人才。”他又说：“谏者多，表示我能喜好善言；谏者直，表示我能宽容诤臣；谏者狂诬，表明我的仁恕胸怀；谏者漏泄，表明我的从谏如流。只要有其中之一，都算是盛德。这就是人君和谏者互相交流相得益彰之道。谏者得到封爵赏赐的好处，人君也有天下安定治理的利益。谏者得到献可替否的名声，人君得到博采广纳的美名。即使这样，谏者也有失去中肯的时候，而人君却还有纳谏的美名；唯恐忠谠之言不够恳切，天下之情无法上闻。这样则纳谏的美德将更加光彩了。”唐德宗采纳了他的许多谏言。
要想知道唐德宗后来的情况，请看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