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是如何慢慢不玩的!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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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是如何慢慢不玩的!

 


在“造船不如买船”,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指导下,1984年,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当时引进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中国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从那时起"中国《芯》就慢慢不玩的!” 这就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样单纯引进的结果就是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這样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 而某些政府官员及崇洋知识分子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中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中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由于失去了基础,中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其实不单计算机业,命运类似的还有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等。可见这些绝不是孤立的现象,也不是某几个部门内部的政策失误。尽管主流精英们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明摆着,是路线出现了错误。国产计算机的死亡,就是路线错误造成的恶果。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国家如何发展,关键看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路线。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会继续证明:中国依靠毛泽东思想,事业可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放弃毛泽东思想,不论找什么虚张声势、花里胡哨的理论,强势会变成弱势,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计算机业就是一个证明。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

作者:佚名    来源: 哇事录公众号  

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取得巨大发展,后来为什么嘎然而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其影响持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恰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有很多诬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说:中国正处于内乱,耽误了宝贵的机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为科技史权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许良英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研制计算机的历史,除了嘲讽之外没有一句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错的专著和文章,由于对历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错误宣传的长期影响,在介绍和分析中国研制计算机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够全面和客观。

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澄清那些强加给毛泽东时代的不实之词,还事实本来面目。

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另外,参照美国Intel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掌握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三.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短暂辉煌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失误。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包括我国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

1982年,参考DG公司NOVA16位小型计算机,采用国产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DJS-153小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同时,与NOVA-3机兼容的DJS-185机也由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完成。

1983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自行设计的“银河I”巨型计算机通过鉴定。它是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成为我国第四代计算机中的巨型机代表机型。

同年,南京的734厂研制成功紫金1号,这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仿制机;装有中文操作系统CCDOS的16位长城0520-A诞生;浪潮公司通过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以进口元散件为主,组装的0520微机在济南诞生。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生产出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基础材料基本达到生产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位微处理器。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SAB8080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Bloc8080KP580BM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这个时期,国际计算机行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美国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个人计算机(PC),从此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第二个变化是微处理器(CPU)的研发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PC机的出现得益于CPU的价格不断下降和速度不断提高。PC机出现后,国外一些从事计算机研制的科研人员逐渐独立出来,专门从事CPU设计。

我国及时注意到了第一个发展趋势。1983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上,把生产IBMPC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提出“照着IBM的PC做”。所谓“照着IBM的PC做”,并不是现在电脑市场上的攒机,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供参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对第二个变化,我国没有注意,虽然此时已经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没能及时将CPU的研究独立出来,专门培养,这为日后中国微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对待技术引进和发展高端计算机方面,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银河I”巨型计算机为例,这项工程耗费1亿元人民币,由于片面追求国际最先进技术,忽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合作,硬件大量从国外购买,没有使我国的整体技术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此时国内一些具有实力的集成电路科研和生产单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改进,生产的计算机硬件没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样,国际上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我国却在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途中慢了下来。

四. 中国的计算机业进入严冬

1984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但由于缺乏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五.中国的计算机业被彻底剿灭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

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系统综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然而,由于国内微电子业近十年的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号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UNIX。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其实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即使没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误,即使我国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业也会被龙永图这类败家子们卖掉,成为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政绩。这样看来,中国计算机业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净,没有落得个“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

六.尾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军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意识到了自主科技研发的重要性,有了危机感,增加了科技投资。2000年,中国的R&D/GDP比例首次达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达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水平,但是离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离。这个时候的中国民间,还出现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长期居于主流的学说遭到了全民声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濒临死亡的计算机业出现了一丝转机。

2002年8月10日,我国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此后龙芯二号问世,龙芯三号也正在紧张的研制中。

此时的国际CPU市场,除了美国、日本一些高端机型的专用CPU,以及苹果公司的PC专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国的Intel和AMD两家公司垄断,两家的市场份额约占98%。第三家是我国台湾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连续收购了美国两家制造CPU的小公司之后,才进军处理器市场的,因此尽管威盛公司也打着“中国芯”的牌子,但严格地说仍属于美国芯。龙芯的诞生,打破了国外的长期技术垄断,结束了中国近二十年无“芯”的历史。

龙芯的成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和和指引下实现的。“龙芯”系列CPU的主设计师、青年科学家胡伟武经常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他还把“龙芯2号”芯片命名为“毛泽东110”。他说:“我们年青一代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对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里对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计算所经常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课时组。”

七.结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计算机业的发展历程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事业最辉煌的时代。特别是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的研制过程,正处在据说是“科研工作停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要么否认文革期间取得的一切进步,然后指责说“文革期间某某事业被破坏殆尽”;如果成绩否认不掉,就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某某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包括本文正面引用的部分文献在内,也都是在遵守这种逻辑。但是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却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国的计算机事业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反而被搞死了。那些给毛泽东时代泼污水的人,难道就不脸红吗?

其实不单计算机业,命运类似的还有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等。可见这些绝不是孤立的现象,也不是某几个部门内部的政策失误。尽管主流精英们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明摆着,是路线出现了错误。国产计算机的死亡,就是路线错误造成的恶果。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国家如何发展,关键看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路线。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会继续证明:中国依靠毛泽东思想,事业可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放弃毛泽东思想,不论找什么虚张声势、花里胡哨的理论,强势会变成弱势,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计算机业就是一个证明。

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Wiserman 发表评论于
台湾的电子业比大陆的先进 可能的原因是
在1960-80年代,世界电子业发展大起步,美国大学给电子/电机业学生的奖学金最多,
台湾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争相报考各大学的电机系,
他们在大学一毕业就往美国跑,
一时美国各大学的电机研究所充满了由台湾来的中国学生,IEEE月刊里的论文有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名字,
这些人帮助了台湾奠定了电子工业的基础。

而大陆的大学生一直没有钻研电子学问的狂热,都被邓小平骗去做生意了,怎么会有发展呢?
现在若是习近平把大把的经费提供给研究电子/电机/微电专业的学生,那么中国的电子/微电产业一定能够辉煌的!
鲁钝 发表评论于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怎么来的?是别人逼出来的,别人要制裁你,不给你技术,不给你材料,你不自力更生就要饿死。
aussie-2 发表评论于
那个时候也是偷回来仿制,哪里有自己的东西。
tony933 发表评论于
厉害了,我的国?知道厉害了吧?!
笑薇. 发表评论于
朱镕基,龙永图是彻底的卖国贼! 龙永图最近还在博鳌会上大发议论说主张发展自己的科研和工业体系的人要摆脱冷战思维。你对计算机发展的总结非常有意义。最近读的几篇回忆文章都使我满眼噙泪。谢谢!
无效乱码 发表评论于
毛时代再好,闭关锁国的结果是和世界先进水平越来越远,独立自主会带来有,但带不来好,但愿中国这次不要头脑发热,为追求国产自主,而选择和世界脱离。前苏联就是个好例子
haiwaiyouzi 发表评论于
如果毛祖仍然在世,中国的芯片早出世了 !爬行,洋奴,永远是挨打 !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美国的先进科技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十二万份肯定和願意学习的, 但美国不让学之外还强加于对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封锁制裁和禁运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时代的执政领导靠自力更生并提倡和下功夫去开发研究并取得初步的发展, 如果不是后继者不但没有连续性执行政策, 相反全盘否定还自以为能干另搞一套"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因而造成今天的恶果。文章强调后继者们全面否定攻击前三十年的别有用心和恶劣的品行, 以致于在这里用事实来说出原来的真相。假如后四十年不那么洋奴卖国一副乞求奴才相, 也就沒有理由总提以前过去的事来对比今天的那些个自以为是的领导, 一面卖国一面自吹拥有多少个第一......的洋奴们了!
香的花生米 发表评论于
哎!回忆小时候,我爸爸他们钻研半导体技术真的是下功夫啊,3个星期前说清华的物理学什么什么的是世界领先,芯片事件估计老公打击不小,还想然儿子回去学物理,没戏。
Californian 发表评论于
你这的中国计算机历史写的十分翔实。不过美国这些计算机大神们的头脑可没有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发展计算机技术远超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中国还好,这可怎么解释?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自力更生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和教诲。想当年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尖锐复杂,同样是积重难返,难于找到出路,但毛主席却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什么他能够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得到了“大本大源”。所谓“大本大 源”,也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说的大道,也无非是突破了私有制社会所强加给人们的那种低水平价值体系,认识到新的价值体系,所以他就能代表人间正道,人类 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继续坚持他所指引的道路。既然大道是好东西,那就应当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面对市场法则的超循环过程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如果人们继续囿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就必然是束手无策,只能在争吵抱怨中虚耗光阴。然而,正是它所制造的大量 的尖锐的越来越难解决的问题,迫使人民群众觉醒过来,历史的发展必须经过这样一个一个峡谷,人民群众的觉悟必须经历这些痛苦的煎熬,才能总结教训,找出 正确的应对办法。这个办法只能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形成稳定的超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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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修正主义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主席的这个说法,在当时很不被人理解,经历四十年 改革开放的实践,当这个东西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充分表现出来之后,人们终于理解了毛主席的苦心,据说有一位老将军说:“毛主席比我们这些人早看了5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接受了西方传入的GDP作为发展标准,自然也就接受了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它的引导下,不可避免地要把西方社会的各种弊病引入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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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斗私批修,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改造,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私有制的经济文化环境 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那一套价值体系,它会在环境造就人、人又造就环境的过程中自我复制,把私有制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强化起来,传播下去。谁也不能置身于这 个超循环过程之外。这个超循环过程是非理性的自发的过程,只要把低层次需要放纵开来就行了,哪怕有人在口头上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喊得很响,也照样不 影响这个非理性过程的自我强化过程。
Wiserman 发表评论于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 是邓小平的洋奴哲学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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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的超循环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靠 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觉悟。所以就需要继续革命,来一场深入到人们灵魂深外的革命,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只有在这个新 的超循环过程的主导下,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稳定的,资本主义的复辟才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一方面放纵市场法则,听任这个超循环过程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又想构 建和谐社会,这就是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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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个人物质 享乐主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所谓全球化,也无非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普及过程罢了,中国也无法置身其外。要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就要打破这个超循环过 程。 所谓打破旧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也就是要有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来引导社会与人的生命过程,使之稳定地运行起来,形成新的超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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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不考虑这个有机整体的稳定运行,它把丛林法则强加给每一个人,迫使人们以 反社会反自然的方式行动,自己折腾自己。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本性,我们所面临的两极分化、腐败现象以及各种社会问题,都产生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机理。 异化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把那种以物为本的狭隘片面的价值体系强加所有的人,使人们不能正确判断其个人利益,因而不能合理行动以实现其个人利益;人 们对这种不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坚持反过来又强化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法律和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超循环,进一步锁定社会运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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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它包括我们自身在内,我们对社会所做的一切都必然地返回我们自身。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许多人不吃自己生产的有毒食品,把它出售给别人吃,最终的结 果是社会上充斥着有毒食品,谁也无法幸免;就算是有权者能够吃上特供,可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包括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对 大自然的肆意掠夺破坏,反过来也必然危害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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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各自追求着个人利益的行动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从而也损害了每一个人的利益,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那些口口声声坚持私有制的人,其实并不尊重 私有财产,他们所坚持的丛林法则使他们总是想要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力,既不考虑自己的实际需要,也不考虑是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我们现在发现,所谓市场经济 已经演变为骗子经济。在这种行为方式的主导下所形成的社会,必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必然会产生自我毁灭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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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主义政权出现危险,社会便成为一盘散沙,每个人的命运都将成为随风飘零的无根之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自发地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超循环过程,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它一方面把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和丛林法则强加给 每一个人,另一方面又通过人们坚守这种价值体系和行为法则的行动而自我强化,保持自身的稳定运行。由于这种价值体系的不合理,所以便导致了社会整体运行的 颠倒混乱。社会宏观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社会微观层次上,存在于个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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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维稳费用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党的队伍建设、社会风气建 设却又处于下降趋势,某些部门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处于下降趋势,这一升一降就构成了一个剪刀差。这个由复杂性的增长与解决问题能力的下滑所构成的剪刀差, 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必然要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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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普遍面临着危机,这说明,整个人类的行为合理性都存在问题,中国人也不能 幸免。由于接受了西方那一套市场经济和丛林法则的价值体系,我们现在社会风气空前堕落,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与经济危机空前地严峻,成了悬在社会主义政权头上的剑。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毛主席所考虑的问题太超前,很难得到其他人的理解,甚至于 那些与他一块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也是“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有那么一些人就是那么不长进,热衷于低水平的价值体系,不理解甚至抗拒毛主席把他们提升到 新的价值体系水平上的努力,反过来却说毛主席犯了“晚年错误”,好像他们自己倒是一贯正确似的,这难道不荒诞吗? 那些在价值体系上处于低位的人,必然不肯承认价值体系的存在。这是因为,只有忽略了价值体系的存在,他们才能把毛主席拉到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水平上,才能批 评毛主席的“错误”。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有些人喜欢谈论“文革”的失败,但我们要理清的是,“文革”的失败难道是毛主席个人的失败吗? 他发动这场触及人们灵 魂的大革命,目标是为了把中华民族提升到新的价值体系水平上,其失败并不是因为他的目标错误,而是因为这个目标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他要防止产生新的 资产阶级,要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最底层,这个目标有什么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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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始终一贯地坚持用新的价值体系来灌输革命队伍,从红军时代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始,直到后来写下《实践论》、《矛 盾论》,所研究的也无非是人们如何合理行动,帮助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同,在复杂情况下,如何抓住社会发展主要矛 盾;建国后又进一步提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搞政治运动,反修防修,其实质也还是帮助人们正确实践。

在其一生中,这个努力是始终一贯的。刚 开始是在一部分先进分子中间进行教育,掌权执政后又进一步把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全体中国人民,直到搞了文革。毛主席的做法继承了中国儒家注重教化的传统,但 又远远地高于儒家,不是神秘主义地教育人们闻道开悟,而是因材施教,用人们能够听懂的语言来传播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尤其重要的是,他不是从孤立 个体的角度来进行教育,而是在个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的水平上来进行教育。人们为什么行为不合理,是因为社会制度所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价值体系不合理,给人们 限定了不合理的目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在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教育。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人类靠自己摸索几千年来一直是听天由命,必须在实践中碰了壁,才能认真总结教训;而这种教训往往不能 通过知识的传授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人要想认识到这一教训,也还要靠自己重新摸索,于是上一代人所犯的错误,下一代人照样也还是跟着犯,所以人类从历史中得不到什么教训。在中国,两千年来一直陷在周期性的治乱循环中。在西方,虽然有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了私有制 的弊端,08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击碎了人们对资本主义 的幻觉,近来欧洲又爆发了债务危机。接踵而来的危机迫使西方政治家们不得不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他们也发现,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由于西 方人认识不到价值体系层面上的问题,无法实现社会运行轨道的转换,所以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人们普遍地处于绝望情绪的笼罩之下。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坚持毛主席所代表的自然法则,我们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坚持毛主席所代表的人间正道。所以我们可以说,反对毛 泽东思想就是反对人类自己。从逻辑上来说,与人类作对也就是与自己作对,不仅其生命过程必然地充满不幸,而且还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正如经济上的泡沫迟早会要破裂一样,通过贬低毛主席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自信也是一种泡沫,它也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由道德滑坡而导致的社会失范,迫使人们认识 到,要想实现社会的科学管理,就必须“扶正祛邪”,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这是无法规避的人间正道。谁如果与它对着干,就必然要受到处罚。正是那些反毛 者所坚持的价值体系所带来的各种困境与灾难,从反面提醒了人们,刺激了社会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人们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人间正道,代表了人性中健康向上的 倾向,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在中华民族内部也有人自毁长城,他们不知道“扶正祛邪”的人间正道,反而诋毁污蔑拯救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毛主席。在那些坚持堕落倾向的人们与那些代表着社会正气的人们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势同冰炭,同处必争。由于毛主席代表着社会正气,而且还因为他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好,他还坚持要求知 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所以就必然要遭到那些被非理性欲望控制着的人们的坚决反对;他还要求干部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就被那些总想高 人一等的人们视为眼中钉。这些人也并非就是存心邪恶,但由于私欲的限制,他们不知道社会运行的自然法则,无法理解伟人的思想和行为。由于他们与西方敌对势 力具有共同的价值体系,所以便不可避免地与他们沆瀣一气,共同反对毛泽东。即使毛泽东已经逝世,也要贬低他,诬陷他,把他搞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道 德上的自信。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代表了社会自我保护的本能,努力地自觉地引导人性向 上。但这些毕竟是少数,其“扶正祛邪”工作的思路还不够成熟,不能始终一贯地重视这项工作,措施也很不得力,所以就无法抑制社会 中天然存在的那种趋向自我毁灭的力量。一个接一个朝代建立起来,然后又衰落下去,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治乱循环。

“扶正祛邪”的工作即人间正道,毛主席做得最好。毛主席代表着人类智慧与美德所能达到的极致,他的大公无私、清廉、智慧与勇敢,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便能极其有 效地弘扬社会正气。在旧中国那种道德崩溃、社会黑暗、一盘散沙的悲惨状态下,他领导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头收拾旧山河,完成了一个翻 天覆地的伟大革命,使中华民族重新站了起来;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心情无比舒畅,是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社会变革,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轨 道,使他们的生命与一个伟大的事业联结起来,实现了生命的最大价值,达到了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正是由于人性潜能的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才能取得 一个又一个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伟大胜利。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必然要摆脱周期性的治乱循环,一直稳定在较高的运行轨道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开创的是一条新路, 有理论, 有实践, 毛泽东生前以身作则在新中国推行了近三十年, 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喜和想念!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路是人间正道才是新路!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人类所面临的这些难题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是资本私有化造成的, 这是一条走了几百上千年的老路!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当今世界上沿续了几百上千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环境气候危机、"普世价值”式独裁与不作为, 自私自利选民的不断分裂, 动荡和暴乱,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经常发生的枪击事件以及毒品自杀妓女贪富差距物价不断上涨年轻人买不起房等等诸多难题纠缠着人们,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zxcheng 发表评论于
毛玩人没玩够。死了这么多年你还乐意被他玩?

自由的灵魂才能延伸出稍纵即逝的想像力,现代社会制度才能保护源源不断的原创动力。
毛时代保障不了这些,现在也还不行。
qdknight 发表评论于
要真正得到发展,还缺一场新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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