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和竞波一起为《家在硅谷》采访了好友廖晓伶。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角色里，晓伶都做得出色，活得精彩。她在分享人生感言中告诉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更多地关注大环境。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不断尝试新事物。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都要努力做到最好。 希望分享她的故事能给朋友们带来一些正能量！— 晓霜
被采访人：廖晓伶，创办硅谷创新药物公司 Immune-Onc Therapeutics, Inc. 并任CEO。北大生化专业毕业，通过CUSBEA选拔留学美国，在Brandeis布兰迪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2017年生理学和医学诺贝尔奖得主之一 Michael Rosbash。曾任职于美国第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 Genentech 近14年，主管早期药物开发。
位于硅谷中心的 Palo Alto，虽然只有6万多人口，但因比邻斯坦福大学，也是硅谷创业文化的发源地，众多的创业公司和投资公司汇集于此，社区居民中也有一大批科研和学术界的领军人才。
这其中，有很多是世界一流的华人科学家。他们从牛娃学霸，成长为首席科学家，名校教授，创业家，企业家，同时也是社区和学校志愿者，孩子家长，妻子，和丈夫。他们的经历与如今的小留学生、华二代们很不同，但他们的故事离我们很近。
与这么多杰出人士做邻居，无论大人孩子，心理上压力当然有。然而，透过光环，仔细聆听，他们的人生轨迹会让人暂时忘记眼前的升学和考试，想想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孩子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这篇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家在硅谷”今后会陆续分享更多。
现在很难想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托福和GRE考试。来美国留学要经过学校推荐及考试选拔，然后由美国教授亲自飞到中国，进行面试。最终入选者全部被美国顶尖院校录取，学费和生活费也都由美国院校资助。
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于1979年开启的“中美物理学联合招生项目”，简称CUSPEA。受他启发，另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吴瑞，于1981年创办了CUSBEA（卡斯比亚） - 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
这两个项目早在1989年就结束了，但其选拔出来的前后共一千多名留学生，得以到美国跟随最优秀的导师学习。他们的优异成绩令美国院校刮目相看，纷纷向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并提供了大量奖学金。要知道，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没有奖学金，大多数是无法承担美国的生活费用的，更不用说付学费了。
前人栽树，后人效仿。20年之后的2008年，吴瑞先生去世。当年的 CUSBEA 学生在追悼会上决定，捐款成立“吴瑞纪念基金会”，模仿当年的CUSBEA，资助大中华地区生物领域里的年轻优秀人才。
发起人之一和董事会成员之一，就是我们这次采访的生物学博士廖晓伶。她的先生骆利群，和她当年同时通过 CUSBEA 赴美，现为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美国文理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瞪大眼睛发现有趣的事情。” - 利群
我和我先生骆利群是通过1986年的 CUSBEA 认识的。我们那一届，全国有90人通过各院校选拔，参加美国教授用英文出题的考试，45人进入面试，最后选中到广州集训的大约30人。
1979年中国开放伊始，李政道建议，中国应该培养科技人才，送一批人来美国读博士。当时有反对意见认为，把中国最好的人才送到西方，这是脑力的流失。而邓小平说，只要这批人中有5%的人回来，国家就获益了。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回来的人会更多。现在想来，真要感谢他的远见了。
我和利群一起来到美国麻省查尔斯河边的 Brandeis 布兰迪斯大学。学校不大，离哈佛和MIT不远，总体没那么有名，但在生化领域位居美国前十。
Michael Rosbash 是 Brandeis 最有名的分子生物学教授。当时他的实验室里有两位中国留学生：
俞强，现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教授研究员，他的太太袁钧瑛现在是哈佛教授和美国科学院院士，（她的博士导师是Bob Horvitz，诺贝尔奖得主。）两位都是第一届 CUSBEA 选拔出来的。
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刘欣，和他太太一起经第三届CUSBEA赴美，他太太吴虹现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
我一心想进 Michael 的实验室。利群知道，他就让给我，自己去了隔壁 Dr. Kalpana White 实验室做神经生物学研究。我们给他的导师起了个外号，“老白”。
Michael 的外号叫“老马”。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给学生写信说，想和哈佛、MIT竞争，就要努力工作。我期望你每周用实实在在的60小时 honest hours 在实验室工作，这还不包括阅读文献的时间。跟他工作了4年半，我拿到了博士学位。
老马在晓伶的博士毕业典礼上 （晓伶提供）
老马得到诺贝尔奖，我一点儿也不意外。我见过的其他诺奖得主也是如此。他们持续一生的努力和成就，让周围的人认为是名至实归。
2017年瑞典诺贝尔奖发奖仪式 （来自网络）
老马获诺奖的主要贡献是在生物节律的分子机制方面。生物节律就是常说的生物钟。通过对果蝇的研究发现，果蝇基因的突变，可以把节律由24小时缩短到19个小时，或者延长至28小时，这是受同一个基因控制。老马的实验室成功地把这个引起突变的基因克隆出来，还进一步解释了基因控制节律的原理。这都是对生命科学具有根本性重大意义的贡献。
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我在实验室的那段时间他们做出来的，我算是这一段科学史的见证人吧。
和老马一起得诺奖的 Jeff Hall，就在隔壁实验室。两个实验室合作很融洽，没有隔阂。同行之间当然也有竞争。洛克菲勒的 Michael Young 一直是老马的竞争对手，两边都很拼命。几十年之后，他们三人在同一个领域共获诺奖，凸显了竞争对科学发展的推动。
生物学和医学2017诺奖三杰，左起：Jeff Hall, Michael Rosbash, Michael Young. (来自网络）
当年也没有人想到得诺奖。科学研究需要专注，需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真正的热爱。不要总想着得奖。用利群的话说，要“瞪大眼睛发现有趣的事情。”
虽然为人严格，老马和他的中国学生之间关系非常好，我们也请他和太太到家里来吃饭。他很有个性，不信邪，买的房子就在墓地旁边。他们度假出远门，我去帮他们看房子，还有些害怕。我在他家听了好多他们收藏的唱片，因此喜欢上了ABBA，Elton John 。那时候，教授对博士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工作、毕业、做研究、找工作，都很照顾。
老马在晓伶和利群的结婚典礼致辞。（晓伶提供）
毕业后我们搬来湾区。利群在斯坦福大学做的研究和老马同是神经生物学领域，还是经常和他交流。老马也来过我家。我们和孩子、老人讲，老马教授得了诺奖，大家都很高兴。
学业优秀的晓伶，被学霸和诺奖导师环绕着，人生的路还会怎么走呢？
“生活是一系列意外的事件，每一件事都会有多个不同的路可走。走这条路到这个地方，走那条路到那个地方。所以没必要刻意追求什么，该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
但你还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的。针对每一个具体事件，你可以为这个事件做好准备，每一次都做出尽量正确的选择。一旦选择以后，就努力工作，不三心二意。” - 利群
在生活的不同阶段，侧重点也不同。
利群在斯坦福大学教课做研究，那是没有 Down Time 的。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周末，在家还是在实验室，他脑子里都是工作。
在两个女儿还小的时候，我在大公司工作，对家庭就有很多便利。
基因泰克 Genentech 是世界第一个也曾经是美国第一大生物技术公司，有上万员工。我在那里任职近14年。入职第一天人事部就有培训，要设立“明确的、可衡量的、力所能及又富于挑战的、相关联的、有规定时间的”的工作目标，SMART Goals -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levant, and Time-Bound。如果每个人都能按计划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整个公司的生产力就很强了。
我一般都超目标完成计划。除此之外，还有精力来管理家务，支持先生做研究，也有时间参加孩子的课外活动，尤其是多照顾一下大女儿。
晓伶的大女儿弹起钢琴来非常优美，令人动容。她患有司马综合征 Smith Magenis Syndrome (SMS)。个性好强、一路学霸长大的晓伶，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她没有说。她给我看了自己筹办“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咖啡店”的文章。小小咖啡店的设计被这位女科学家写得像科研报告一般详尽、周到、有条理。
因为大女儿，我经常在本地的特殊教育社区做志愿者，从中得以了解主流社会的架构，结识了很多社区精英。比如 Ada's Cafe 的创办人 Kathleen Hughes，她的儿子也是特殊教育儿童，和我女儿是小学同学，很要好。
Mitchell Park 社区图书馆重建的时候，计划在旁边开一个咖啡店。星巴克等大品牌都来竞争。Kathleen 提议，把这个咖啡店办成特殊青少年的职业培训中心，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我写了很长的推荐信，发给市政厅。最后市政府同意出资，Kathleen 承包运营，开办了 Ada’s Cafe。我每年捐款，大女儿也在这里参加培训。
Michelle Library 旁的 Ada's Cafe （来自网络）
湾区还有一个由华人家长创办的“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志愿者都是家长。我从大女儿3岁起就参加了这个公益组织，参与选址、购地、改建原活动中心，并建议模仿 Ada’s Cafe，开办面向社区的咖啡店。这个公益组织每年都得到Palo Alto 华人家长的很多捐款，我们的社区真的是爱心满满。
晓伶关于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咖啡店的文章 （晓伶提供）
利群为了大女儿的病，近年来开始研究司马综合症的致病基因在神经发育和功能上的影响。我也曾任司马综合症国际公益组织的理事会成员，负责协助研究学者于病童家庭之间的沟通。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请求自己任职的公司赞助两年一次的司马综合症国际会议。
这些经历都促使我走出小家庭，更多地关注大环境，向外界寻求资源和支持。我也因此收获不少非营利机构的管理经验。后来参与创立吴瑞纪念基金会、受邀成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尊师基金理事会成员、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理事会成员、北美华人生物医药协会常务委员等，都是得益于这些社区活动经验。
这也是我从女儿那里得到的礼物吧。
“Always try something new, 不断去尝试新事物。” - 晓伶
小女儿比大女儿小三岁半，从小就很独立有主见，也乐于助人。她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我一下子就空闲下来。我试过业余时间和朋友们一起画画，但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想做，也可以做。
在大公司，即使想多做事，也要依赖其他部门，一个人很难推动整个项目。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型创业公司，身兼数职，经常加班，投入120%还不够。但我很喜欢那种氛围，也一直有创业的想法。
在生物领域，药物开发是最难的，需要上亿美金的投入，没有VC风险投资很难。但这个领域能直接把科研成果与病人联系起来，改进治疗效果，很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
我的博士后专业是免疫学。这两年，免疫治疗癌症取得了很好的功效，开始进入癌症治疗主流，并受到风险投资界关注。
在美国，生物创投有两个中心，波士顿和硅谷。硅谷创业文化由来已久，投资界很能包容失败，乐于做长期投入，敢于承担风险，鼓励创业者专心做出突破性创新。国内的一流VC也对这一领域非常关注。
天时地利还要人和。2016年，我正考虑下一步职业发展的时候，已经认识了20多年的老朋友余国良博士和我聊起来，两人决定一起创办一家创新药物公司，我给公司起名为 Immune-Onc Therapeutics，Inc.。有意思的事，余国良的博导 Liz Blackburn 后来也获诺奖，他是 CUSBEA 同学中较早出来创业的，和太太卫颖飞也是通过 CUSBEA 结缘。
我们都知道，癌症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而免疫系统是排斥异体的，照理应该识别并排斥癌症产生的突变蛋白。但在癌症面前，免疫系统常常被抑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集中在如何把这个抑制去掉。这也是我们公司正在做的，通过调控其他细胞来激活免疫系统。
幸运的是，公司成立当年即获得700万美元的A轮融资。之后，又在2017年获得世界最大的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评选的新兴公司人气奖。今年，又被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知名媒体网站 BioSpace 评为2018年新兴生命科学公司20强之一。
作为华人在美国创业，优势是有的。学术界有很多华人做出了重大成就。在为公司签订技术合同的时候，我联系过三个著名实验室，其首席研究员全部是来自大陆、在英美拿到博士学位的华人科学家。我和他们有共同的成长经历，有共同语言，自然就产生信任感。
当然困难有很多。先不谈少数族裔和移民这些方面。单单作为女性，就有不少特殊的挑战。
有数据表明，女性CEO和创业者拿到的风险投资数额远低于男性。 来自VC的问题也不一样。对于男性创业者，VC的问题很多是远景性的，市场有多大，长期目标是什么。而面对女性创业者，投资人往往会趋于保守，更多地关注如何运营，如何确保成功，能不能百分之百投入。其实，很多女性创业者非常务实，很有计划性，公司的表现和回报也非常好。
国内的创业大潮我一直很关注。2009年利群去北大讲学，带了一批斯坦福学生在那里上课，我也陪着去北京住了一个学期。在北大图书馆重温旧梦，也考察了一下中关村一带的创业环境。国内的创业热情非常高，大家都很忙碌。硅谷也是一样。但我感觉，相对来说，硅谷更从容，运作更成熟，有章可循。作为创业者，我很能体会这里的好处。
最近，晓伶在斯坦福大学为北大校友会做了一次人生体验的分享。她在演讲中说，
"Stay curious. Try new things.
Make the best out of a given situation."
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
不断去尝试新事物。
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
都要努力做到最好。
2016年，老马、利群、晓伶及老马夫人在晓伶家欢聚。（来自晓伶）
作者：竞波，北京人。留美15年后，回国居住12年。在上海加入英文媒体《Shanghai Family》。在北京加入True Run Media，创办国际教育媒体《菁kids》并担任执行出版人。2016年随全家搬回加州。与 Palo Alto华人家长会（PACPC）一起，创办公众号“家在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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