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9日電(評論員 喬新生)在反腐敗歷史上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中等收入國家往往存在非常嚴重的腐敗問題。或許腐敗是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組成部分，或許腐敗是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重要原因。
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出現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產階級迅速崛起，他們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第二，社會結構多元化，百家爭鳴，社會矛盾整體爆發；第三，收入分配不公現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改革沒有“帕累托最優”，任何改革都可以引起巨大爭議。
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後，由於中產階級處於主導地位，因此，他們迫切希望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對政府的各項改革政策採取抵制態度。這一點在拉丁美洲國家以及許多亞洲國家表現得非常明顯。中產階級患得患失，他們擔心房地產市場價格上漲，會導致自己無法購買更多的住房；他們擔心房地產市場價格下跌，從而使自己貸款購買的房屋貶值，一夜之間成為負債者。正是這種對現實和未來的憂慮，使得他們對政府的各項改革政策異常敏感。一旦政府出台改變現狀的政策，他們就會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整個社會分化現象非常嚴重。對那些擁有巨額資產的有產者來說，迫切希望政府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對那些仍然處於奮鬥階段的無產者來說，則希望政府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實現財富的均衡分配。
當整個社會矛盾不斷積聚、迅速激化的時候，政府出台的每一項政策都可能會成為眾矢之的。政府希望提供更多的廉租房，以滿足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需要，可是，這樣做會導致房地產市場價格下跌，那些擁有住房的中產階級必然會成為反對者；如果政府無所作為，不能或者不願解決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生活困難，那麼，政府就會成為中低收入階層居民批評的對象。政府在不同階層相互擠壓之下，很容易陷入進退維穀的兩難境地。當政府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為一部分群體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時候，“塔西佗陷阱”就會出現，不管政府作出多麼誠懇的表態，都無法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政府無所作為，可能會成為社會群體譴責重要原因；而政府的有所作為，同樣會成為公眾批評的重要原因。政府成為人們發洩憤怒的靶子，政府每一項改革政策，都會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爭議。更主要的是，由於社會利益分配結構已經形成，政府每一項改革都可能會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他們一定會竭盡全力加以抵制。政府改革的成本越來越大，改革引發社會動蕩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在社會矛盾不斷膨脹大背景下，一些政府官員習慣於左右逢源，他們利用社會不滿情緒，從不同利益集團獲取利益。譬如，一些政府官員公開支持房地產開發商經營行為，但是，面對社會汹湧而至的反對浪潮，房地產開發商不得不給政府官員必要政治“補償”，讓政府官員心安理得地支持房地產開發企業的經營活動。（部分經濟學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改革的腐敗成本”）房地產開發商之所以與政府官員勾結，建立特殊權錢交易關係，根本原因就在於，房地產開發商這樣做可以獲得更多土地資源，同時也可以得到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從而在房屋拆遷、買賣糾紛處理過程中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官員把自己掌握的權力轉化為腐敗的資本，與房地產開發商結成“神聖同盟”，在社會大變革中非法獲取利益。
反腐敗既要看到每一個案件的特點，同時也要看到腐敗產生的社會背景。中等收入國家腐敗現象各有特點，但是也有非常明顯的普遍性。中等收入國家在反腐敗過程中，往往面臨同樣的問題，甚至連腐敗表現形式也有許多相似之處。
分析腐敗與中等收入之間的關係，不是為腐敗尋找借口，而是探討反腐敗歷史規律。在反腐敗理論研究中，人們通常從人性角度和社會制度角度分析腐敗的原因，但是，很少從社會現象角度分析腐敗的必然性。
當然，中等收入國家不僅僅是指一個國家居民的平均收入進入中等水平，也不僅僅是指一個國家公民的平均富裕程度，中等收入國家是指到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之後，整個國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如果國家治理水平相對較低，腐敗現象非常嚴重，那麼，這個國家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拉丁美洲國家的腐敗案件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反腐敗是為了避開中等收入陷阱，反腐敗也是提高國家治理水平的必要之舉。在反腐敗過程中既要看到腐敗產生的客觀因素，同時也要看到反腐敗對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的緊迫性。
中等收入陷阱是在國家收入達到中等水平之後，政府無力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國家機關缺乏基本的公信力，市場主體自以為是，規則遭到嚴重破壞，整個社會處於無序狀態。
美國著名思想家福山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和社會管理水平之後，提出了“國家構建”的概念，認為中國之所以蒸蒸日上，就是因為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機關具有強大執行能力，無論是在經濟政策還是在社會管理方面，國家機關強制執行能力確保整個國家始終處在有序狀態，而社會結構穩定反過來又會促進經濟快速發展。
如果不帶有歷史和社會政治偏見分析中國現狀，這種觀點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經濟之所以快速發展，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政府實行的是政府主導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有序進行，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種失誤，但是，中國共產黨總是能在關鍵時刻帶領人民走出歷史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
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全面改革開放，是在中國政府領導下簡政放權的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基調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為目標，不斷簡政放權，從而使市場主體充滿活力，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的發揮。不論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承包租賃，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開展的所有制改革；無論是社會分配制度改革，還是自由貿易區建設，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斷激發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從而使中國市場化改革不斷滿足人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中國腐敗現象“嚴峻複雜”。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提出了反腐敗的戰略目標，並且通過完善制度體系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為反腐敗提供可操作的行為規範。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以雷霆萬鈞之勢，嚴厲懲治腐敗分子，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破除滋生腐敗的體制機制。中國共產黨最高決策者充分意識到，中國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因此，中國反腐敗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反腐敗永遠在路上，在反腐敗的問題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當前中國反腐敗需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首先，反腐敗必須著力解決存量問題，將那些長期隱藏在執政黨內部的腐敗分子逐漸清除出去。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強調流水不腐，不斷吐故納新。但是，具體到一些地區或者行業黑社會性質腐敗犯罪組織依然存在。譬如在一些高等院校，由於缺乏源頭活水，在長期管理過程中形成特殊的裙帶關係。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於加快管理體制改革步伐，通過人事制度改革防止出現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經意識到我國教育領域存在的問題，把教育領域反腐敗作為2018年反腐敗工作重點，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動搖腐敗分子的根基，讓那些長期利用高等院校從事腐敗犯罪活動的腐敗分子受到法律嚴懲。監察機關發布的第一張通緝令就是針對在逃的大學校長，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監察機關已經意識到我國教育領域腐敗嚴重程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徹底根除我國教育系統深層次的腐敗問題。
其次，反腐敗不是單打獨鬥，而是要按照系統工程思維方式解決我國腐敗問題。過去反腐敗強調“打老虎”、“拍蒼蠅”，以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現在看來，如果不研究中等收入國家的普遍規律，在反腐敗過程中採取應急性解決方案，試圖以高壓的態勢產生震懾作用，那麼，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
中國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既面臨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相同的反腐敗任務，同時又面臨中國自身存在的問題。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反腐敗過程中，必須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必須在維護國家利益基礎之上，妥善處理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切實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反腐敗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又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反腐敗既要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的基本方略，同時也要立足長遠，從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高度，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