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吾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一种最典型的反逻辑的表达方式，只有阅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即人和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深入黑暗的地底。
平面画家和设计师的鲁迅
死有分，活无常，鲁迅绘《朝花夕拾》插图
临摹明器画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
“北大”两字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幽默的鲁迅：
据说发明幽默2字的是林语堂，他说中国人缺乏幽默，所以他把倡导幽默为己任，可是鲁迅总不以为然，他在《从幽默到讽刺》中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他笑林语堂自己所写的文章并不幽默，所谓主张幽默的人并不幽默，而真正幽默的人（鲁迅）却不提倡幽默，这就是一个悖论。英国作家萧伯纳在见到鲁迅之后，称赞鲁迅的外貌“比高尔基还要漂亮”。鲁迅先生听到后，诙谐的说道：“我老了会更漂亮！”鲁迅并不总开玩笑，但是他有时会用一种游戏的笔法来奚落人：
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 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 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集外集》杂文集续篇结尾
这种的搞笑而又毫不粗俗无趣的笔调在现当代中国小说家有谁写得出来呢？
有一次鲁迅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非常敷衍的给他剪了剪头发，鲁迅也没有生气，反而拿出了很多钱给理发师。没多久，鲁迅再一次前去理发，这名理发师恭敬不已的为鲁迅剪起了头发，但是这次鲁迅先生却没有再多给钱。事后，理发师疑惑的追问鲁迅为什么不像上次那样给钱了。鲁迅先生认真地回答：“你马马虎虎剪，我就马马虎虎给；你认认真真剪，我就认认真真给！”
论战中的鲁迅：
众所周知，鲁迅和当时社会很多文人都有思想上的冲突，于是有人说他是个不好交往的人，但是鲁迅去世后，关于他的回忆录和纪念他的文章却又是中国文人最多的。
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潮，校长杨宇荫开除了几个青年学生，鲁迅则站在学生一边替学生说话，这时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陈西滢（陈源）觉得鲁迅对校方的抨击有碍风雅，于是陈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就说：鲁迅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郭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这里可以看出陈源对鲁迅的人格首先提出了质疑，然后对他的学术提出质疑（称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日本人的作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很大的侮辱和伤害，其实陈源连日文都不懂，怎么会看懂日人的原著呢，后来当日人的原著翻译好以后，大家都看到陈源是在污蔑中伤鲁迅，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成就至今无人超越）。鲁迅很气愤于是不断写文章还击陈西滢，在鲁迅的《华盖集》中就有很多反击陈的文章。而陈也写了很多《闲话》来回击。当然鲁迅的睿智和反讽自然不是陈所能对抗的，几个回合后给“打下马来”。当时李四光教授和“诗哲”徐志摩见势不妙就出来说要鲁迅“带住”，于是鲁迅就发表了著名的《我还不能带住》一文，对李和徐进行了挖苦：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不喜欢流血和杀戮的革命文学家鲁迅：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者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而已集·小杂感》
“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1932年前后鲁迅发现有些左翼的文学家如周扬等文学作品里的革命是杀，是斩尽杀绝，株连九族，对于异己分子是扫地出门。于是他就觉得如果革命是这样，恐怕是个问题，他说：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被青年们推着向前走的鲁迅：
鲁迅和青年的关系非常密切，早在1924年北京的高校学生就开始在日记和笔记提及鲁迅，到了晚年他周围更是聚集了许多青年。他说：是青年们推着他向前走，而不是他推着青年们向前走。鲁迅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朝气和鲜活的力量。他觉得青年是未来，中国的旧士大夫们根本不可能来承担拯救中国文化的重任，而青年人是有希望的。
有一次他收到一张从河南寄来的报纸叫豫报，他特别感动，他回信说“我昨天收到两份豫报，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那副刊，因为那蓬勃的朝气，实在实在是在我先前的预想之上，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后来，鲁迅到西安讲学，他到了秦腔艺术社发现那里的青年在默默无闻的在进行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工作，他就把他讲课的钱捐给了艺术社。鲁迅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皇权文化，而要改变它就必须要从自下而上的进行，而这就需要新的民间群落，而这个群落里的旧文人决计办不到的。
鲁迅在上海办了奔流杂志和新文化木刻运动，而青年则是这些活动的主力军。他也经常和青年人开玩笑,他在题《中国小说史略》赠川岛君写道：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汇出一只手来，接受着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鲁迅不太喜欢他在北京时的老友钱玄同，刘半农的文章，他认为他们的文章残留着明清士大夫的暮气，古老的幽魂游荡在他们的文本里，缺少接地气的东西。
另一方面鲁迅却是热衷帮助青年人，当时肖军和萧红从青岛流浪到上海，头一次见到鲁迅，他就把自己的钱借给了他们，后来读了他们的作品，又帮助出版他们的作品，并亲自为他们的作品写序。肖军说他身上有野性的东西，不好要改掉。而鲁迅却说，这很好，不要改。他礼赞大漠金沙，喜欢旷野里的精魂和野鬼，而非江南的小情调。所以他对肖军说你身上的野性非常好，你不虚伪，中国的文人是太世故了，而年轻人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