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妈妈和哥哥都在单位作为”黑五类”受到批斗了。妈妈的罪名是“反动军官太太”，哥哥的罪名是“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抄我家的就是他们学校的红卫兵。他们在学校先把老抗臭揍了一顿，边打边问：“你爸爸是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你是不是你爸爸的孝子贤孙、狗崽子？”
老抗脑海里立刻涌现出小时侯，爸爸天天抱他去龙头井买小笼蒸包的情形，爸爸的慈颜、关爱他怎能忘记？他不明白为什么革命就非要骂自己的父母。
亲情浓于血，人性重于革命。他每回答一个问题时都要说一句“我爸爸最喜欢我。我是资产阶级狗崽子------” 施展着他的狡猾，用自己能明白的方式安慰着自己的良心。
当他们打累了后，庄大方（四中红卫兵头儿），带着大队的红卫兵来抄我家了。他们本以为我们家会有许多贵重物品，也许还会有枪，挖地三尺后，他们失望地走了。在他们抄的家里，连那些资本家、地主或者国民党的团长、营长的家里都能抄出点值钱的东西，沈抗家怎么会穷得连普通人家都不如呢？他爸可是国民党早期的一个中将啊，抄这样的家真没劲。“我肏，沈抗家是真他妈的穷！”红卫兵们失望地走了。回到学校，他们没兴趣再批斗老抗了，认为我家是徒有虚名。这倒救了老抗，他们没有再打他，只是把他关在了学校。
妈妈在几天前就被批斗了，只不过她没有对我们说。一开始对她的批斗基本是形式上的，因为妈妈在工人们中人缘很好、有威信。平时工友们有什么事都爱和她说，征求她的意见。可在当时的形势下，一个国民党大官的太太在单位没挨批斗，那实在是说过不去的，说明这个单位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因此斗还是要斗的，口号还是要喊的，脖子上还是要挂大牌子的，人还是要厥着的，关还是要关的。当然，也有些人为了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立场是最坚定的、对资产阶级是最痛恨的，向妈妈举起了皮鞭。可妈妈没有喊叫，她脸上的表情仍旧是平静的。
然而此时此刻，她内心里却是万分焦急，她在想着自己的儿女。他们怎样了？挨批斗肯定是跑不了的，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受得了受不了呢？千万别流露出不满行为，这是运动。要忍耐，要学会忍耐，否则就难以生存。只有生命存活，才会有机会获得生活。这么多年来自己含辛茹苦地把孩子们拉扯大，不就是为了他们能够有一天过上真正的生活吗？孩子们还没真正成熟起来，如果在这时候想不通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啪”皮带抽在了后背上。 “齐沛如！问你呢！”
妈妈根本没听见问的什么，她只是又把腰往下弯了弯，她脖子上挂的牌子快平躺在地上了，双腿因为酸痛而抖动着。一个小伙子从人群中跳到她前面，双手拽住她的衣领，使劲地往上抬着，装作恶狠狠地说：“问你丈夫是不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杀死了多少共产党？你好好想想，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双手继续使劲抬着妈妈。她是妈妈的徒弟，看到她没听到那戴着红袖章的人问的话，怕那人再打她，就跑上来提醒妈妈，并借机让她直直腰，唯恐她支持不住，倒下去------
“杀没杀共产党我不知道，那时的女人是不过问男人的事儿的。我只知道在喜峰口大捷前，他就打了个异常残酷的仗，虽然自己几乎全军覆没，可也杀死了对方不计其数的人。”
小伙子哑然了，师傅，你说不知道就行了，干嘛要说这后边的话呢？
他焦急地用眼神提醒着妈妈。
“好啊，对方死了不计其数？那这‘对方’就是解放军啦！”戴红袖章的人冲群众喊着，举起了皮带。
“不是解放军，是日本人。那是抗日战争。”
“哗——”工人们笑了。举起的皮带僵在了半空中。其实妈妈倒希望他们打她，打晕过去，就什么也不用回答了。她宁肯挨打，也不愿说违心的话。更重要的是，她认为打在她身上的越多，落在儿女们身上的会越少。她现在唯一关心的，是孩子们怎样了、今天能否放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急切地想知道孩子们的安危------
此刻，她的孩子们还算幸运。大女儿远在保定文化馆，她从志愿军转业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她人非常老实，很少讲话，此时还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二女儿在排球队里，虽然队里停止了训练，她却可以利用这时间看书。三女儿倒是被列为了“狗崽子”，但只是被隔离起来，也许是大学里的“资产阶级”太多了吧，那么多老师、教授需要修理，还没时间顾及到她这个“狗崽子”。老抗倒是挨整了，但只是把他关在学校，并无大碍。
一夜之间，北京变了个样儿。大街小巷，楼宇平房，凡是能贴纸的地方全都贴满了大字报、标语，都是些千篇一律的口号、大同小异的勒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整个世间都变红了。一半是鲜艳的红纸，一半是鲜血。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在开批斗地富反坏右的群众大会，口号震天响，哀嚎盖满地；每一个街道、每一条胡同都是抄家的红卫兵，一车车的抄家物资堆满了各个单位的仓库、办公室、教室------红卫兵们疯狂地将一切传统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都视为“四旧”，全部捣毁、烧光。能搬动的装车搬走，不能搬动的就砸，凡是看到有关文字的东西就当场烧为灰烬。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名人字画、艺术珍品、书画雕塑、宗教寺院，甚至文化遗址被毁灭。几千年的文化古迹奄奄一息，劳动人民智慧的艺术结晶几近灭绝。
八国联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文化大革命焚毁了中华大地。外人烧，烧的是表面，自己焚，焚的却是根基。
所谓的“勒令”内容大致是：
某某某地富反坏右份子，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滚回老家去。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所谓的“老家”即原籍出生地，这“后果”自然是棍棒皮带伺候了。
地主富农以土改时划分的成份而定，反革命则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在文革之前被定性为反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由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来定。一个举动、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反革命行为。这时的革命人民警惕性太高了，阶级斗争的这根线绷得紧紧的。假如你不小心撕坏了一张大字报，或碰掉了一张标语、勒令，会马上查你祖宗三代、七姑八大姨是否是资产阶级，或者能和资产阶级沾上边。一旦沾了点资产阶级的味儿，就立刻被视为“现行反革命”。尤其是不小心碰坏了毛主席像，那就更遭殃。不容分说，棍棒皮鞭劈头盖脸就打下来。轻者鼻青脸肿，重者则血肉模糊一命呜呼。坏分子的范围就更大了，刚开始还是流氓小偷、地痞无赖，后来凡沾点男女关系的，也被包括其中。尤其是有作风问题的女人，被称为“破鞋”。这“破鞋”之词并非始于文革，但这词的发扬光大着实是从文革开始的。过去“破鞋”二字是指那些出卖肉体来换取钱物的女人，是娼妓的别名。这时的“破鞋”用得就广泛了，有男女通奸行为的是名副其实的“破鞋”，而喜欢穿戴打扮的在这时也被视为”破鞋”。烫发，抹口红，敷脂粉，高跟鞋，布拉吉------凡是穿着时髦、打扮摩登一些的女人都被囊括进来。
一个正在大街上行走的时髦女人，会突然被一群红卫兵包围。几把剪子同时剪向你的烫发或大辫子，烫发算是“资产阶级”，大辫子算“四旧”。不是铰掉一半，就是东一下西一下的，剪得你头上高低不平如同猪吃狗啃。高跟鞋早被扒下，几锤子砸掉后跟。布拉吉也被剪掉一半，要么就被撕成星条旗。识相的老实低头，一声别吭，完事走人。不识相的一个不满眼神、一句牢骚话就立刻招来横祸。幸运点的挂牌批斗、身披破鞋游街，倒霉的遍体鳞伤，被打得奄奄一息。男人们的大背头、瘦腿裤，箭头迈（尖儿皮鞋）被称之为“奇装异服”。也是剪的剪，砸的砸。一时间资产阶级被消灭得无影无踪，人们的服装绝对没有奇异之说了，穿戴那叫统一，无论男女，只有灰兰两色制服。穿黄军装的那一定是皇亲国戚了，谁要是穿着一身黄军装走在街上，可是威风凛凛、扬眉吐气。
右派们此时再也不右了，恨不得自己将右手砍掉、高举左手不停地呼喊“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口号。可晚了，谁让你在大鸣大放时忘乎所以、蹬鼻子上脸呢？给你个棒槌你就纫针（认真），伟大领袖略施小计，就把你们真实想法掏出来了。这一计叫引蛇出洞，还知识分子呢，看过那么多书，连这点都看不出来。你们现在做出的这一切都是被吓被逼的，是装出来的，以前说的那才是真心话。大牌子还得挂在你的狗脖子上，高帽子照样得戴在你的狗头上，棍棒皮鞭也绝对不会忘记对你光顾。
听吧，北京城到处都是“噼噼啪啪”皮带、棍棒的抽打声和地富反坏右的哭叫哀嚎声。大街上不时走过一队队带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的牛鬼蛇神的游街队伍。“破鞋”们衣衫不整披头散发，浑身挂满又臭又脏的烂鞋，手里还敲着锣：“我是破鞋，我乱搞男女关系，我不要脸！”走几步敲一下喊一声，声音稍低点，雨点般的皮带就会落在身上。生命胜过了屈辱、疼痛淹没了自尊，喊一声也是喊，敲一下也是敲，好死不如赖活。想开了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辱骂自己的话语，让悲愤与屈辱从嗥叫中释出。
大街上院子里，到处溅满血，北京城到处是血。空气中隐隐带着血腥，是人们从没见过的血雨腥风。
每天都传来消息说后海有人投河，什刹海有人跳海，筒子河有人扎进去了------上吊的跳楼的也时有耳闻。你可以看到一种解放牌的大卡车，上面堆着鼓鼓的麻袋，有许多还渗出血渍来，这种车是专门收尸的。每到一处，就将死者放进大麻袋，系紧袋口扔在车上，拉到火葬场一烧了之。没有姓名，不分男女，骨灰也化在一起，做鬼都是混合鬼。
学校停课了，校外活动没有了。原来在少年宫一起踢球的小伙伴也不来找我了。牟逢儒家刚好在文革前几天移民去了加拿大，这个机灵的资产阶级家庭躲过了这灭顶之灾。只是他哥哥牟逢杰在监狱中饱受着煎熬，牟逢杰和我三姐同岁，在高中时就因右派的罪名被逮捕。
只有吕希中还在，他还踢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