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学习针灸期间， 大部分同学没有归校， 武斗趋于缓和，人们对文革已经感到厌倦。“梅”继续在家逍遥。
那时电话没有普及， 更不用说手机了。“梅”住在南京军区总院宿舍，大门有守卫， 门房有传呼电话。 我可以用公用电话打到总院宿舍的门房， 门房值班人员会传呼“梅”，请她接电话。 这样， 我经常可以和她通话。
一日， 趁着她爸爸妈妈上班，兄弟妹妹不在家，家中只有她一人。 她邀请我去她家看看，我去了。 她的家就住在梅园对面，原来是国民党时期一个银行的宿舍， 现在成为总院的宿舍。“梅” 的家住在最后一栋， 正正方方的一栋红砖平房，有四间住房， 中间有个卫生间。 一间是她爸爸妈妈的住房，一间是她一个哥哥和弟弟的住房， 一间是“梅”和她妹妹的住房， 还有一间， 是她爸爸的书房。 房间内摆饰朴实， 并不奢华。
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天井， 再前面有一栋小楼房， 底层有两间， 一间是她外祖父的住房， 一间是餐厅。 楼上一边是一间储藏室， 一边是个晒台， 可以晒衣服， 夏季可以乘凉。 进门处，有一个小小的厨房。 在后院一角， 还有一间小房，是保姆的住房。 她家有一个和蔼可亲的保姆， 苏北人，对我特别的友好。 上世纪60 年代，很少见有这样的单独住户，真可算大户人家了。
那天，我曾经给“梅”在晒台上照了几张像，相片一直保留到现在。
从此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常去的地方有午朝门， 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等地。 有一次， “梅”心血来潮想去农村看看。 我就骑着她的那辆自行车， 带着她朝着郊外骑去， 有一处一片农田， 农田中种植的是油菜， 菜花盛开， 一片金黄。 她说：“就这里！”, 我们找了一颗大树， 坐下。 “梅”说：“今天给你看一样好东西。”然后， 从书包中拿出方方的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有一只望远镜似的东西，前面是方形的， 好像有块毛玻璃， 后面是两个镜筒。 右侧有个把手样的东西可以旋转。她说：“你从镜筒往里看， 然后转动右手的转钮，试试看。” 我按照她的方法， 一看里面似像演戏一样，一幕又一幕的， 不过都是洋人。 她告诉我这是她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玩具。
正在看得起劲，过来一帮小学生， 大约有十来个， 个个气势汹汹。有一个像是领头的，吼着：“把他们抓起来！”我站来起来， 问为何要抓我们。 “你们是特务，看你们用望远镜偷看什么， 走！跟我们去派出所！”我说：“这个不是望远镜，这个是西洋镜啊！不信？你看看。”他拿去看了看说：“不管怎样， 去派出所再说。”非要我们跟这群小孩无派出所。 正在相持不下，对面来了个年轻人，几个小孩高声说：“好了！ 好了！ 老师来了！”这个老师走过来先叫学生们安静， 不要吵闹。学生们顿时安静下来， 年轻老师问清事情后， 很礼貌地对我说：“能让我看看吗？”“当然！”我回答。他看了看， 还了给我。 对我说：“你们有身份证件吗？”我给他看了我的学生证。 他对我们说：“你们走吧， 没事！ 不过， 这种洋玩意带出来， 可和现在的形势不合啊！”他带了一群小学生离开， 我们好扫兴， 推着自行车泱泱地离开了这里。
文革中， 所有的群众都调动起来了， 连小学生都保持高度警惕。 每个人的头脑中紧绷着一根弦—阶级斗争，好像随时随地都有阶级敌人。 看个西洋镜， 都差一点成了阶级敌人。
她的爸爸妈妈知道女儿有男友了， 希望能见一面。 一天， 通电话时“梅”告诉我， 她请我下个周日到她家， 爸爸妈妈想见见我。噢！ 要我见未来的丈人了。 当时我激动之余， 有点紧张， 还有点担心： 其一，我家经济条件不如她家；其二，我的家庭成分， 官僚地主。 中国在婚配上的传统概念是“门当户对”， 如果家庭经济状况相差太远，可能就成为一个障碍； 文化大革命中， 唯成分论仍然占有主导地位， 她爸爸妈妈都在部队工作， 会不会因为我的成分， 成为我们结合的瓶颈？ 不管怎样， 我总得过这一关。那天， 我故意穿了一条膝盖上打补丁的裤子， 一件旧衬衫， 但洗的很干净。 我想： “如果她父母嫌我家贫， 或者成分不好，从中阻挠， 那么，我和“梅”的关系就可能走到尽头了。”
到了她家， 看到她父母亲都穿着军装， 和蔼可亲， 没有我想象中长辈高高在上的感觉。 她爸爸中等身材， 平顶， 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虽然穿着军装， 看上去一派学者风度。
他一开始问我的不是业务上的问题， 竟然谈起我喜欢演戏。 他说： “我看过你演话剧的照片， 看上去挺英俊。”这下， 放松了我那绷紧的神经。 我们慢慢地谈到了业务， 告诉我他出国留学过， 去过印度， 到过美国， 还是英国皇家医学会的会员。 她妈妈竟然挺欣赏我的打扮， 说这个小伙挺朴实，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那天我没有见到她的弟妹和她的哥哥，她哥哥不在南京，就读于北京中国医科大学。 初次和“梅”的爸爸妈妈见面，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事实证明， 我原先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不过，好像她的哥哥还是主张妹妹应该找一个家庭出生好的做对象， 应顺当时的潮流。
此后， 在周末或周日， 我就是“梅”家的常客， 我和她爸爸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深入。我翻阅了他的科研论文，以及他的著作。 通过浏览， 阅读， 从中了解他对中国的热带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中国证实了苏北地区有雅司病流行的第一人；对丝虫病有深入的研究, 观察发现丝虫病患者淋巴结内存有大量的丝虫成虫，并证实海群生、卡巴胂能杀死丝虫成虫；首创热藏胎盘组织疗法；为防治血吸虫病和黑热病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在科学上的功绩，曾在军内荣获一次一等功；二次二等功，并出版有多种著作。
50年代， 他曾发表表过一张蚊虫吐出丝虫成虫的照片，这张照片曾在国际寄生虫，热带病领域引起极大的轰动， 就我所知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张蚊虫吐丝虫的照片。她爸爸对我说：“为了拍摄这张照片，在实验室守了三天三夜。”
1971年，我和“梅”已经结婚了， 5月份我陪伴她回南京生产。 一日， 我岳父激动的告诉我， 他接受了军委的一项科研任务，研究军用防蚊药。 当时正值越南战争， 中国政府支持北越解放南越，派出小股军队渗透越南战场，中国士兵不能适应当地丛林的蚊虫叮咬。由此军队急需一种特效防蚊药，以安定军心。岳父希望能把一种强烈防蚊剂通过化学键连接到大蒜素上， 蒜素是由身体毛孔排泄， 从而可以通过口服药剂防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要和多个药厂和科研所合作。 当时没有汽车，我曾陪着他，骑着自行车， 奔走于各药厂和科研所之间。 岳父当时已经56岁，他为了科学，付出了毕生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