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1年秋，我刚刚进入大学二年级，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也是第一次经历。之所以叫它第一次，是此前从来没有过。当时我21岁，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小青年。这次体验之深，让我记忆终生难忘
我当时就读于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俄文班。在那以前我到过北京（考大学）。长期在东北哈尔滨。1951年10月，学院领导要我立即去北京，到林业部（当时叫林垦部）报到。说是他们需要俄文翻译，要我去担任翻译。我当时学俄文刚刚一年。大概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在全校8个俄文班中我是公认的学霸），所以就选上我。
我到了北京，找到林业部报到。这时才知道是苏联要派一个林业代表团来中国，帮助考察在大陆种植橡胶树的可行性。我在大学只学了一年俄文，对橡胶树一窍不通。临阵抱佛脚，找了几本书看。看也看不懂。
过了几天，被告知苏联代表团已经到京。不日即将南下。我是既紧张又兴奋：紧张是对完成翻译任务心里没底（我从来没做过翻译工作），兴奋是要去我从没去过的南方，可以看到许多新奇的景象。
在那以前，我一直是个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认真听课，把老师讲授的全部听懂，并且记住。这样的学生就是好学生。可是当翻译就完全不同了。当翻译你必须听懂，还要记住，并且要在几秒的时间内把它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或语言，还必须是通顺易懂的语言。这个过程不能太长，只能在几秒时间内完成。它比当学生要难上很多倍。
大约10月15日，我跟随苏联代表团登上火车南下。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只有火车。在火车上跟俄国人试着交流，还可以，基本上可以沟通。我的俄文老师就是俄国人（当时在哈尔滨住有俄国人超过10万），他们讲话几乎相差不大。
苏联代表团共计10人。中方配备4名翻译，其中林业部二名，我校出二名。南下第一站是武汉。我的工作也是从武汉正式开始。
到武汉的第一项工作是去湖北农学院参观。很不巧的是他们正在开大会。当时正是中苏的蜜月期。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下，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他们听说来了苏联代表团，非常兴奋。立即要求代表团团长讲话。团长是苏联林业部副部长。他也不推辞，上去就讲。这可苦了翻译。我们几个互相推诿，誰也不想上去当翻译。我看都不想上，但总不能谁也不上，我只好硬着头皮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翻译，而且是给苏联林业部副部长当翻译。又是在下面坐着千百人的大会上，当时的紧张心情可以想见。
上到礼堂的讲台上，我站在苏联林业部副部长身边，精神高度集中，仔细听他的讲话，生怕漏掉哪些单字。幸而他讲的没有甚么业务内容，大都是一些政治口号，甚么中苏友好，中苏团结世界无敌等等。这些内容对我并不陌生。我就大胆地大声翻译过去。讲话结束时，全场爆出雷鸣般的掌声（当然这不是给我的掌声）。我跟着团长走下讲台。林业部的人对我的翻译非常满意。从此，我在代表团中的地位，已经无可争辩的成了翻译一把手。
我这个一把手，纯粹是矮子里面拔大个。我刚学俄文才一年，掌握的词汇有限。用俄文表达还有很多困难。勉强能跟俄国人交流而已。在翻译过程中，我也闹出不少笑话和误会。记得有一次宴会，上来一盘排骨。我不知道排骨的俄文叫甚么，就把我知道的俄文说出来。我本想说是带肉的骨头，但说出来的骨头是尸骨，成了"带肉的尸骨“。可以想见当时俄国人听了以后的心情。几乎没人敢动这盘排骨。
翻译一把手就是要多承担任务，重要的场合都要你出面翻译。也确实出尽风头，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但也让我尝到了一般翻译体会不到的苦头和困难。
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在1951年，是最高贵的贵宾。所到之处，必定要大摆宴席，丰盛招待。宴会上主人频频举杯敬酒，客人也不断致词答谢。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场面。凡是有人起立敬酒，我这个一号翻译就只能跟着站起来翻译。等到他讲完话坐下，我也跟着坐下。第二位敬酒人又站起来。我只好跟着起立。主人敬酒刚完，客人又起立致答词。这样持续到宴会终了。我在其间起立10来次。根本没吃到甚么东西。肚子空空地离开宴会厅。其他翻译比我要好些，至少能吃饱。
经过几次宴会挨饿，我不得不改变吃饭的习惯。宴会开始后，我不管旁人，先赶快吃一些，狼吞虎咽。等祝酒人起立时，我边起立边往下咽。尽管有点狼狈，终究比挨饿强。
离开武汉，南下到南宁。然后又返回到衡阳，转车去广州。又经雷州半岛，乘船去海南岛。我从中国的大东北松花江畔，一直跑到中国的最南端的海南岛。这个经历是很少人有的。特别是我当时的同龄人是很难碰到的。我非常幸运，在21岁时有此经历。
从北方到南方，一路上景色变化万千。我在火车上，眼睛紧盯着窗外景色，唯恐错过。河南的石榴，广西的桉树，都让我惊喜。我甚至从车窗伸出手去摘下一片路旁的桉树叶，夹在书里做书签。至于各地的水果，更是让我爱不释手。好多水果，我闻所未闻，更不要说品尝了。
这次跟苏联代表团到南方考察，历时两个半月。结束时已近元旦。在临近结束，代表团回国前，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接见代表团并举行会谈。陈云带来一个翻译，我作为林业部的翻译也参加了会谈，但只起辅助作用。主要的是由陈的翻译担任。在林业部，我成了一号翻译。但跟陈云的翻译一比，我简直成了文盲。会见后俄国人对我说：人家才是有文化的翻译。我 对那位翻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的俄文，是标准的地道的俄文。相比之下，我说的俄文，是俄国人勉强能听懂的俄文。从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让我的俄文也能达到他那个水平。我的这个目标，在两年后我大学毕业时，基本达到了。
这两个半月，是我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期。没有枯躁的每周政治学习（洗脑），没有生活检讨会，不用听旁人对我的批判，我也不用做违心的检讨大骂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虽然工作有时很紧张，但我很愉快。吃的又远远好于学校的伙食，我消廋的脸上也 长出一些肉（不过回校后很快就又廋回去了）。。
这次任务结束时，林业部的领导就要把我留下，让我在林业部当翻译。我考虑当时我刚刚读了一年大学，还没有毕业。我还是愿意再读几年，把大学读完。就没有同意留下。他们也征求了我校校长的意见（当时校长兼任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副部长）。最后还是放我回校继续读书。
我大学毕业后，被留校给苏联专家做翻译。我的翻译水平在全国林业界被公认是一流。林业部有重大外事活动，都要把我调去担任翻译。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同苏联领事会谈也点名要我作翻译。1956年5月苏联森林工业代表团来华传授经验，，我被借去为代表团团长当翻译（当时我们校长兼任林业部副部长）。7月部里组织森林工业代表团赴苏考察，也是由我任翻译。我的受重用一直延续到1957年反右运动为止。1957年以前这几年，是我过五关斩六将的黄金时代。以后就就进入败走麦城，被打入另册的时代。
这就是我在21岁时的一场非凡的经历。它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对我后来的人生和工作，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