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哎，沈猛！”
我正在西四大街上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跟着他跑了过来，原来是来子。他也住小西天，离我家不远。我虽然认识他，但我们没什么来往。
“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大街上溜达？今儿晚上大抄(全城戒严搜捕)，十二点开始。你是不是没地儿刷呀？我知道你从学习班儿跑出来好多日子了。走，我带你到我们农场去，那儿稳。”
看到他如此真诚热情，我便跟他来到了他工作单位西山农场。那天是周六，他同宿舍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我们俩人，很安静。来子非常爱聊外边玩儿的事，总问我这些天是怎么活的，我躲躲闪闪地敷衍着他。
“你知道华山聚会吗？”他问我。
“什么华山聚会？我不知道。”我漫不经心地说。
“ 你玩儿了半天玩儿什么呢？谁不知道六月初师哥招集全国各地的玩主在华山聚会呀？这次聚会被公安局定为反革命大聚会，现在全国各地都在通缉师哥和聚会的人呢。”来子神秘地说。
“真的，你听谁说的？”我“腾”地坐了起来，急迫地问他。
“我舅和我妈聊天时说的，肯定是真的。我舅是市局刑警队的，今晚十二点的大抄主要就是冲着师哥去的。有点子说师哥在北京。”来子看我这么着急，不知所以地将他听到的全说了出来。
“不行，我得走！”我蹦了起来，迅速地穿着衣服，我要去告诉师哥，让他马上离开北京。
“你大半夜的上哪儿去呀？”来子奇怪地问我。
“我得赶快回城去找一个人。”我说着就往外走。
“这时候你怎么去呀？连车都没有。”来子拽住了我。
“没车？怎么会没车呢！”我瞪着他问。
“你以为这儿跟城里一样通宵都有车，这里十点以后就没有往城里的车了。再说你有什么事，至于这么急吗？”来子追问着。
“你甭管了，反正我得回去。能借辆自行车吗？借不着我就走着回去。”我说。
“没地儿借车。走？别逗了，百十来里地，走到明儿晚上你都到不了。你要非走的话，也得等明早八点的头班车，那也比你走着快多了。”来子劝我。
我想了想，也只得这样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担心师哥他们不知道大抄，折了。来子和我说话，我都没心思聊了。我想起来了，殿环和我说过，他们在今年六月份时去过华山，是师哥去年从新疆逃跑时，对工二师的哥们儿说“有本事的就明年六月初华山见”。后来他在陇海线沿途对各地的玩主也都这么说。使得六月初的华山成了玩主的天下，先后去了几百人，殿环就是从那儿以后跟着师哥玩儿的。他本是陕西插队学生，在西安玩儿时认识的师哥，约定在华山见面。可那也只能算是流氓聚会，怎能定为反革命聚会呢？在文革期间，一旦沾上“反革命”这仨字，罪名可就大了。师哥又是发起人，被抓住了很可能就是死罪呀！不行，明早我一定得赶回去，通知师哥赶紧离开北京。
时间走得很慢，窗外还是黑乎乎的，真急人。来子已经打起了呼噜，今天我要不是碰上来子，没准就被抄进去了。我想：自己也不能在北京呆下去了，该去哪儿呢------
“咦，小胖儿！你怎么跑山西来啦？师哥和殿环呢？哎，你别跑啊，小胖儿！”
我梦中的喊声同时惊醒了我和来子。
“你喊谁呢，谁是小胖儿？”来子揉着眼睛问我。
“几点了？头班车开走了吧？”我看天亮了，吓了一跳，生怕错过了头班车。
“哪儿啊，刚六点半。早着呢，再睡会。”来子说着翻了个身，又睡了。
我却说什么也不敢睡了，为了不耽误事，我坐起点了根烟，慢慢地抽了起来。好容易熬到了七点半，我赶紧穿上衣服，看来子还睡着，就想：不叫他也好，我从兜里掏出20块钱，放在桌上，转身向农场车站走去。到时还差十多分钟才开车，我又抽起了烟。
车子好容易发动了，突然后边有一个人喊“等会儿”。是来子！他气呼呼地跑上来，冲我嚷道：“你丫真不仗义，怎么偷偷摸摸地一个人跑了。还放钱，我是那种人吗？踩估谁啊？”
我看他真生气了，忙解释说：“我看你睡得挺香，就没叫你，这钱是让你买烟的，你那儿好像没烟了，一会儿你上班没烟抽，多别扭呀，我真没踩估你的意思。”
“上什么班啊，今儿是礼拜天。昨儿我不是为了陪你才回来的嘛！要不我早回家了。”来子消了气，不嚷了。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我不上班也不上学，脑子里根本没有星期几的概念。便笑着说：“我忘了今儿是星期日了。”
他笑着把钱塞给我。
“都给你了再拿回来，这不是踩估我吗？”我把钱推了回去。
我不想让来子知道我具体去哪儿，就想提前下车。我俩倒了两趟车，在宣武门站我说“下车”，然后让他在宣武门等我，便一个人去找师哥。
敲了半天林婄才开门，一看是我，她马上让我进去，把门插上了。她倒先问起了我：“你昨儿去哪了？我们等了你一夜。晚上我去买夜宵，看到大街小巷全是警察和街道小脚侦缉队的盘查过往行人。我回来跟师哥一说，师哥觉得不是好兆头儿。说北京可能要危险 了，决定明儿一早就离开北京。这不，今儿天刚亮就走了。”
“已经走了？太好了！”我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又把来子说的话详细地说了一遍，让她想办法转告师哥。最后我问她：“你怎么没跟师哥走啊？”
“师哥说太匆忙，带我不方便，我留下来正好等你。过些日子他会叫人来接我们。”林婄说完，又问我吃饭没有。我说不吃还有事，过些日子再来找她，就走了。
我长舒了口气，倍感轻松地回到了宣武门。来子等得不耐烦，一看见我就问：“你跑哪儿去了？怎么跟特务似的这么神秘。”
我笑了笑说：“没事，去找人。走，咱俩上四川饭店撮一顿儿去，我请客。”
四川饭店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就在绒线胡同里，离宣武门很近，我俩溜达了过去。
这会儿刚十一点半，还没什么人吃饭，服务员都在聊天。那会儿的服务员和顾客说话时很少有笑脸，越大的饭馆越是这样。因为是国营的，每月的那点钱是固定的，笑也不能多笑出点钱来，所以你很少能碰到她们的笑脸。往往笑的是顾客，尤其是外地出差来北京的，因为赶时间，想让服务员菜上得快点，就尽量陪着笑脸说话。赶上服务员这两天心情好，您这笑脸也算没白陪，可以热热乎乎吃完这顿饭走人。可要是赶上她今儿不高兴，您可就倒霉了，脸拉得那个长，驴见了都把头扭到一边去，根本不敢和她比。话都是横着出来的，能噎你一大跟头。识相的您就忍着点火儿，将就着把这顿饭吃完。否则您更耽误时间，弄不好饭都吃不成，花钱买一肚子气走。
对此我们早已习惯了，便抽着烟慢慢地聊着。反正也没事，巴不得在这儿多坐会儿呢。
“服务员！”邻桌的一个客人等不急了，操着一口山东腔喊着。这是个四十岁上下的黑胖男人，五官都很丰满，眼睛细小得成了一道缝。看得出是典型的山东倔汉。
聊天的四个服务员正侃到兴头上，其中一个瞟了那山东人一眼，另外三个就跟没听见似的继续侃着。那山东人有点生气了，他又叫了一声：“你们这是上班呢还是拉话呢？真不像话。”
“着什么急呀，头回下馆子吧。赶着出殡呢！土老冒儿。”
刚才瞟了那山东人一眼的服务员很不情愿地走了过来。她个儿不高，小巧玲珑，嘴倒挺利索，像机关枪似的说了一大串，频率很快，那山东人没听懂。但最后这“土老冒”仨字他懂，这是那会儿外地人在北京最不爱听、也最敏感的三个字。他脸“腾”地一下红了，站起来说：“你说啥？俺是土老冒儿？俺土老冒儿可坐在这吃饭呢，你得给俺断（端）！”
这服务员一看就是久经沙场了。“你连菜都点不出来就让我给你断，我给你断啥呀？”她学着人家的口音讥笑人家。
“谁说俺点不出，俺今天就点给你瞧瞧。拿菜谱来。俺就不信,瞧不起人儿了还。”那山东人的倔劲上来了。
“咳，你要什么菜单呀，你顶多要一菜一汤嘛。我告诉你，一个回锅肉，一碗鸡蛋汤就得了嘛。您还能点出大菜来？有那么多钱嘛？您再吓着我？”这服务员又激又将、又损又踩估的，机关枪开始扫射了。她牢记着那会儿服务员与顾客吵架时的法宝：先学不生气，后学气死人。
倔汉上钩了，他把钱包掏出来，往桌上一拍。雄纠纠地说：“你雪（说）吧，啥是大菜俺就点啥！”
“这可是你说的啊，别后悔。”机关枪不扫射了，她强忍住笑，故作认真地说。
“伽，瞧你雪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来吧！”山东倔汉拍着胸脯说。
“辣椒黄鱼、水煮牛肉、麻辣肚丝、宫爆鸡丁，”机关枪停了一下，问那倔汉：“怎么样，您再来瓶儿好酒？”
“中！”山东倔汉梗着脖子说。
“一个大拼盘，一瓶五粮液，一共是三十三块八，您交钱吧。”机关枪开完菜单，拿着山东人交的四十块钱，窃笑着走了。她给山东人点的这些菜足够四五个人吃的。
山东人这一喊，倒把我们的菜给催快了，那三个聊天的服务员停止了闲聊，其中一个过来给我们开了单子，送进了厨房。我们后叫的菜都上来了，那山东人的菜还是没一点动静。正当他忍不住要发火时，酒和拼盘上来了，等我们都快吃完时，他的热菜还一个没上。他几次催服务员，机关枪都很耐心地说“马上来，马上来”，她说话也不那么快了，一字一句彬彬有礼，可菜就是上不来。气得他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哪儿还有胃口吃饭？
我和来子吃完饭出来，提起这事，我说：“这服务员儿太过份了，以前哪儿有这样的服务员儿啊。”
来子笑着说：“这刚到哪儿啊，比这过份的有的是，没让你碰上就是了。我妈是老服务员儿了，连她自己都看不惯。这也难说，以前服务态度好，还能评个劳模儿，发点儿奖金。虽然不多吧，但总有个想头儿。互相也能比比、叫叫劲，有点奔头儿。现在你干得再好也是那点儿钱，所以服务态度就越来越差了。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谁不愿意坐在办公室为人民服务啊。这人没奔头儿了就该想邪的歪的了 ，她们把和顾客吵架当乐子。你信不信，就今儿这事儿，那几个丫头能聊上三天，晚上回家后都忘不了和家里人当新闻笑话说。我妈说，现在的服务员儿小丫头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尤其是对外地人。她肯定在想：你一个土老冒儿坐那儿又吃又喝，我伺候你？你是我爸行了。”
来子的这番话把我给说乐了。是啊，人干什么得不到肯定、奖励就失去上进心，会一下子泻了气，而且会跟那开了口的水渠似的，越冲越大。
“咱上哪儿去啊？”来子问我。
“嗨，没事儿瞎逛呗。”我懒洋洋地说。又从兜里掏出烟来，递给来子一根。现在我也有烟瘾了，没事就抽烟。
“哎，我看你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抽，也没见你干什么，你哪儿来的钱啊？”来子小声地问我。
“不干？不干指望什么活呀。只不过我不像他们没个够，我是有得花就歇了。”我若有所思地说。又想起了师哥他们，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是否安全。
“要不咱俩蹬两趟车，我陪陪你。你现在刷着呢，我还花你的钱，心里怪不落忍的，可我又没钱帮你。”来子真诚地说。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其实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了。哥们儿之间好不在钱上，在心。看得出，你心里把我当哥们儿看的。”我说的是心里话，只是有一句话我没说。就是来子是独生子，又好歹有工作，我不想让他跟着我干这事，他爸妈还指着他养老送终呢。
“那咱找个公园坐会儿，北海怎么样？”来子问我。
上公园坐会儿倒是行，可我不想去北海。那里是我小时候常常游玩儿的地方，少先队过队日也常到那里。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那里有着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但现在我不想也不敢去北海，因为我不想让现在肮脏的我去玷污我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也是最纯真的一页，更不敢去面对儿时的理想。
“不想去北海，干脆上紫竹院吧。”我觉得紫竹院特别适合一只受伤的狼舔舐伤口。
到了紫竹院，我俩坐在河边，聊起了天。
“我怎么看你一天到晚脑子里都在想事，跟国家领导似的。你在考虑什么国家大事呢？”来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
“你说这人，甭说玩儿不了一辈子，就算能的话，这样有劲吗？”我问来子。其实不用问，我心里早有答案：没劲。
“要说起来，也真没劲。不过我倒佩服那些真正的玩主，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想干什么干什么，多自在呀！其实我小时候想长大了去当空军，做一名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中自由飞翔，那该有多狂啊！可惜我们这届的分配全部是东北军垦，人家那些军干子弟全都走后门儿当了兵。我甭说当飞行员了，就连参军都没门儿。要不是因为我是独生子，正好我爸因病提前退休，让我去接班儿，我现在连这个农场职工都当不上，早被分到北大荒去了。到了农场，我才知道什么叫社会，敢情这社会分好几层。工人、农民、军人、干部、市民、学生------各占一层。而且这每一层里还分成几个小层。就像我们上学时干部子弟是一层、平民子弟是一层、爱打架闹事儿的又是一层------跟什么人学什么，和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别看这农场职工学习开会时发言一个比一个革命，一到晚上躺在宿舍里聊得那叫牙碜。咱当学生的哪儿听过这些呀？我都没法跟你说，反正都是那些男盗女娼的事。也难说，我们农场十个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人，有六个找不着对相。农村的看不上，城里的又找不着。憋得这帮光棍儿一躺床上就聊女人，要是哪个说着说着不说了，那准是正舒服着呢。”
“正舒服呢？”我没听明白，就插了一句。
“咳，就是砍一管儿呗。色憋得没辙了只好自己解决。”来子用手比划着，撇着嘴说。我笑了笑没再说话，听他继续讲。
“你说，整天呆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到外边玩儿呢。我敢说，那帮光棍儿要是知道怎么拍婆子、带圈子，保准都到外边儿玩儿了。也许有一个半个的不来，你猜怎么着？”来子看着我，笑得很坏地问。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
“一个是阳萎，那半个是二尾（读Yi变性人）子。”他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忍俊不禁。
“哥们儿，你们哪儿的？”不知什么时候，身后站了两个人，阴阳怪气地问我们。同时，一个凉嗖嗖的东西顶在了我侧肋的下胯骨上。
“我们是太平湖的，哥们儿有什么事儿咱好商量，先别动手儿。”来子用非常和缓的语气说。原来对着他的那个人手里没家伙，只是扽住了他的脖领子。
我心里放松了许多，心想：这就好办多了，我可以不用顾忌来子，随时可以找机会动手。但必须一下子制他于死地，否则干脆别动。
“什么他妈太平湖的，太平湖的都是我孙子。看你这样儿，页子够活(钱多)的吧？怎么着，拆的拆的（分走）吧！哥们这儿扛一天了。”拿刀的人说。
“拆的点儿倒没什么，就是您这插子太吓人，我都不敢掏兜儿。”我装作很害怕地说，一动也没动。
他见我挺老实，拍拍我肩膀说：“这还差不多，算你篡儿亮(聪明)，省得我溅血了，站起来让哥们儿洗洗。”
我站起来，慢慢地转过了身，看清了他的样子。他有二十一二岁，长相很凶，个子没我高。我稳住了，寻找着机会。来子已经乖乖地把兜里的东西全拿了出来，我知道要是我不动手，来子是不会动手的，因为他怕我被刀伤着。那小子一边往自己兜里装东西，一边对拿刀的说：“有两张儿，没白洗！”
拿刀的见我俩都挺松，便把右手攥着的刀掂到左手上，腾出右手想翻我的兜。
机会来了！我一拳狠狠地打在了他的下额。不幸的是，他只是晃了晃，没有倒下。他纵身向前，左手的刀向我捅来。但不够快，也没什么力度，这一拳还是起作用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左腿往后一撤，侧身闪过刀锋，左手抓住他左手腕，向后一拧，同时右手在他后背一送。看来没白跟师哥学这一手，真是四两拨千斤。“扑嗵”一声，他竟然摔出两米多远，一头栽进了河里，匕首也掉在了我的脚下。我捡起匕首，站在河边看他爬上来，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用刀尖抵着他的喉咙说：“太平湖的是你孙子吗？”
“不是不是，我是孙子，太平湖的都是我爷爷！”他吓得脸都白了。
“你是再下去游一圈儿，还是让我捅你一下儿？”我拿刀尖蹭着他脸说。
“我再游一圈儿------我再游一圈儿------”我松开手，一脚把他踹了下去。其实，他要是一句松话不说，我倒放过他了。我最恨这种见着松人压不住火儿、碰上横人磕头如捣蒜的。
来子这时已经和那人滚成了一团，我跑过去，拿刀对着那小子说：“松手！松手的话我不动你，再不松手就插了你丫的！”
那小子一愣，松了手。来子一拳打过去，说：“你丫把钱还给我，太平湖的什么时候丢过这份啊！”
那小子把来子的钱和东西都掏了出来说：“你们现在是二对一，还拿着叉子，我不说什么了。”他把钱和东西不情愿地递给了来子。
“孙子，听你这意思，是不是不服啊？”来子说着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这时，水里的那小子哆哆嗦嗦地上了岸，嘴都冻紫了，作揖说：“哥们儿我服了，我真服了。放了我吧，我求你们了。”
这会儿已是秋末时节，也确实够冷的。我说“滚蛋吧！”他转身就跑了。连自己的哥们儿也不顾，这就是小流氓、臭地痞，永远也当不了玩主。这不过是打架，要是警察来的话，还不得帮着警察抓自己的哥们儿！我想起师哥说那三个欺负林婄的痞子的话，“别给玩主丢脸了” ！
“来子，放了他吧。你瞧刚跑的那孙子哪儿仗义啊，还号称玩主，一看就是痞子。”我又对那小子说：“你走吧，以后这样儿的哥们儿少交，关键时非把你给卖了。”
那人一声不吭，低头走了。刚走出去几步，又走了回来，对我说：“哥们儿，我看你是条汉子。咱交个朋友怎样？”
“谁跟你们这些土混混儿交朋友啊！趁早滚一边儿去。”来子骂他。
他脸红了，想再说什么，又停住了。我看他五官端正、不是坏像，就问：“你叫什么呀，哪儿的？”
他见我有和好的意思，笑着说：“我叫蒋国生，家就住西外。可我不在西外玩儿，我在西安铁路局工作。”
一听就知道他说的实话，但看他不过二十岁，怎么跑到西安去工作了呢？
“你多大呀，怎么在西安工作了呢？”我好奇地问他。
“我二十一，是老初三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我们家出身不好，我爸妈把我送给我姨，就为了以防万一，好给我家留条命根儿，结果我爸真被红卫兵打死了。我通过姨夫的关系，在西安铁路局找了个工作。”他说完后又问我：“你知道师哥吗？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找师哥的，我在西安认识的他。刚才那小子是我前天才认识的，他说他是师哥的兄弟，说他能帮我找着师哥我才跟他在一块儿的。这两天他就知道让我请他撮好饭馆儿，还老跟我要钱，把我都弄微(没钱)了。我倒不在乎钱，没了就再搬两家儿呗。可他又不敢，非说洗俩佛爷就有了。他告诉我说，他在西外绰得很响，是佛爷就得给他上供，所以才跟你们碴起来的。我看你们玩儿得不错，想跟你们一块玩儿。有戏吗？”
我一琢磨：师哥能看上的人应该还可以交。要能有个人一块儿搬大闸会好得多，省得天天去玩儿货。就对他说：“我看你人还可以，咱就一块儿玩儿吧。可咱先把话说头里，在外边玩儿，玩儿的就是‘仗义’，你既然跟师哥一块儿玩儿过，这些就不用多说了。一句话，到关键时候别装孙子就行了。”
“哥们儿，你比我小，我要是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不是人肏的。你放心吧！”他认真地发了誓。
他这话要是搁到八、九十年代的小流氓说，打死我也不信。但在那个年代的玩主，基本上把义气放在第一。不像八、九十年代的人就认识钱，为了钱可以不认爹妈，为了钱老婆也可以献出去。我相信了他，从此我俩成了好哥们儿。
“走，咱上老莫儿(莫斯科餐厅)吃饭去。”我对他俩说。
到了老莫儿，我们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我让他俩点菜，他俩说不会点西餐。我说：“没关系，随便点。”
他俩还是不点，我虽说跟师哥来过几次，但我吃饭从来不记菜名, 看他们实在不点，服务员又站在桌边等着，就随便点了几个。
“罐焖鸡、奶汁烤鱼、煎猪扒、罐焖牛肉、煎尼肠、奶油烤杂拌、红菜汤——哎，你们爱喝奶油豌豆汤还是红菜汤？”我装作熟练地问他俩。
“都行，都行。”蒋国生说。
“那就红菜汤吧，开胃。再来四瓶儿啤酒，一瓶儿茅苔。” 那时在任何一家餐馆都买不着茅苔，只有在老莫，得消费到一定数额才可以买一瓶。我想买一瓶，作为礼物送人。
“大瓶儿还是小瓶儿？”服务员问我。
“大的。”我说。那时茅苔酒倒不贵，小的六块钱，大的也才八块，我当然要大的了。
“一共四十七块六，请您交钱。”服务员熟练地算完账后，收了钱。不知为什么那会儿在“老莫儿”得先收钱，可能是怕人家吃不起吧。
“你菜点得够溜儿的呀，经常来吧？”来子小声问我。我没回答，心说，我把记得的都点出来了，其它的一样也点不出来了。
“今儿咱只喝啤酒，那茅苔我留着有用。”我对他俩说。
“正好，我就爱喝啤酒。再好的白酒我也喝不出什么好儿来。”来子边倒着酒边说。
“来，咱干一杯。为了咱们今后的交情，干！”蒋国生站起來，举杯说。
“对，干！”我们仨人都站着端起酒来，一口喝了进去。
从老莫儿吃完饭出来，都快九点了。来子说：“咱得赶快走，再晚就没班车了。”
我对蒋国生说：“明儿中午十一点半，我在动物园门口等你，我们得走了。”
“你们要是没地儿刷，可以到我那儿去，我一个人住一个屋，有一张大双人床，能睡得下三个人。”蒋国生说。
“我倒没刷着，他刷着呢，我明儿得上班。”来子说。
“那你上我那儿得了，省得明儿还得互相等。”蒋国生热情地说。我一想，来子那宿舍的人都回来了，的确不方便，就对来子说：“要不我住他那儿吧，你那儿不方便。”
“行，那我先走了。”说罢来子快步向332路车站走去，他回头喊了声：“有事儿到我家找我！”
蒋国生家在扣钟庙，院里只有三户人家，挺安静的。我俩聊了会天，说好明儿去搬两家，就睡了。他睡不着，一会儿又问我：“你拍婆子是不是特油儿(棒)啊？”
不知为什么，我总被人这么看，我不高兴地问他：“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花儿匠呀，一天到晚就会摆弄花儿？”
“不是，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你那样儿，准招女的喜欢，拍婆子肯定不会炸的。说真的，你带过几个婆子？”他兴致勃勃地问。
“我没拍过。”我不想和他说柳云的事，就干脆说没拍过。他看我不耐烦了，便说：“得得，不想说就算了，在外边玩儿，有几个没带过圈子、拍过婆子呀？蒙傻屄行了。”
“你既然认识师哥，那你什么时候见过师哥身边带过圈子、见他拍过婆子？几个月前他才带的林婄，还是林婄自己非要跟的。你怎么能肯定外边玩儿的就非得带女的呢，照你这么说，不带女的就不是外边玩儿的了？”我跟他抬起了扛。
“这么说你认识师哥啦？那刚才我问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蒋国生惊喜地坐了起来，又问我：“师哥现在在哪儿呢？”
“昨儿晚大抄，他看北京太紧，今天一大早儿就上外地了。具体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我说。
“嘿，怎么那么巧，好容易碰上一个认识师哥的，人家还走了。真是！”蒋国生惋惜地说。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我们从他家出来，他说：“噢，忘了带家伙儿了。”便跑了回去，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大改锥和一块铰掉一半的朔料垫板，他还拿了个军用挎包，边走边往里边装着。他对我说：“咱上东城东四那边儿搬两家儿去，前几天我在那儿踩过道，发现那边儿还行。”
“那儿能有什么富户啊？文革抄家早给抄穷了。”我说。
“那你说上哪儿？”他问我。
我想了想说：“咱去军队或者部委大院儿。”
“那地方都有当兵的站岗，进不去，再说连道都没踩过，多悬呢。”他有点发怵。
“走吧，那些当兵的根本就不问。你大大方方进去没事儿，越是偷偷摸摸的他越问你。”我说着就向27路车站走，他跟了过来。
到了德外那站，我们下了车，来到了休干处。这是一个军队退休干部的大院，住的都是处局级干部。我刚要向大门走，他拽住我说：“算了，还是换个地儿吧，一看见当兵的站岗我就紧张。”
我看他害怕，只得放弃了，我扭头向回走着，说：“就你这点儿胆儿，还想搬大闸？我看玩儿货你都出不着肥的。”
“哥们儿别踩估人，待会你看我的，只要没有站岗的，我就给你玩儿个鲁的。”他不服气地说。
刚拐弯，就看到有几座灰色楼房，围绕成了一个院子。他看了看，便要进第一个楼洞。我忙拦住他说：“这里靠路边儿，来回过的人太多，上最里面的那楼。”
到了那楼，我一看没人，就闪身进了楼洞，他跟了进来。我们到了第三层，敲了敲门，三家都没人。他拿出垫板，插进了左手那家的门。“吱”的一声，门就开了，我俩赶快挤了进去，又把门关好。一看里面有三间屋，便先去开里边的那间，他用垫板插了几次都打不开，便拿出改锥来，我将改锥用力插进门缝，拼命向左边撬，他又将垫板再次一插，用肩膀使劲一撞，“砰”——开了。
屋里有张双人床、写字台、电视、壁橱，我俩快速地翻了起来。可全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分钱。蒋国生又去撬另一个房间，我刚要跟他过去，看到壁橱下层有一个棉套，便顺手往外一扽，从面套里滚出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一个鼓鼓的大钱包，沉得很，钱包似乎要被撑破了。我忙打开一看，顿时呆住了，里面全是崭新的五元一张的钱，我没有再看，马上揣在怀里，叫了一声：“蒋国生，找到钱了，快走。”我迅速地走了出去。
蒋国生小跑几步跟上了我，小声地问：“多少？”
“不知道，没数，先到你家再说。”
到了他家，我拿出来递给他说：“你数吧。”
他一接到手里，马上说：“我肏，怎么这么沉啊！”
他打开一看，惊喜地喊道：“这么多钱！还都是新票子。”
他掏出钱来刚要数，又觉得钱包还是挺沉，打开另一层的拉锁一看，有两块手表，一块新的上海全钢，一块旧的欧米茄。
“你戴哪块儿？”他兴奋地问我。
“无所谓，不过我现在哪块儿也不能戴。我还没参加工作呢，学生戴手表太扎眼了。”
他把两块表来回戴上试了试，最后说：“我就戴这块欧米茄了，行吗？”
“这有什么不行啊，咱们之间客气什么。”我由衷地说。他将表戴好，又数起了钱。
“整整八百，咱俩一人四百怎样？”他数完钱，高兴地说。
“行。”我说。
“给你，这是整四百。”他递给了我一摞钱。我没接，对他说：“我身上的钱还够花，这些先在你家放着，身上带太多钱不好，等我要用的时侯再跟你要。”
“也行，那我放哪儿呢？”他的目光在屋里巡视着。
“对，放这儿。省得我妈帮我收拾屋子时看见。”他说着将椅子摞在桌子上，然后人站了上去。我将钱和手表递过去，他放在了天棚里。
“把我的也递过来。”他对我说。他在兜里装了一百，把其余的都放在了天棚里。
他跳下地，掸掸手说：“走，咱出去溜达会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