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气氛松动了吗?
爸爸是进步教授
我岁数不到没有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一天妈妈告诉我们快去东四居委会墙上看爸爸的名字，我赶快骑车去看，到了居委会，老远就看见墙上贴着大红纸，很多张，走近一看毛笔字工工整整写着有关人民代表大会，章程，最后是人名，我看到了爸爸的名字。真棒！我为爸爸骄傲。这时我们已搬到锣鼓巷地区，属东四区，人民大学城里的分校也属这里。
大概爸爸是进步教授，又是北京市民进的委员。那时做政协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多是政治的肯定，算是荣誉。不是这个区中的百姓选出来的。做了东四区人民代表后，爸爸去了不少东四地区，街道、大小单位，做调研，让老百姓知道人民代表来看大家。这是中国第一届的代表。后来爸爸又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
在解放后的这些年，爸爸的确是进步教授。运动之多，给爸爸在精神上巨大的压力。爸爸总是从正面理解，积极投入运动。认真跟上形势，进行思想改造。
在燕京负责政治大课时，自己并不懂怎样做才好，还是认真学习，想法做好。虽然社会学系不能再办下去，他努力去学劳动系有关知识，主动挑起建新系的任务。
热情的给海外的亲友写信，动员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一、五一游行时他多次被邀到天安门去观礼。每次观礼后看到人民的革命热情，对新中国的拥护，也感染爸爸，要努力工作，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
总之爸爸是以正能量来生活和工作的，从没听他发任何牢骚、说怪话。
他一直支持我们要求进步，支持我们入队、入团、入党。
一个怪圈
在1955年报上宣传最多的是全国要进入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家阶级。北京要抢头功，要在全国带头。这时北京有些资本家很有抵触情绪，让我们中学生起作用，去促进他们接受改造。学校印了宣传题纲，下午少上一堂课，让我们两三人一组去三、四个私人商店，要求他们必须表态接受公私合营。
我这时住西城丰盛胡同，就约了两个骑车，住西城的一起完成任务。我们去了三家小商店，一个是文具店，一个是小药房，还一个是杂货店。这三个店很小，基本是夫妻店加一个小店员。他们一见我们，似乎有思想准备，说一定接受公私合营，欢迎上面来领导。我想这样的夫妻店也是资本家，他们怎么剥削的，也需要改造。他们挣出这个店也够困难的，还要归国家所有。
当时的气氛就是消灭私有制。一切要归国家，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老板、资本家都必须是普通劳动者，要接受党派人来领导。
国家说实行赎买政策，但怎样计算这些财产的价值，一些不动产都不算做资本，只算股份，这就被国家白白吃掉了一大堆财产。几十年、甚至是祖传几代挣的财产就在这大哄大嗡的群众运动中全被“国家”吃掉了，真是西方国家评论的共产共掉了。那时敲锣打鼓发一个奖状就完成了法律、财会部门要作几年的事。真够高效的！谁敢反对？
说是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出钱买，而是从利润中抽取，本来利润应当按股份分红，现在付了赎买的利息后再分红，等于是自己用自己应得的钱来赎买自己，多有意思的逻辑。而且说的赎买年数也提早结束，谁敢去要求兑现，所以一切是骗人。
更有意思的是，那时一切归国家所有，但过了几十年后，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就是又回到私有了。我看到的工厂和研究所他们的第一把手拿到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技术人员只拿百分之一的股份，工人勤杂人员更惨。
经过这六十多年从私有到公有，又回到了私有，只是人全变了。过去的私有者全被打倒，而现在的大阔佬都是谁呢，他们怎样弄到财产的？是否像欧洲圈地运动，把国家的财产圈成自己的？钻法律的漏洞，每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投机取巧、诈骗来发财。
那时的民族资本家要能站得住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甚至要经过几代。他们要和外国资本、买办斗。国家要征收苛捐杂税，要给政府官员点头哈腰，送大财礼。还要给地痞流氓送大礼，希望不要搔扰。
而现在这些大阔佬的钱财费了这样的力气吗？有权就有一切。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怪圈。回想土改，土地从地主分给了农民。人民公社又全归了国家。那些当权者，那些有硬背景的人，找到可以画圈的领导，一划圈就给了他们用这块国家土地的权力。在上面盖大楼，作什么生意，赚的钱全归自己。这块国家的土地又成为私人挣钱的工具。而划圈的领导利用手中划圈的权力赚到了许多回扣费。这又形成了另一个怪圈。权！权！权！用国家的土地大挣私有财产。多么有意思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