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工人党员：补交党费引起的风波

最近一个时期，在网上读到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为补交党费引起了一阵子风波。有些党的领导人批评说:“有些党员，要他们补交党费，竟拒绝交纳，甚至提出要退党。这样的党员，组织观念淡漠，组织纪律涣散，他们的党性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个别地方的党员拒绝交纳党费，是不是组织观念淡漠，组织纪律涣散。但这样的事，发生在许多地方，笼统地都扣一顶“组织观念淡漠"的大帽子，恐怕不合乎实际。

　　这样的事，在我们襄阳轴承厂也发生过，而且一直到今天也未完滿地解决。是不是“一些党员的组织观念淡漠”呢?值得探究。

　　我把襄阳轴承厂发生的这類事件摆出来，让大家共同分析。

　　襄阳轴承厂是1970年开始兴建的∞/线工厂，与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配套。建厂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住芦蓆棚，喝山沟水，要自己动手，炸山、平场地、拉石头、修公路，几年时间，就在山沟里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成为中国四大轴承生产基地之一。产品除滿足国内需求，还远销国外。

　　建厂的主力军是“知青”和“老转"，他们也随企业一起成长，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好多人由青年加入共青团，又由共青团加入共产党。

　　我是由知青招工进厂的，那时，我还不大懂共产主义的道理，进了厂，才开始懂得搞三线建设，是要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搞现代化的工业，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劳动不单是为了挣饭碗，要建设强大的祖国。

　　我们读吳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读《钢铁是怎样煉成的》，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类最壮丽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不懂外语，为了开好洋机床，在电大学外语，学机械，又到中国最先进的上海机床制造厂去实习，终于由工人成长为工程师。更光荣的是，我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员。

　　记得在上海实习时，假日到外滩去遊览，到有名的国际饭店吃早点。我们穿着工装进国际大酒店，服务员总是热情优先地接待我们，我们感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和荣耀。

　　噩梦是从2003年开始的。为了“改制”，为了把厂子卖给资本家而“瘦身"，好让“靓女先嫁"，我们这些老工人，老党员成了累赘。资本家买了工厂，能让老工人，老党员来当家作主么?如是“一刀切”，五十岁以上的工人，党员全下岗，当年我恰好50岁，正是我的技术、我的政治觉悟成熟老练时期，却一脚被踢出了厂门，不光是报国无门，跟党无路，连自己吃饭的问题也难解决.。我们这样的一千多建厂元老们成为了“社会人”。这是当年给下岗工人的称呼:不是国企工人，更不是国家主人，名之为“社会人"至于党员称号也失落了。“社会人”、“流浪人"谁来收编呢?

　　2004年，厂里又一批正在上班的较年青的工人也被“买断"下岗了，这就激起了新、老工人的联合抗爭，要求和厂里的领导对话，和市里的领导对话。市委书记答应来厂和工人群众对话，到时侯，市委书记违约，厂党委书记站在广场边的办公大楼上看笑话，上万名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属被激怒了，有人打起了“我们要喝稀饭!要活命!"的旗帜，’有人打起‘我们要看病，要吃药”的旗帜’，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一声喊:“走，我们进城去，市委书记不下来，我们去找他!”

　　一股强劲的人流，往古城襄阳走去，这时厂党委书记感到大事不好，赶紧绕道追赶，要在进城之路阻挡工人。我走在工人队伍的前列，突然感到，我们的党组织领导人离工人阶级太远太远了。在途中厂党委书记站在工人队伍的对立面，被工人推搡，逃进路边的检察院内躲起来。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襄阳几万工人堵桥事件，不仅襄轴的工人，襄棉的工人、钢絲绳厂的工人、化纤厂的工人、制药厂的工人…...都加入了。

　　襄江上的铁路桥，是通往中国西北、西南的枢纽，过了几天省里派来了几位大领导和工人对话。最让我痛心的一幕发生了。省公安厅厅长在对话会前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堵路、堵桥、引起交通堵塞的行为都是犯法的，这次堵桥堵路，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发现十个组织者，他们叫XXX……。他们应当主动地去公安部门说清楚。”他指望把工人镇住。

　　他的‘宣告’刚完，就有他指名的十个组织者之一的工人，走上讲台对厅长发问:“厅长先生，我就是你刚才宣布的组织者之一，我请教厅长先生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堵桥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二月七日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犯不犯法?犯了谁家的法?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军阀砍了头，你说、应该吗?”坐在台上的省级大官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作为党员，我真是揪心，我们党组织的领导人，被工人推到什么样的地位上去了啊!从那以后，资本家成为市委的坐上宾，一次又一次地商讨，怎样把我们工人用劳动和汗水在山沟里建成的三线工厂卖掉，把工人的主人翁身份买断。

　　我们这一千多老工人、老党员流浪啊流浪，我们以厂为家，我们被赶出家了;我们倚在党母亲的怀抱，母亲把我们卖了。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2014年秋，在破烂的工人家属区的十字路口，居委会的公告栏里，张贴出了一张《告示》居委会的党总支将襄轴改制后的一千多名党员的名单公布，並把他们按居住的街坊，组成六个党支部，围观的成百上千，有些年迈的老人还柱着拐杖来寻找自己的名字。十一年了，党还记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了的党员的名字。

　　这一个寻找党员的《告示》，引起了襄轴老党员们的痛苦回忆;有的人已经在贫困的折磨中死去了，有的人已不知所踪，职位最高的原厂党委贾书记，巳经死去多年，居然“榜上有名”，这样一位显赫的党员也无人管，一般党员又算什么?名单上“死魂灵”已近百人了。

　　这个《告示》，发了两年，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六个支部在哪里?我们巢归何处?等啊，盼啊，终于在2016年10月20日，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问了我的姓名后，通知我24日下午三点到居委会二楼会议室过“党的组织生活"。

　　十一年，我们襄轴的老党员，才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属，从工厂踢了出来，进了居民之家。我心黯然，我毕生为之奋斗的襄轴，就在我身边，却又把我抛向远方。一路上，有许多老战友们重逢了，几乎都没有重聚党的旗帜下的高兴喜悦，只感到“心沉沉，路茫茫"。进了活动室，先登记造册，然后每人发了一本学习文件一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读本》，一本《党员活动手册》，再加一枚“党员标志章"。每个人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摆在桌子上。按公布的名单是两百人，来报到的58人。

　　会议开始了，一位工作人员拿着相机，把整个会场前后上下都照了像，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约模三十岁的女人，她含着微笑地宣布:“党的生活会开始"。工作人员打开了投影机，在主席台正中的布幕上出现了一面鲜艳的党旗。第一项是全体起立，唱国歌，音响里放出了雄壮的国歌声，但出席党的生活会的老党员们，个个唱得不起劲，我当时心情也不好，怎么过党的生日要唱国歌呢?

　　大会第二项是“重温入党誓词”，台上那位女人要我们举起右手，跟着她唸。唸完誓词，她要大家坐下，一起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她讲解“两学一做"。她在讲，下边老党员们交头接耳的谈论开了，我身边的是许大姐和她的老伴，她俩原是厂里的中层干部。许大姐热心快肠，她问老伴:这中国梦怎么个做法?老伴笑笑摇摇头。坐在我左边的一位老党员插进来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头采访，问他们的中国梦是什么?有个人回答说:“涨工资呀!"还有一个人回答说:“生意好多赚一点钱”。引得周围的人一阵哄笑。许大姐的老伴当年是分厂的党政一把手，看大家说得不在点子上，就纠正他们:“梦、就是理想，你们懂不懂!”最先反驳他的就是他老伴许大姐:“理想就是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怎么是梦呢?”

　　“两学一做"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下一个项目是“收党费”，每人每月交十元钱，要把过去十多年没交的补齐。她的话没讲完，下面就炸开了，这对我们这些贫困流浪十多年的党员，是一个负担不起的大数目了。我看很难收场，就把话题叉开，我问主席台上这位女人:“闹了这半天，我们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和大名，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她腼腆地说:“我是党支部的副书记，协助王书记工作”。不知为什么?她没报自己的姓名。

　　话题又一下转到交党费上，坐在第二排的一位老师傅说:“0三年改制时，我们的党费是五角，现在你翻个跟头吧，日破天是一元钱，今天要交十元，是那时的二十倍，这十年我们工人的工资翻了二十倍没有?我们享受的福利不但没增加，反而连年降低;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连死人也死不起啊!你硬要我交十元，下个月我就不来了。十多年，没过党的组织生活，我是想向党讲一些知心话，知心话一句也没讲，就要钱，我想不通!”

　　坐在我前边一排的一位原厂里的中层干部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十三年了，十三年我们被赶出厂的大门，我们被赶出了党的怀抱，为了活命，我们四处奔波，有给资本家打工的，有在街头摆小摊的，还有的家属背着小凳子在街边餐馆门前擦皮鞋的，更有的女职工，做不光彩的事。这十多年，有多少党员病死了，党组织派人去慰问了吗?有多少党员流浪他乡，不知所踪，党组织关心过吗?十三年了，我们终于听到了党的召唤，我们真想向党倾诉离开党的痛苦日子，像儿子对母亲倾诉至亲之情，可一见面就谈那个骯髒的字眼一一“钱!钱!钱!”回想我们入党的日子，我们宣誓:“把一切献给党，直至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可我们被抛弃了，今天一回家就谈钱、钱、钱、这伤了我们的心啊!……。

　　女书记听他讲得越来越‘离谱`就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宣布:“这党费是中组部发文规定的，迟交晚交总得交，从这次党的生活会起，以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下午三点，开组织生活会。现在散会。" 十三年后恢复的党的组织生活会的第一次会，开了四十五分钟，大部时间，是举行仪式，主要内容是交党费。

　　会散了离回家吃晚饭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坐在办事大厅的椅子上看报纸。女书记来到我身边，十分客气的对我说:“老师傅，请到我们的办公室去坐坐。”我很高兴女书记的邀请，进了大厅旁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男人，女书记介绍说:这位是另一个支部的书记。两位书记一见面就交谈了几句今天开党的组织生活会的情况，原来情况都一样，都为交党费争论不休。两人相对苦涩地一笑，然后把目光向着我，似乎想问:“老师傅，你怎么看法?"

　　我说:这些老同志绝对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说句工厂里的行话，他们都是优质钢，经过锻工的锤打，经过热处理的淬火，特别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锤验，‘四大’的野性是很难驯服的。他们装了滿肚子对企业改制的怨气，所以改制时先要把他们这一批人下岗`剝离，免得他们造反。今天把他们召拢来过党的组织生活，他们就要出气。两位书记听了，对视了一眼，默默地点了头。女书记就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老师傅啊，你莫吓我，将来我怎么能领导他们呢?"

　　我也半开玩笑的吓唬了一句:“倒骑驴子看唱本，走着瞧!"由一位不了解党的历史的年轻人来领导这些老党员，也实在为难了他们。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三点，我准时来居委会过党日。偌大的一间会议室里，只坐了八个人。第一次党日公布名单200人，第二次召集起来过党的组织生活58人，第三次过组织生活，只剩下八个人。领导我们的王书记没有来，那位女副书记也没有来，来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绍说是支部的组织委员。

　　会议开始，同上次一样，先由一个照相的照像，大家说，怎么又要照像呢?组织委员说，这是上面的规定，照个像送给上面检查。然后又是举起右手，重温誓言，大家又咕噜，上次重温了，为什么又要重温?有人不肯举手。重温完毕，又唱国歌，这下更惹人不耐烦了，八个人只有二、三个人稀稀拉拉地唱，接下来又是学重要讲话，又是唸“中国梦"。有一个师傅听不下去了，喊道:“莫唸了，我们每个人都发一本回家仔细读，过党的生活，谈谈我们的心里话吧。组织委员不表态，我就站起来说:“提个意见行不行?"组织委员同意了。我提了两点:

　　第一，过党的组织生活，不要唱国歌，党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所组成，应唱无产阶级的歌。过去我们唱的是《国际歌》一开头就让人振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后面一句让人骄傲:“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为什么有人不唱这首歌呢?这会让人想到:我们今天是主人还是奴隶!?

　　第二，每次会都“重温誓词"没有必要，是搞形式主义。党的组织生活要踏踏实实，你为实现共产主义做了一些什么?比如，把我们工人辛辛苦苦建的厂贱卖给资本家，让资本家骑在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上，这算什么啊!组织委员说，我不能回答你，只能向上反映，有位师傅说:“向上反映，怕你也不敢吧!"

　　大屏幕上，播放着“反腐倡廉”的警示片，这八位七老八十的老党员，无心看下去，警示片没放完，几位老人就一搖三晃地走光了。

　　回家的路上，一些没参加会的老党员们聚在路边谈心，话题还是“补交党费"。一位离休的老干部愤慨地发表演说:“我这一生可算做一位‘良民`，入了党，月月交党费，突然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说从2008年开始，我欠交党费，我一下子成了个“赖子"，我什么时候赖过党费?2008年要增加党费，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责任归谁担?!一下子要我补交三千多元，没有传达是谁的责任?没有执行，是谁的责任?要我们不知情的人来承担，怎叫人服气。有一位中层干部接着说，党组织把我们抛弃了十多年沒有管，补交党费就要严厉执行，不执行就是“组织观念淡漠”“党性不强”。把工人卖了，把党组织撤了，把党员遗散了，这算什么啊!

　　回家路上，我一直思考:“谁的组织观念淡漠?”是我们这些老工人、老党员吗?

　　襄阳轴承厂老工人、老党员  鲁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