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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进入武斗不休的阶段，全国搞军队“支左”，开展“一打三反”，还有所谓“清理阶级队伍”。
在造反期间，我虽然是个炮灰和走卒，但因为我深受西方文学中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影响，对省文化局中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和一些人的特权思想，常常打着红旗加以批判，我这些发言，使局机关那些老左派听了感到很不舒服，由于文化系统是造反派掌权，也就没有和我算账。现在机会来了，要整造反派，我自然就成了目标。
那么，我有什么问题呢？根据在东北嫩江劳改农场的大学同学高玉升的一份揭发材料，省文化局的老左们派找到了整我的借口。
六十年代，全国发生大饥荒，农村里不少地区到处饿死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一些高校，开始出现一些大学生的秘密聚会，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年轻大学生聚在一起，以“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名义，研究中国的现状，以及讨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等。我们班的高玉升同学，贫农出身，平日不多言不多语，腋下经常夹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人不知鬼不觉，暗中组织一个“真理革命党”。
从60年进校后，由于正处在“困难时期”，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也相对要放松一些。平日除了半天上课，其余时间都是自由支配。许多大学生就利用自由支配时间谈恋爱，看电影，或者参加同学之间的聊天交流；我觉得自己一个农家子弟进入名牌大学读书，恋爱也好，看电影也好，条件都不具备，只有奋发图强，努力读书，将来才有前途。于是，在空闲时间，包括节假日，只要图书馆开放，我就拿上笔记本和书，到图书馆去用功。因此，我被看成是所谓“政治上不开展”，或者说“走白专道路”。
高玉升也注意到我的情况，作为他的目标，他曾经几次约我散步聊天，对我进行试探。问题是，高玉升看人没有看准，经验也不够，我虽然出身不好，但心高志远，功名心很强，另外我陆续读了毛选四卷以后，崇拜毛主席，热爱共产党，而且正在积极要求入团。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会去参加他的“真理革命党”？我不仅没参加他的组织，而且还把他对我进行试探的言论写进日记，并且向团支部书记王明堂做了汇报。也就是说，我当时像所有追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向组织表忠诚，经常会向组织做思想汇报，那么，我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案子是在我们毕业前一年破案，由系领导向班上全体同学公布。当时被称为戏文系“高郭反革命案”。高玉升经过两三年的活动，在班上只发展了一个叫郭春堂的同学，郭是河南人，家庭出身中农。大量实例说明，反对共产党的往往是那些家庭出身成分比较好的人，按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些现象实在无法解释。高玉升在校外发展了三个人。
案件在班上公布以后，全班同学停课，组织对高郭进行批斗，然后高玉升被判刑7年，送东北嫩江劳改农场劳动改造，郭春堂送河北张家口某地进行劳教。
这是1964年发生的事。同样，北大、清华那些“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陆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在1965年5月15日，高玉升在劳改农场写了一份揭发我的材料，这份材料通过公安机关，在文革初期转到贵州省文化局。在这份揭发材料中，高玉升说我在和他交谈中，对他的三个观点是认同的：其一是，赫鲁晓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其二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共产党的政策有问题；其三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大陆上不仅地富反坏右，许多老百姓也会欢迎。这三个观点，现在看来，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鉴于我在省文化局的造反派里曾经是个冲锋陷阵的活跃分子，文化局的那些专吃政治饭的人物，就想借高玉升的揭发材料置我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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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我的奴隶心态有所改变，已经逐渐认识到，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而且敢于进行合法斗争。所以，给我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马上遇到我大字报的反击，而且我把大字报贴在男女厕所外面极其醒目的地方。让我做大会检查，我历数自己的光荣历史——一直品学兼优，初中毕业获金质奖章，保送101中。在大学发现高玉升有反动言论，马上向组织汇报。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起来造反……
我的检查，引起那些一心想整我的老左派的愤怒：
“潘文鸣，文化大革命中，你慷慨激昂，振振有辞，装得比谁都革命，实际上，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在大学里，你和反革命分子是什么关系？你自己的问题那么严重，却想瞒天过海！我看你和当年的胡风分子差不多，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攻为守。”
还有人批判我是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领导小组成员则指责我是运动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在批判会上，刘同奇和我的朋友、战友都保持沉默。在散会时，刘同奇趁别人不注意，偷偷把一张纸条丢到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瞅都没瞅我一眼，扭头而去。我打开纸条，只见上面他用非常潇洒和漂亮的钢笔字写了这样几个字：“草包升级——混蛋王八蛋！”
在我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时刻，他这是什么意思？晚上，在入睡前，我除了反思会上那些批判我的发言，同时也思考刘同奇的那张字条。他的字条上这9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想来想去，觉得这9个字背后内涵极其丰富，我能想到的是：
第一，就字面来看，人们说的草包和饭桶，往往是指那些头脑简单，而且愚不可及的人。这就是说，我在刘同奇心目中一直是草包、饭桶、白痴之类的人物。这自然是对一个人极端瞧不起和非常蔑视的看法。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妻子孙晓芳要背叛他，对他没有一点好感。另外，也明白了来到贵阳以后，省歌舞团的周毅，本来是同期毕业导演系的校友，开始他还对我十分友好，有一种同学之情，而后来在他对我的审视的目光里，我感到一丝冷漠，这是否与刘同奇对我的背后评论有关？在大学期间，在班上也有人背后说刘同奇是个“阴阳人”，但这种对人带有侮辱性的评价，来到贵阳，我没有向任何人传播过。所以，刘同奇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是“草包”，这显然有失厚道。
第二，如果是草包，又进一步升级，那么又会是什么东西呢？“混蛋王八蛋”和“猪狗不如”又不搭界。想来想去，我逐渐明白了——因为刘同奇的人生哲学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毛泽东时代，所有挨整的人都是虚心检查，低头认罪，求得组织的宽大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由于不认罪而判死刑的人，则是先在卡车上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所以，在刘同奇看来，我这是在找死，因而，才有草包升级之说。
第三，那么他为什么对我的看法如此糟糕？我一个交代一下，在大学五年中，他作为团小组长和行政小组长，本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是我的入团联系人。按常情，我应该对他毕恭毕敬；然而，我对他却很少买账。为什么？因为总是崇敬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尊敬那些对人友好善良的人，愿意和那些彼此平等相处的人交朋友；而对刘同奇骨子里的自负和傲慢，总感觉不舒服。在班上，那些许多自我感觉良好的市民子弟，我和他们总觉得有些格格不入。而班上的两个党员同学王明堂和刘志群都是农家子弟，他们虽然政治上条件优越，但却能够对我友好相待，而且彼此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所以，我平日反倒和这两个同学接近多一些。刘同奇可能认为我这是走“上层路线”，觉得很不舒服。还有，当高玉升试探我，我觉察出高玉升的个别谈话有问题时，我没有向刘同奇汇报，而是直接找王明堂去谈，这证明我不信任他，是越级汇报，自然更是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因此，刘同奇本来就目空一切，见我如此这般，肯定对我的反感与日俱增，觉得我既不懂组织原则，又不懂人情世故，这样的人在他心目中自然是草包一个。
这是我在多年之后，才悟出刘同奇对我的反感和不满的原因。
然而，尽管他一直瞧不起我，但这张字条却也反映他作为老同学，也为我的前途命运担心，说明他冷漠自私的性格里，恻隐之心尚存。
不过，我当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从校门出来走向社会以后，经风雨，见世面，已经知道如何来应付自己面临的形势。我决心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有问题，不否认；没有问题，强加于我的，我不能承认，而且要努力为自己辩护。具体到高玉升对我的揭发，我的态度是：一、在高郭案件中，我有功无过。二、反革命分子高玉升的所谓揭发材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三、利用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的材料整人，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敌人的立场。
其次，对于领导班子利用高玉升的揭发材料，发动群众揭发出来文革期间我的所谓“反动言论”，诸如我讲“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等等，我都用毛主席的话，做出合理的解释。
总之，我坚决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好笑的是，领导班子煞费苦心，开了那么多积极分子会，研究如何对我“一揭二批”，然后斗垮，斗臭，进行处理。我则因为心中无鬼，稳如泰山。尽管许多会我都无权参加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将来我不吃政治饭。
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经常在家带孩子，做家务，逍遥自在。有时候，还帮别人写检查，或读中医书，或学裁剪衣服，在缝纫机上消磨时间……心想，既然世道如此，这一辈子就养儿育女，了此残生吧。
就在他们准备对我进行大会批判前，我又把大学期间批斗高郭二人时大会发言记录，其中包括我的发言稿，以及我和高玉升的个别谈话以后的日记等原始材料，提供给领导小组。这些材料，加上我的强硬立场，使他们对我的所谓问题产生疑虑：莫非他真没什么问题？他们不得不把我先“挂起来”，然后派人去搞我的第二次外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