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
挂大牌
回校过完春节，是学校开学时候，人逐渐都回来了。批斗大会已不限于本校的。在反二月逆流之后，开始批斗过去各方面的领导。我校也分到了几个著名的领导。
一天大喇叭说下午在大操场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每人必到，各单位要集体入场。我一直想看到我心目中的抗美援朝的英雄彭德怀总司令，可惜战争刚结束时没看到。现在见到有点凄凉，但总比没见过好。
我们坐在各自的马扎上正是操场的中心，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神气的宣布：把反党分子彭德怀押上来。然后带着大家喊口号“打倒反党分子彭德怀”，“拒不交待死路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在口号声中老总被两个男造反派押了上来，光头、极其瘦小，一点也没有抗美援朝时照片上的健壮英俊的将军样。弯腰做喷气式飞机、胸前挂着比胸膛还宽大的大牌子上场。接着几个人在台上批判他，还有人不时的打他。
我无心听这些发言。心想在17年前的朝鲜战场上，听着大炮的轰鸣声、子弹嗖嗖的从身旁飞过、飞机在头上盘旋，机关枪从飞机上向下扫射、眼前尸骨如山。为了保家卫国，领导中、朝百万大军向世界武器一流的美帝作战。这种英姿飒爽和眼前的喷气式是如此鲜明的对比，他会有何感想？！
我们学校的师生员工是否很得意自己有如此的本领，能让他处在这个状态。还是像我一样的难过让他成了现在的样子，而无能为力。大会结束后把他押到造反派的总部去审讯。
参加审讯的人说出，他到了总部就说“小同志，你们十年后就会发现我才是你们的朋友”。这时我校造反派红旗头韩爱晶气愤的说：谁是你的小同志！谁是你的朋友！就揍了他，一拳打在胸上，打断了肋条骨。这是否就是“敢把皇帝拉下马，敢叫日月换青天”的体现。
我知道后非常气愤，谁给你这样的权力打抗美援朝的总司令！当时只一个半人要马上打仗，所有将领都不同意。本来应当是著名的四野司令，最年轻的将领，当仁不让出征。是否认为年龄是最好的资本，以后接班掌大权的机会最大，所以坚决不去。最后为顾全大局彭老总去的。但得罪了大领导，回国后一直没好日子，直到现在受到大领导背后支持的“革命小将”侮辱、打骂。太让人气愤、打抱不平。
那时北京五大造反派头头是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地院王大宾，北师大谭厚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指导写成的。当时他们之中至少有蒯大富参加了1966年我曾参加过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时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头，蒯批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蒯带领一些人艰苦战斗，被关了起来。记者报道到中央文革组。中央文革让放人，这就是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召开的背景。蒯是由小汽车送到人大会堂的。
他们可以经常被中央领导人接见，特别是第一夫人江青和他们谈过话。面对面的授意运动的方向，怎样斗，该斗谁。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有关他们被领导接见的新闻。利用他们传达当时中央想说又不便说的话。
这些人天真想的是一心保卫毛主席。不知自己已被人当枪使了。各个鼻孔朝天，动不动就在全校作形势报告，分析当前运动的对象、大方向，分析中央领导人的左中右。我听后为他们担心。
由于我校造反派头头韩爱晶是我的学生，听到这种打人、甚至打死人的事以及他做的一些形势分析后，我觉得应当从爱护出发，给他写封信。我说：你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有人需要利用你，现在把你推得高高的，最后一定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赶快复课闹革命吧。我把信交在他的手上，是否看了不知道，但他没有听一点我的意见。最后蹲监狱17年。在狱里的最大收获是和狱中清洁女工的女儿结了婚。但自己美好的青春就这样度过了。
这五大领袖最后都蹲了十几年的监狱。如果我回校后积极按大会精神干就会有蒯的下场。
当我知道他们入狱后，我庆幸我当时判断，分析，态度是对的。如果像他们一样简单的“享受“中央领导的接见，出尽风头。对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大学老师，一定摔得更惨。
再回过头来看，反右时倪姓上海小子不也是康生出面，中央扇动的结果，最后成了我校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这五大领袖中有四个没有反右经验，就出了大事。在自己年轻有为正当学习的年龄，冲杀的结果，他们每人赔进了一生中最宝贵的17年。
我看见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不关心斗争自己专心学习，最后很有成就。有些上山下乡的知青在广阔天地自学英文、中学课程，最后出国深造，作出成绩。逍遥派是正确的，当不清楚时以不动为上策。这应当是人生的哲理，也是参加运动的最正确的态度。
1989年六四时我正在株洲搞科研，并到老家、深圳、珠海。那里的人特别是从香港来的人说的非常清楚：北边乱，我们南边赶快抓紧挣钱，过了这店，可能就没了，谁知下个店什么样？这就是人生最实际的哲学。人要靠钱来活命。说的再动听也没法过。每个运动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在美国更是这样。没钱没法过日子。选举时各政党上面打的厉害，老百姓就是拼命挣钱。谁当领导老百姓都是拼命挣钱的分儿，天上掉不下来馅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