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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358旅由内蒙经山西调到延安，准备迎击胡宗南部的进攻。部队驻在延安东边的雀儿沟一带，旅部设在柳树店。当时，我在黄新庭旅长身边当特务员。1947年2月，我奉命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派我去给周恩来副主席当卫士。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了约半年，在转战陕北的途中，我的工作又作了变动。
一、我给毛主席当卫士
1947年8月18日晚上，中央纵队参谋长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突然找我谈话。
“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当卫士。”叶子龙讲话开门见山，“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项工作，有经验。”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汪东兴讲话则注意强调原则性和革命道理。
我低下头没有马上表态。心想：昨天，主席心情不好，把身边的卫士打发走了。我怕自己也干不好。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叶子龙完全是习惯性地问了这么一句。天晓得我是怎么回事？我竟接着他的话头说：“不行啊，我怕干不好，况且我干这个工作太久了。”
叶子龙和汪东兴大概始料未及，有些惊诧和不悦。我的话说出口后也觉得不够妥当，便退一步说：“当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服从就好，相信你会干好的。”叶子龙松口气说。
“今天你先回去。”汪东兴思考着说，“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
于是，第二天我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行军时，我就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可毛泽东始终不曾跟我说话，甚至不正面看我一眼。我忐忑不安，心里直犯嘀咕：会不会是毛主席知道我的态度了？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几乎是被雨水冲着跌跌撞撞跑下山的。山下一条小河发洪水，水流十分湍急。汪东兴和叶子龙指挥一批会水的战士连游带?地到达对岸，去村里借来绳索和门板搭浮桥。水太急，门板不时被冲走，架桥工作进展缓慢。这时，追兵已经上山，山头上枪炮声大作。队伍里有些人心不太稳。
“我看还有段时间么。”毛泽东望望架桥现场，朝刘参谋吩咐道：“把电台驾起来。”
真怪，电台一架，军心立刻安定了。毛泽东坐在我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下，审阅全国各战区发来的电报，并且用铅笔写下了一道命令，交刘参谋送电台发向各野战军司令部。
浮桥终于架好了。岸边垫土，河里垫大石头，再将对岸村里的门板铺在石头上。为了保险，有几名战士站立急流中充当“桥墩”。毛泽东走到河边，望着将衣服脱得精光站在浪涛中的“桥墩”，深受感动，眼圈不由得红了，迅速向队伍说：“同志们先过。”
“请李得胜同志先过！”几百人的队伍异口同声地高喊道。
“请李得胜同志先过！”“桥墩”们也发出动人心魄的呼唤。
毛泽东仍坚持要同志们先过，同志们恳求领袖先过。看到彼此争执不下，周恩来便来来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主席，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时间久了河里的同志们会冻出毛病的。”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周围，目光和我相遇了。想到我说过不想到主席身边当卫士的话，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烧了起来。
毛泽东踏上了浮桥，我跟随他也踏上浮桥。脚下有些晃，我的心也无法平静……
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警卫排长阎长林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毛泽东坐在炕上，借着油灯查看军用地图。
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对面看不清人。毛泽东“吭吭”大声咳嗽，阎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道：“小李，快扶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
我也咳个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泽东：“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吧……等烟散散，再看地图。”
毛泽东甩开我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处符号，尔后自己下炕，一边咳，一边扶墙摸索着走出窑洞。
雨停了，天空露出灿烂的星汉。毛泽东立住脚，迎风作了一个深呼吸，用力咳出几口痰，擦擦被烟呛出的泪，开始在院子里散步。为了避开地上的积水，他走得很慢，步子时大时小。他听到我跟随身后的脚步声，停下步，两眼望着星空，慢条斯里地问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啊？”
主席终于同我说话了。我迅速立正回答：“报告！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毛泽东依然不紧不慢地问道。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泽东的口气转为热烈，转身望着我问：“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我们的家庭很相象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稍不称心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啊。”
“您，您母亲也信佛吗？”我问。
“我也喜欢母亲”。毛泽东说，“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穷人还是照样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继续散步，走过一圈，又停下脚问：“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我低下头。怎么回答呢？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眼睛说真话，做个老实人。
“不愿意。”我小声喃喃着。
一阵难熬的沉默。毛泽东终于轻咳一声，打破了沉默：“你能讲真话，这很好。
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这我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三八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
“没有，决没有那个意思！”我叫起来，“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我说，“听人说你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作了个手势，说，“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我用力点头。
“好吧，你去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我便轻松地退下。他独自回窑洞办公去了。
后来我听说，毛泽东在与我谈话前，已经知道我不愿来，但他还是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你们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他！”
二、大便时想好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又是通霄工作。他时而查阅地图，时而翻翻《辞源》、《辞海》，时而凝神默想，时而抓笔圈图。
忽然，他皱起眉头，少顷，抓起纸匆匆向外走去。
我忙紧随其后。他在门口向交待说：“我要解手，你扛一把铁锹帮我挖坑。”我忙找一把铁锹，拿上手电筒，紧跟毛泽东后边出了村，一直走到野地里。
雨后的田野潮湿而宁静。毛泽东来到一个隐蔽处朝地上指了指说：“就在这里吧。”
第一次为毛泽东挖便坑，我心里没有底。心想，就照一般便坑来挖，大概不会错吧。我先挖一个长形坑，一锹宽，一锹深，最后再将坑两边踏脚的位置垫高铲平。
“主席，你试试吧。”
毛泽东试了试，说：“嗯，好么，很好。”
他大便很困难。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安静下来了，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蹲着。据我所知，许多领袖人物大便时间都长，其间要看点什么。如周恩来习惯看报纸看文件；贺龙喜欢看小人书……毛泽东也喜欢看书。1949年全国解放进北京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厕所里就摆着各种书籍。不过，此时此地不可能看书，安静得很。
以后我才知道，毛泽东有时便秘，常两三天才大便一次。
回来路上，我忍不住问道；“主席，你为啥不在厕所大便呢？
”
“我嫌它臭，……。”毛泽东嘟哝着说。
“可是，”我犹豫一下，但还是把想说的话讲了出来，“我见你跟老乡聊天时用手捏碎粪肥，拍拍手又拿烟抽，你可没嫌臭呀。”
“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望望我茫然的样子，反问道：“你说，什么时候思考问题好？”
“大概……躺在床上吧？”我胡乱猜测道。
“不对。”毛泽东忽然贴近我，幽默地挤挤眼，笑说道，“告诉你吧，就是拉屎的时候。拉屎的时候正好想事情。”
我噗哧一声笑了。毛泽东却一本正经地提高声音问道：“你说，厕所那么臭，能想出好主意吗？”
“不能。”我嘴里这样说，仍然忍不住笑。
那次便后回来，毛泽东就向周恩来谈了自己想好的一个歼敌计划：钟松自以为“援榆有功”，狂妄到横行无忌的程度。他的36师一到镇川堡，立刻分兵两路，派123旅东进乌龙铺，他奔沙家店，企图与刘戡部会合，迫使我军背水一战。敌强我弱，形势对我们似乎很不利。其实不然，我们是有惊无险，他们可是走入绝地。我看，在沙家店给他布个网，36师绝没处逃！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两个人研究之后，具体作战方案很快便确定下来。电话尚未架通，毛泽东便命令警卫员马汉荣和邵长和将作战方案直接送到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手中。
第二天清晨，起了风，乌云散去，山谷里涌出一股浓雾。毛泽东说，沙家店战役对整个西北战局有着决定性意议，梁家岔距沙家店10公里，他可以在梁家岔就近指挥战役。梁家岔只有20来户人家，坐落在靠山顶的东坡。中央机关几百号人马，在数万追兵面前显得敌众我寡。但在这个小村里却显得声势浩大，简直挤得无插足之地。勉强给毛泽东和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我们人员弄了一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部露宿。于是，崖畔下，大树周围，以至老百姓的牲口圈都住满了人。
不久，司令部与西北野战军总部的的电话接通了。毛泽东立即下令：“要彭总，我要跟他直接通话。”
很快，电话铃响起来了。电话放在石板锅台上。毛泽东几步走到锅台旁，抓起电话听筒：“喂，是呀，我是毛泽东！”
我们这些守在窑洞前的工作人员恰似听到一声春雷，都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以来的近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使用化名李得胜。今天是第一次公开恢复使用毛泽东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敌人就要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司令员在电话中报告了敌36师被围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大声说：“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彭德怀又汇报了几句，毛泽东仍大声说：“要挖壕！侧水侧敌，大意不得！”
过了片刻，毛泽东大概是针对彭德怀的请示，大声说：“初战一定要打赢，
赢了就争得主动……部队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就杀马吃！打完仗再说！”
放下电话，毛泽东回头问我：“银桥，我们还有酒吗？”
毛泽东不善饮，即使喝一怀葡萄酒也会脸红，所以极少喝酒。但是有两个例外：一是安眠药用完的时候，他为了睡觉，要喝一杯。喝一杯就会晕，喝三杯肯定躺倒。另一种情况就是打仗或者写作，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喝点酒，以刺激神经兴奋。酒对毛泽东好象既能提神又可以安眠，关键是掌握好用量。
这段时间恰好安眠药告缺，我为他备下了酒，听他问酒，我忙回答：“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想了想，摇头摇，风趣地说，“钟松没有那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头说：“这一次敌人有十几万，我们又是侧水侧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毛泽东的手指头敲在地图上，敲在被红色箭头（表示人民解放军）包围的蓝圈里（表示敌军），敲在钟松的“脑壳”上。看来他把钟松划入白兰地的水平：没有白酒辣，也不象葡萄酒那么柔和。
我拿来白兰地，放在地图旁。酒瓶旁边放着一盒烟一盒火柴，酒瓶另一边顺序摆开油灯和蜡烛。锅台旁摆一张帆布躺椅。
战役打响后，毛泽东便守在电话机旁，一边和前线联系，一边查看地图。前线无大事，就看解放区各战区来的电报，或回到锅台旁写电文。电话铃一响，放下笔又去抓听筒，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汇报，作出各种指示，下达各项命令。脑子疲劳了，就呷点白兰地刺激刺激。烟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茶水更是不断。泡过水的茶叶用手指头一抠便进了嘴，嚼一嚼咽下去。头一天是一包茶叶冲三次水后才吃掉茶叶，到第三天已经是冲一次茶，喝完水就吃掉茶叶。他决不出屋，也不上炕，累到极点就在帆布躺椅上闭目养几分钟神，眼皮一掀就又接着工作。
第三天清晨，天又下起雨，其势凶猛，如注如浇；雷声隆隆，大地颤动。人们看到秘书和作战参谋跑进跑出，便有几个人围上去打探消息。
毛泽东忽然走出窑洞，朝大家喊道：“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哈，原来不是雷声而是炮声！大家都欢呼跳跃着朝山上跑去。
我不能离开主席，守在窑洞里。我军在两小时之内，便将敌36师的一个旅歼灭，活捉敌旅长刘子奇，实现了毛泽东首战必胜的计划。另一支部队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部队阻击在葭县一带。
司令部里最热闹的是电台。从收听到的敌台得知，钟松惊恐万状，急于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地骂钟松，命令他“固守待援”。刘戡遭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又指名道姓大骂刘戡，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沙家店战役序幕一揭，敌人便乱成一团。乱归乱，却是规规矩矩地照着毛泽东为他们摆下的棋子一步一步走的。
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没出屋，不上炕，累了就坐在帆布躺椅上养养神。吸掉5包烟，喝掉几十杯茶。没有大便，小便不计其数。歼灭钟松的36师，俘敌6000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西北野战军反攻的开始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彻底破产。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写罢，毛泽东把笔一掷，抓起剩下的大半瓶白兰地酒，晃一晃：“拿错酒了。”
我说：“什么敌人遇见主席，白酒也得变成葡萄酒，想辣也辣不起来。”
三、吃肥肉补脑子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已经三天两夜不曾合眼的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我告诉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赞叹道：“啊，真香！”然后，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我目瞪口呆地在旁边，忽然变得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高吧？”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000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我用力摇头：“不高，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当粮食吃。”
从那天起，我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此后，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我都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可是，战争岁月，有时粮食都没有一粒，大家常常吃黑豆，到哪里去找红烧肉？谢天谢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从河东给毛泽东捎来一块腊肉，虽不好红烧，但炒一小碟吃也可以补补脑子啊。
谁知腊肉端上桌，毛泽东却叫撤走。他说；“你们想叫我吃得好一些，可是我怎能吃得下去呢？”
“这是为了工作，为了补脑，可不是为了享受！”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脑子是要补的，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银桥啊，你给我蓖蓖头吧。”毛泽东朝椅背上一靠，闭上了眼。我给蓖头，他给我讲黑豆的营养价值，说什么它的蛋白质足够脑子使用了。又讲蓖头的好处，说它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把有限的营养首先满足大脑。他不讲还好，我听着听着就掉泪了。
那块腊肉以后再没有人动，一直保存到1948年新年前，才用它款待了来这里开会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毛泽东说补脑子要讲条件，可是当后来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条件好了，毛泽东仍然保持爱吃红烧肉这个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他曾对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他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四、与江青结婚
毛泽东是1938年与江青结婚的。1940年8月3日，他们的爱女出生，取名李讷。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儿。
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当初不该与江青结婚。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还十分困难，夺取全国胜利还只是一种理想和信念。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报纸还把我们骂作土匪。在投奔延安的大批青年中，也有的吃不了苦就当了逃兵。江青毕竟是留下来了。当时，她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正如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她是带着自身的种种毛病和缺点——“个人主义”、“剥削阶级作风”——来到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尾巴没有割掉”。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社会上盛传的“约法三章”，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作证。总之，世界上没有未卜先知的神仙，30年前就能知道30年后江青要祸国殃民。就我所见，是毛泽东不允许江青插手政治大事。直到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常委们同意，将江青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道，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五位秘书。那是晚上研究的，快天亮时，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同意了。江青转战陕北时只是机关任命的机关协理员。进城后，主要是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这次常委会她被提为中央直接任命的五位秘书之一，负责国际方面的问题，开始步入政治活动。
彭真同志说，毛主席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是历史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毛泽东本人也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代表。所有回忆革命前辈的文章，你看吧，一切的思想、品质、作风、业绩，都可以在毛泽东身上找到。他是一代革命家的集中代表。某些年轻人思想解放，喜欢发表言论，这时，你不但要看现在，还应充分思考当时的历史背景；更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见到几个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冤枉了，便看不到这场运动对纯洁队伍，统一思想，保证革命胜利所起到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我们的党也不会同意自己的领袖同一个坏透了的女人结婚。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是在变化之中，江青变坏，特别是在“文革”中成为“四人帮”分子，那是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发展的结果。
大凡谈恋爱时，人们总喜欢表现自己的优点，而将缺点和毛病掩饰了下来。一旦结了婚，朝夕相处，缺点和毛病便渐渐暴露出来。普通人是这样，江青也不例外。比如她的虚荣心，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小心眼儿容不得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她的脾气恶劣，反复不定；她的喜欢走极端，喜欢记仇报复，等等，都在日后有了一定气候时陆续暴露出来。这一切都使毛泽东大伤脑筋，甚至大发脾气。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毛泽东与江青吵架，是我见到的最激烈的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在“三查”中，查出了江青的入党时间问题，她自己说是1932年，但找到的证明是1935年。毛泽东耳闻后，对江青很生气，发了脾气。
撇开此事不谈，这时的江青也的确变得令人生气。她变娇了，变得脾气大了。几个月前，粮食紧张，生活困难，她也算没叫苦。现在有肉吃了，她一会儿说咸，一会儿说肥地挑捡起来，口味越来越高。她变懒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动不动就用指头按一下。前一段天天行军，她还能和大家一道走。现在呢？暖水袋就放在身边，她就不肯起身拿一下，只知伸手按铃。卫士张天义跑进去，以为有什么大事，其实就是把身边的暖水袋拿起来交到她手中。从江青房间出来，卫士张天义伤感地说：“形势刚好转，她就这样了。要是夺取了最后胜利，她……唉！”
江青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前一段行军打仗，有危险有艰苦，但是也有欢笑。走在路上，住宿后搬个小凳靠墙一坐，她常给大家讲点历史故事或出个谜语，象个大姐的样子。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得很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的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
“打一件事，你们谁能猜得出？”江青笑着大声问，洋溢着革命战士的乐观精神。
谜底是唱戏。
可如今，江青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她严厉的对我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替我们服务。我们高兴了，就是你们工作做好了。我们不高兴，就说明你们工作没搞好！”
她讲这些话时以及她讲话的神情态度，深深剌伤了我们的心。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患难可以的，同享福看来是不可能。
五、“你再帮我半年忙”
那天，我给毛泽东送茶。他正在窑洞里踱步，象是思考什么重大问题，脸色不大好看。我不便惊动他，将茶水轻轻放在桌上，便悄步退出。
可是，身后传来毛泽东的召唤：“银桥，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谈谈呢。”
我转回身，问道：“主席有什么事吗？”
“今天是19号。”毛泽东扳着手指头说道，“8月9月，9月到10月……半年，正好半年……”他望着我，迟疑一下，小声试探：“你，还想走吗？”
毛泽东一直记着他与我订好的“借用半年”的协议！我心里一热，刚要说什么，忽然又想起了江青……于是，我垂下了头，小声说：“想走。”
毛泽东显出怅然若失的黯淡神情。那一刻，他忧国忧民，力挽狂澜的种种情景闪电一样从我脑际掠过。我震动了一下，不安地说：“如果主席需要……”
“不，咱们有言在先。”毛泽东作出一个断然的手势，是忍痛割爱的意思。说：“你是老实人，工作兢兢业业，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喜欢你，但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我没有走，眼睛有些酸。毛泽东是感情丰富的人，我也不是没有感情的人。我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上次订的协议算是圆满实现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协议。我愿意再订一次协议。”
毛泽东笑了，说：“好，那好。我们重新定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忙，看我彻底打败胡宗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很高兴。我认为这件事处理得很好。我直奔厨房而去，因为江青该吃饭了。
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个钟点，总要人一催再催才草草吃几口饭。江青不然，她生活很讲究规律，睡觉吃饭都是按钟点准时进行。
我替她端来饭，摆放在桌子上。盘子里难得有一条鱼，那是贺龙托人捎来的；他知道江青喜欢吃鱼。
江青今天对我格外热情，叫我一起吃。我不肯吃，可她已经把筷子倒过头来给我挟了一筷子鱼，我无法再推辞。可心里直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32年入党，硬说我是35年！”
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好插嘴呢？只能默默地听着。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发泄积愤，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她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我心里哆嗦一下。江青是喜欢报复人的。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看见江青拥被而坐，还没起床。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俩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在向毛泽东诉说什么。从毛泽东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很不高兴，很不耐烦，其中有几句话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
显然，江青想让毛泽东替她讲句话，毛泽东不答应。谈话声越来越大，江青哭了，变成了争吵。最后，毛泽东吼了一声：“你给我滚！”
江青披着衣服哭哭啼啼冲出门，稍一犹豫，跑到隔壁周恩来那里去了。她跟毛泽东闹别扭总是去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12点。出来，恢复了平静。
午后，我去服侍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跑了。”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些。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向其他领导人诉说，他总是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诉说。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了阵儿心事，冒一两句话。“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毛泽东重新燃起一支烟，继续深深地吸，紧皱着眉头。片刻，又叹一口气：“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过，没大错，现在要胜利了，跟他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说。没办法，背了个政治包袱……”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15年，深深感到他的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他和江青在饮食爱好、生活习惯上都合不来。1956年毛泽东曾很认真地对我说：“江青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尽伤人。”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有一天下午，起床后，他又一次向我说了同样的话。这两次有关江青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粉碎“四人帮”后，我非常佩服毛泽东有先见之明。
六、从双塔到城南庄
1948年3月25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乘车离开双塔后，一路视察各解放区的工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听取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李井泉的汇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勉励他们努力办好党报；登雁门关凭吊古迹；在代州府谈土改；风雪之夜上五台山，游览了著名的寺庙。终于来到华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
4月中旬，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张际春等同志共商军情大事。会议开了10天。结束后，送走与会人员，毛泽东很兴奋，没有休息，给挺进大别山创建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拟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稿，还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
写完通知，天已蒙蒙亮。毛泽东到院子里散步，扭扭腰，扩扩胸，做几下深呼吸，回屋将笔砚和文稿收起来，说：“银桥，我休息吧。”
我取出两片安眠药，斟水请他服下。照顾他躺下后，我坐在一边替他轻轻按摩两腿。他工作量太大，休息极少，按摩可以帮助他尽快消除疲劳。他躺下必看一会儿书报。半小时后，他将报纸朝枕边一放，眼睛合上了。我明白，无须再吃第二次安眠药了，便蹑手蹑脚退出屋。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起来了，散了一会步回来，同江青聊着什么。他们每次见面都要握握手，彼此很客气。但是话不是很多，礼节性地聊过几句，聂荣臻便回自己屋里去了。他过去住的房间腾给了毛泽东和江青，自己搬到了后面一排房。就在这时，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防空警报突然响了起来。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得屏住呼吸，睁大眼睛仰视天空。
城南庄和延安不一样：延安是窑洞，石头砌的；城南庄是平房，没有窑洞厚实。在延安时，敌机一进陕甘宁边区，电话就打到延安，延安可以及时拉警报防空袭；城南庄距北平很近，而且只能在山头上发现了敌机时才能拉警报，时间已经很紧张，毛泽东的住房距防空洞30多米，动作慢了便有危险。我心里焦急，徘徊在毛泽东屋前。按理说有备无患，应叫起他进防空洞，但毛泽东历来日夜工作，休息很少，睡觉尤其困难，有时甚至吃两次安眠药都难以入睡。所以，一旦睡着，谁也不忍心惊醒他。
警卫排长阎长林踮着脚跑过来，急风急火，又是小心翼翼，压低嗓子问：“怎么办？怎么办？叫不叫醒老头？”跟随毛泽东时间久了，警卫战士之间谈话时，就亲切地称毛泽东为“老头”。
正拿不定主意，3架敌机已经临空，就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我们一个个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幸好敌机转了两圈，哼哼着朝保定方向飞走了。但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三架敌机是侦察机，轰炸机随后就会袭来。而军区大院建在村东空旷之处，盖的是一排排整齐规矩的平房，目标明显，早被敌机侦察到了。
我们去请示江青，她也不知怎么办。聂荣臻派他的秘书范济生来参加研究，商量的结果是暂不惊扰毛泽东，我们先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把人员组织好守在毛泽东门口，担架放身边，一旦再拉警报，就说明是轰炸机来了，可以抬上毛泽东往防空洞跑。
正是吃早饭的时间，有人来叫我们轮流去吃饭，可谁也不肯去。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器又拉响了。那声音如雷一般在我们心中轰鸣。再不能犹豫。阎长林喊了声：“照彭老总说的办！”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破门而入。
撤离延安时，彭德怀曾对阎长林讲：“关键时刻，在危急情况下，不管主席同意不同意，你们把他架起来就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讲道理。主席会原谅你们的。”
“主席，主席，有情况！”我冲到毛泽东床前，叫道。
“哪个？”毛泽东被惊醒，朦胧着两眼望着我。阎长林已经不容分说扶他坐起身，大声报告说：“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3架侦察机，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去。”
阎长林报告的时候，我已匆忙抓来棉袄，给毛泽东披上。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竟然毫不在意地说：“给我拿烟来。”
“主席，来不及了！”我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毛泽东仍不慌不忙地问道：“丢炸弹了吗？”
阎长林急得跺脚，说：“刚才是侦察机，没有丢炸弹。这次来的是轰炸机，一来就会丢炸弹，丢下来就跑不及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说：“丢炸弹有什么了不起？先给我点一支烟吸。”
“快快快！”江青神色惶惶，上气不接下气冲进来，在门口喊道：“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话没喊完，她身子一闪，皮球一样跳出屋，远处继续传来她紧张急迫的叫喊：“走走走！”
情况万分紧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手一下子插入毛泽东腋窝下，阎长林、石国瑞和孙振国一道搀扶毛泽东向防空洞跑。
聂荣臻司令员催促道：“快呀！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
跑出门几步，头上一阵尖啸，我们本能地一缩脖子，朝后倒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脚下的黄土地猛然一颤，一声钝响，我们全都惊呆了。
“啊！”江青在远处喊。
天哪，3颗炸弹捆作一束，就落在房前，伸手可及！
冷汗刷地冒出来，我们4名警卫人员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快跑！”搀扶毛泽东朝防空洞猛冲。
“快呀，快！飞机又丢炸弹了！”聂荣臻在防空洞那边挥手呼唤。
我们的步伐更急了。可毛泽东却连连说：“放开，我不要跑了。”
这时，我们已跑出军区大院后门。接近山脚的防空洞时，身后轰隆隆一阵巨响，敌机丢下的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黑烟滚滚，弥漫半天空。
“不要紧了。”毛泽东说：“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离开房子就安全了，还慌什么？”
“主席，到里边去吧。”我催促道。
毛泽东站在洞口不往里走，说：“给我点支烟吸，我还没吸烟呢。”
敌机飞走后，我们跑回大院，发现落在毛泽东门前的3颗捆在一起的炸弹没有爆炸。毛泽东很想去看看，大家不允许。他争不过我们，只是从院子里走过时，远远望了一眼。
我们都去现场看了。炸弹落在院子里成梅花形，四周围的都炸了，恰好中间那卡在一起落在房前的3颗炸弹没有爆炸。敌机投下的是几颗杀伤弹，屋里飞进了不少齿状弹片，桌椅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尘土块和砖瓦片。两个暖瓶全震倒打碎了，水流一地。床椅也有损坏。见此情景，我们都有些后怕。要是那3颗炸弹爆炸了，要是我们动作再慢一步，要是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等首长再晚走几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聂荣臻司令员神色严厉地思考着，询问军区保卫部许部长：“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许部长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不过，今天飞机来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敌人肯定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
聂司令员说：“肯定是有坏蛋告密。你们要抓紧破案！”
后来，我军解放保定，从敌档案查获，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果然是有坏蛋告密。毛泽东在城南庄召集中央工作会议，首长们来了许多。华北军区后勤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经理孟宪德是一名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得知中央开会的消息，就急急忙忙来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家里。刘从文在毛泽东来城南庄之前刚被孟宪德拉入特务组织。他们密秘往饭菜里下毒，毒死中央首长和聂荣臻司令员。可是聂荣臻派了专门的可靠人员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做饭，防范很严，特务分子无法接近。何况，凡送毛泽东吃的食品，总要先经我们卫士之后，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毒死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阴谋。无奈，他们商量之后便传送情报，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城南庄。情报送到了保定特务机关，又向蒋介石的保密局做了详细汇报。保定的特务机关转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于是，国民党军队派出了轰炸机轰炸城南庄。
案情大白后，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召开了会审大会，枪毙了这两名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
敌机轰炸城南庄后，聂荣臻司令员安排毛泽东转移到花山村居住。这里山青水秀，环境清幽隐蔽。
七、进驻西柏坡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乘车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西柏坡前进。这是他惜别陕北后长途行军生活的最后一天。汽车一直在太行山脚下奔驰着，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到了目的地。
西柏坡是一个小山村，滹沱河水从村前急促地流过。沿滹沱河西上，就是巍巍太行山脉；顺河东下是华北大平原。西柏坡地处河北平山县境内，距离石家庄近一百公里。这一带是老革命根据地。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朱德和刘少奇就率领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不久，董必武等也来到了这里。1948年4月下旬城南庄会议后，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也到了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会合。如今，毛泽东又来到了这里。这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面了。
我们没有到达西柏坡以前，周恩来已经把毛泽东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并亲自察看了毛泽东的住房和周围的环境。因此，当毛泽东乘汽车一进西柏坡村的大院，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叶子龙就把毛泽东领到了住处。这个院里有两间北房，一间大约16平方米，是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小沙发，一个茶几，一个小衣柜。相通的一间房子大一些，约20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套沙发，还有圆桌、茶几和一张藤躺椅，墙上挂满了地图。另外，院里的两间西屋和两小间南屋，则是毛泽东的书房和江青以及李讷住的地方。前院还有水房和卫士值班的两个房间。
在毛泽东住处的北面，是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住处，南面是朱德和刘少奇住的地方，离这里都很近。
住下以后，叶子龙说：“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里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好，为了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老百姓宁肯自己挤着住，也要把房腾出来。这一带老百姓的觉悟很高，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一提出来，他们就坚决去办。他们知道，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个个都非常高兴，都愿意为最后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贡献力量。”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日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都惦着农村，惦着农民。来到西柏坡后，一天，我们随毛泽东到村外散步。毛泽东看到这里的麦子和水稻长势很好，非常高兴，对我们说：“这里的庄稼比阜平城南庄的庄稼长势更好，看起来这一带可能富裕些。”
在滹沱河边，毛泽东看到河床很宽，流水很浅，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和沙土，便关心地问一个正在浇地的中年农民说：“河里的水这么少，浇地够不够用？”
农民说：“够浇地用的。别看现在水少，到了雨季一发大水，河里的水就多了，鱼也多了。”
毛泽东说：“这么说，你们这一带不错嘛，有大米吃，有鱼吃，再多种些青菜，就和我们南方差不多了。”
接着，他又问道：“你们这里种稻子，每亩地能产几百斤？”
“好年景不缺水，可以产到四五百斤，要是遇上天旱缺水，那就收不了这么多了，二三百斤也有，一二百斤也有。”农民说。
“这地一年能种几季庄稼？”“只能种一季。割了稻子可以种麦子。第二年就不能再种稻子了。”
“现在种稻子，割了稻子种麦子，在麦田里再插种秋庄稼，这不两年可收三季吗？”
农民说：“我们就是这么一块好地，指望它吃饭呢。种其他庄稼没有肥料也长不好。这块地里种稻子，其他庄稼在坡地上种，雨水多了，收成也就好了。
毛泽东告别了那个农民以后，他又对我们说：“北方种地不象我们南方那样：在南方，是很讲究精耕细作的。”
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不几天，工作人员就提出要组织一个舞会，想借这个机会，见一见首长们，和首长们在一起娱乐娱乐。这样，经办公处同意后，就确定要举办一次舞会。因为大家都觉得跳舞这种形式比较自由，气氛也显得热烈。过去在延安时，差不多每个星期六都组织舞会。舞会的时间定下来以后，有关人员就开始选择场地。经过比较，场地确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住房门前。这里原来是打谷场，比较宽敞。
就举办舞会的事，警卫排长阎长林特地向毛泽东报告说：“我们来到了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会合了。为了对首长们表示欢迎，庆祝这个大团圆，今天晚上要组织一个舞会，大家都希望主席也参加。”我也在旁表示赞同，因为当时我刚学会跳舞不久，又正在和带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阿姨韩桂馨热恋。
毛泽东当时正忙着看文件，他只说了一句：“好嘛，我也想看看机关的同志们。”
这一天吃过午饭，同志们便开始忙了起来。有打扫卫生的，有抬桌子板凳的……很快就把舞场布置好了。
吃过晚饭，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同志，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舞场。大家又说又笑，舞场顿时热闹起来。夜幕降临了。舞场里的汽灯亮了，灯光照耀着一张张笑脸，机关业余乐队的同志们在轻轻地弹拨着琴弦。
不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先后来到舞场，大家都使劲地鼓掌，抢着跟他们握手，并把他们围了起来，问这问那。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几个心急的小青年催着让叶子龙去请毛泽东来跳舞。
叶子龙说：“好吧，我先派我的小兵去请主席，她们请不来，我再去。”接着，他就对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他的孩子燕燕、二娃说：“你们回去把毛主席拉出来，叫他到这里来玩一玩。你们就对他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不来，你们就拉着他，一定让他出来。”
李讷她们很听指挥，扭头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叶子龙就在后边跟着。叶子龙还没走到毛泽东住处的门口，三个孩子已拉着毛泽东走了出来。我和卫士们也跟了出来。
叶子龙迎上来对毛泽东说：“休息休息吧，机关的同志们都想看看你。”
毛泽东说：“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叶子龙说：“撤离延安以后，到河东来的同志们说，有一年多没见过你了，都想见见你。今天来的人特别多，一些不会跳舞的也都来了。”
毛泽东说：“那好吧，今天要听你们的指挥了。走吧，咱们走吧。”
毛泽东已经答应走了，可孩子们还是拉着他不松手。大家见毛泽东来了，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都抢上前跟他握手并致问候。毛泽东坐下后，一大群青年人又把他围了起来，问这问那。
不一会儿，周恩来和邓大姐也来到舞场上，气氛就更活跃了。周恩来坐下后，又是一群青年人把他围住了。和大家说一阵话以后，周恩来就对大家说：“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看，主席那里那么多人，少奇同志那里，朱总司令那里，任弼时同志那里，都有好些人。你们快请主席他们跳舞嘛。”
经周恩来这一提醒，勇敢的女青年们，就一个个拉着首长，在音乐的伴奏下，欢快地跳起舞来。毛泽东是喜欢跳舞的。在延安的时候，他就经常跳舞，有时还和斯特朗在一起跳。
这次伴奏的不是专门乐队，只是十几个机要处里的小青年。也没有多少乐器，有胡琴、锣鼓、口琴什么的，还有一个旧手风琴。但他们个个都很认真，也非常卖力气。舞场因为是沙土石子地，地面疙疙瘩瘩。尽管这样，首长和同志们也不在乎，在“嘣嚓嚓……嘣嚓嚓”的乐声中，跳得兴致很高。
跳了几场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我提议把延安晚会的那个热闹劲，也带到西柏坡来，会唱歌的多唱几首歌嘛，有的同志表演的不错，也可以在这里表演一下嘛。”
周恩来这么一说，晚会的的气氛就更加活跃了。接着，大家就鼓掌，欢迎一些同志出节目。李伯钊（杨尚昆夫人）、李培之（王若飞夫人）、陶大姐（伍云甫夫人）、帅孟奇大姐等都兴致勃勃给大家表演了节目。
节目演完后，接着又跳起舞来。跳着跳着，天空刮起风来。毛泽东仍然跟机要处的一个女青年在跳着。还是在休息时，这个女青年就抢先和毛泽东说好了，下一场她要陪毛泽东跳。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风越刮越大，汽灯摇晃得很厉害。为了保证大家跳舞，负责组织晚会的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就站在舞场中间，用手扶着灯，两只手轮换着一直扶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走过去对毛崇横说：“你是实心实意地为大家服务。”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便和大家告辞，回到各自的住处。接着，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说该回去工作了。临走之前，他俩还对大家说，很久没有跳舞了，希望大家多玩一会儿。
舞会在继续进行。因为演奏的同志们太累了，后来就改用留声机伴奏，一直跳到11点钟才结束。
从此以后，西柏坡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就经常在星期六晚上举办舞会。
来到西柏坡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在院外散步，突然对身边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说“阎排长，你给我写份警卫排的名单。”
阎长林问：“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阎长林回到房间里，一会儿就把名单写了出来。不多不少，整整20个人。阎长林把名单交给毛泽东以后，他一边看名单，一边在上边划圈圈，一共圈了14个人。他们都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
毛泽东对阎长林说：“现在的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上不形势的发展，就会落后了。我圈的这14个人，要送他们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学回来以后，再把你们6个人送去学习。你们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
说到这里，他又问阎长林：“你们有意见没有？”
阎长林回答说：“没有意见。”
在14个同志要离开毛泽东的前一天，为了欢送他们，毛泽东说要和警卫排的同志合影留念。听说要和毛泽东合影，大家都激动地站地毛泽东住的前院里，等着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一出门，就高兴地说：“我跟你们照个像送行好吗？”
“欢迎！”“欢迎！”“这太好了！”大家欢呼着鼓起掌来。
照完像，大家跟着毛泽东来到他的办公室里。在办公室桌上放着几张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4个大字。这是为《人民日报》题的名。毛泽东对大家说，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要办一张《人民日报》。说完，毛泽东还让大家帮他挑一张，看哪一张写得好。大家挑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说：“主席，你给我们也写几个字吧。我们快要离开你了，给我们留个纪念吧。”
毛泽东立即回答说：“可以，去拿你们的学习本子来。”
14个同志很快跑回住处，都把自己最漂亮的本子拿来了。毛泽东把本子打开，在每个本子上面都写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这12个字，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午饭时，毛泽东又和出去学习的同志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毛泽东听说有人舍不得离开西柏坡，便一边吃饭，一边跟大家说，你们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咱们在一起多年，你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有房子住，能休息，能办公，有饭吃，有水喝。行军的路上，你们照顾我都非常辛苦，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但是我也不能把你们都留在我身边，放一辈子哨呀。那样不是埋没人才了吗？不是把你们耽误了吗？你们现在才二十多岁，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岁左右吧。今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一旦工作需要，组织上会交给你们重担子挑的，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将来做什么工作，就看你们学习和锻炼的怎样了。路子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的。我相信，你们将来都会成为党的好干部。
第二天，学习的同志就乘坐汽车，高高兴兴地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机关文化补习学校报到去了。
7、8、9三个月是西柏坡的雨季。一天夜里，人们已经熟睡了，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首长的屋里还亮着灯。这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在这个大雨滂沱的深夜里，五位书记住的大院后边山坡上的两个窑洞突然倒塌了。
“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人们一听到喊声，就朝窑洞跑去，不一会，那里就聚集了许多人。大家都没有带工具，一见用手扒不动，就又跑回去拿工具。一会儿，修缮队的同志把工具都扛来了。有了工具，大家就投入了救人的紧张战斗。
当时，谁也不知道窑洞里究竟压了几个人，有的说4个，有的说5个。不管是几个，一定得把这些同志赶快抢救出来。因为人多工具少，没有工具的也就只好用手扒泥土。
大家正挖的时候，周恩来闻讯急步走了过来。他老远就问：“怎么样，人救出来没有？”
有关同志对周恩来说：“挖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到人。土层太厚了。”
一听这样，周恩来把身上穿的雨衣脱下来往后一扔，要了一把铁锨就挖起土来。他一边挖一边高声地说：“同志们快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们救出来！”
经过大家的抢救，救出了三名干部和一名民工，理发员曹庆维因被泥土埋的时间太长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了。
还在救人的时候，有人来向毛泽东报告抢救的情况，最后，毛泽东听说曹庆维被土压死了，沉默了好久才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嘛。多么可惜呀。告诉机关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小曹生长在黄河边上，家里很穷。日本侵略军打来后，他离开父母，参加了八路军。以后，组织上把他送到延安，学会了理发，为中央首长服务。
第二天下午，在西柏坡的大会堂里，召开了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因为毛泽东临时有要事不能参加追悼会，他便赶写了一幅挽联，由我交阎长林送到了追悼会上。毛泽东在那幅挽联上亲笔写着：“哀悼曹庆维同志”。追悼会上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的花圈，挂上了这幅挽联，放在了灵堂中央。
之后，由王惠同志负责给毛泽东理发。王惠个儿不高，留着大胡子。
八、小心“糖衣炮弹”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开幕的那天，毛泽东作了一个重要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特别告诫全党，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西柏坡的中央机关便开始做进城的准备工作了。
有一天，毛泽东问我：“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我满有把握的回答说。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我的太阳穴。见我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我象听到警钟一样肃然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自成的教训，早在1944年，他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鉴。《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1944年3月19日至22日的《新华日报》（重庆）上，是一篇史学论文。文中阐述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过程。现在全国胜利在即，中央机关要进城了，而且恰恰也是进北京，所以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1949年3月23日凌晨3点，毛泽东才上床睡觉。“9点以前叫我起床。”临睡前，毛泽东吩咐道。可是，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去北平的路上太疲劳，直到10点钟才让我叫醒毛泽东。
“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毛泽醒来后有点不高兴了。当得知是周恩来的吩咐时，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要出发了，汽车马达已经轰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来到汽车旁。“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几句诙谐的话，把几个领导人都说笑了。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地上了汽车。
这是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乘坐的中吉普。沿途都是土路，尘土很大。我们不得不让毛泽东戴上了眼镜、口罩，还披上了大衣。车子进入华北大平原，大家的情绪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话也多了起来。
“现在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所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毛泽东问我们。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由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最后一句，毛泽东说得特别认真，认真到带有几分稚气的程度，逗得全车人都笑了。
汽车经唐县淑阎村，住一夜，第二天到保定。听过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汇报后，驱车到涿州住下。3月25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行，从涿州换乘火车，驶向北平。
看到北平的城墙，前来迎接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感叹地说，过去在军调部工作时，到过北平。这一次比大家先到北平，感到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呵：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不一样。
叶剑英的话勾起毛泽东的回忆和感慨：“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往事历历在目。那是1918年8月，毛泽东陪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从长沙来到北京。毛泽东在北京唯一可靠的熟人便是杨昌济先生。他以前是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身无分文的毛泽东请他帮助找工作，他就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当时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给了毛泽东一份工作，做图书馆的助理员。这是一种临时性安插，月薪八块大洋（银元），已是不低了，生活费用有了保障。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在现在中国美术馆西边的沙滩。毛泽东的工作室紧挨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在这里居留了五、六个月。在这里，他爱上了杨昌济老师的女儿、19岁的杨开慧。更重要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从李大钊等先进分子那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为他一生的革命征程奠定了方向。
火车停在清华园站。我们随毛泽东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听说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和工作人员。我们跟随毛泽东来到颐和园时，里面已经空空不见人影。人全被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派人清理出去了。他这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北平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猖狂，不能不严加防范。可是，人全赶走了，毛泽东来到之后，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呢。
毛泽东不高兴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社会部的同志忙解释，赶走人是为了安全。
毛泽东大声说：“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毛泽东讲的是真理。社会部的同志们还得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解决问题，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毛泽东抓起筷子对我说：“入城式你不要跟着去了，你去香山打前站，帮我安排吃住。不要再学他们那样干蠢事。”
九、香山双清别墅
入城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地处香山西南的山坡上，据说当年孙中山住过这里。院子比较大，院内有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房子高大漂亮，会客厅能坐二十多人。院子里还有个泉水池，水池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池子南边，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个防空洞。这是在毛泽东到来之前，华北军区工兵部队特地来挖的。他们还在两个洞口分别刻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双清别墅北面的一个大院里。那个院子里房子多，所以住得也比较集中。两院之间只有二三百米远距离，有一条石头铺的路相连，各种车辆都可以通行。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集中精力抓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打过长江，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当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谈判八项条件。国民党内主张和谈的人认为，可以承认这八条为谈判基础，但仍然讨价还价。幕后的蒋介石则加紧扩军，准备作战。那段时间，毛泽东常常带着深沉的思考散步。他常常将他与首长们谈论的话题以及与民主人士讨论的问题拿出来问我。
一次，我跟在他身后散步。他忽然立住脚，回身望着我问：“你敢相信蒋介石吗？
“不相信！”我立刻回答。
“这就对了。”毛泽东点头，“这个人尽耍手腕，从来说话不算数！”
毛泽东喜欢看京剧，不同时期喜欢点不同的戏看。那段时间，他喜欢看《霸王别姬》。看到西楚霸王项羽同他的虞姬生离死别一幕，毛泽东睫毛颤抖着，眼里湿漉漉的。回来路上，他对我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
他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
还有一次，毛泽东睡不安稳，起来散步，眉头紧锁。我小心翼翼随在身后。走了很久，他用沉重的声音问我说：“有人劝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去，你说要不要打过长江去？”
“要！到手的胜利哪能不要，对国民党蒋介石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毛泽东以手抚我后背，点头说：“还是我们的战士聪明哟！”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了中共的和平协定。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2日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我军已经顺利渡江，毛泽东很高兴，边朝衣袖里伸胳膊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以为我们还是好欺骗的呢，你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修船造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恶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三十万军队。他们的军队垮台了，我们的军队就要打到南京去了！”
捷报频传，毛泽东也睡得安稳。4月23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来到凉亭里看报纸，是《人民日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摄影师徐肖冰、候波夫妇给毛泽东拍了一张照。毛泽东站起身，看到我们几名工作人员便走出凉亭说：“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也要一起照。”
为纪念南京解放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毛泽东于4月写出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泽东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约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约会无党派知名人士，讨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进城看望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以后，毛泽东又在双清别墅接待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
毛泽东对党内的同志是不拘礼节的，但是对这些民主人士却十分亲切有礼，每次都是走出屋门在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便亲自走到汽车跟前，搀扶这些先生们下车、上台阶。当时，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们见到毛泽东，都习惯做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夸耀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些夸耀的话总是表现出不安和谦虚。他曾对李济深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就不好相处了。”有一位知名人士是毛泽东的同乡，散步时追着毛泽东竖大拇指，侧仰着脸望着毛泽东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哪，真伟大！”毛泽东皱起眉头指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
毛泽东接见张澜之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京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我便诉苦说：“主席，咋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此后又穿这件衣服见了许多民主人士。看到客人们穿得都很好，唯独毛泽东是旧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不过，我相信毛泽东的话，“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在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家大事。
1949年4月，邓颖超受党中央的委托，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廖梦醒一道，专程赶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在信中满怀激情地告诉宋庆龄：“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同商同筹。”并诚挚恳切地说：“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宋庆龄的敬佩、信任和期待。这封信给宋庆龄带来莫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北上，到北平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当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的信任和热忱，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毛泽东是很尊敬宋庆龄的，以后他到上海视察时，曾亲自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健康，每次从上海来到北京都要亲自问候，并送些礼品。毛泽东有躺靠在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个长枕头，很大，花布条，没套子，很软和，象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宋庆龄每年都要给毛泽东寄贺年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片，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既生动有趣又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毛泽东亲切地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对她送来贺年片深表感谢。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关心而风趣地写道：“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短短数语，表达了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战友的诚挚情意。
十、菊香书屋
搬到双清别墅住不久，毛泽东便开始进城办公了。作为临时休息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北平解放后，住进菊香书屋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是林伯渠。当时，林伯渠住在北屋。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东屋和南屋里临时休息。临时进城主要是会见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召开一些小型座谈会。地点是在颐年堂。座谈的中心仍旧是广泛听取各界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
毛泽东一般在下午进城。晚上12点多钟再返回香山住处。为减少路途中来往的时间，7月份，毛泽东从香山搬到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这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四面各有三间。北房三间，正中一间是门厅。江青就住在西头一间屋里，毛泽东住东头一间。北房高大，跨度大，很宽敞。在毛泽东住的那间房里，放一张大木板床，一套沙发，一张写字台和一些书架。这间屋里后来虽有一些调整，基本格局变化不大。现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持了原样。只是西头那间屋，后来改做藏书室了。东房三间，中间一间是门厅。毛泽东在这里吃饭，也是他全家的餐厅。毛泽东及来宾的衣服也挂在这里。靠北头的一间是办公室。书记处的五大书记经常在这里开会。靠南头的一间，是毛泽东的会客室。南房三间，正中是穿堂，其余分别是毛岸青、李敏、李讷住的地方。西房三间，正中一间是穿堂过道，也是当时从菊香书屋院里外出的主要通道。西房的南头那间，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为乒乓球室。北头那间，是毛泽东的书房。
菊香书屋四面房子形成一个封闭的小院。院内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交叉成十字形，把草坪对称分开，整个草坪又构成一个“田”字形状。几株百年松树，又使院里添几分幽雅。夏天，五大书记常在树下开会。
1949年6月5日下午，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的大厅里开幕了。勤政殿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听说，这是过去的皇帝处理朝政和休息的地方。它的规模很大，进了大门，通过一个小院子，就到了过厅。这个过厅约有50米长、10米宽，是木板地，中间铺的是地毯，两边摆了许多名贵的鲜花、古物和工艺品。大厅有两三层楼高，是中南海里的最高建筑，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里都可以看到它。大厅里摆着一排一排的条桌和软椅。四周的大、中、小型会议室、宴会厅、卫生间也很配套。所以，新的政协的筹备会就选在这里举行。
那天，毛泽东穿了一身新做的灰蓝布衣服，手里拿着文件袋，走出菊香书屋院北门，来到了勤政殿。毛泽东走进大厅，会场里的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毛泽东在主席台前向大家招手、鼓掌。他先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席位上坐下，大会通过主席团人选之后，毛泽东等会议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入座。随着，会议秘书长林伯渠就请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了麦克风前。他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议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说，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是从1946年7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多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1946年1月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前，在国民党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派的国民党军队559万人。截至目前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只有150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最后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远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讲完了话，全体代表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为了庆祝大会的胜利召开，当晚，全体代表在宴会厅会餐。吃的饭菜，都是北京饭店送来的。毛泽东高举酒杯，向全体代表敬酒，祝大会成功。他还特意走到几位老人跟前，向他们敬酒。
筹备会议从6月15日至19日，一共开了五天。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常务委员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十一、凌晨6点仍伏案办公
1949年10月1日清晨6点，周恩来第3次把电话打到我们卫士值班室。
“主席睡觉了吗？”
“还没有啊。”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么，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我走进毛泽东办公室，屋子里烟味不小。毛泽东仍在伏案办公。
“主席，休息吧。”我小声劝着，把周恩来的话报告给他。
毛泽东不作声，继续看着写着。直到写完，才立起身，走到院子里散步,这是睡觉前的活动。10分钟后，他说：“银桥，我睡觉吧。”
我服侍他洗澡，上床。那天没有替他按摩。他说：“没事了，你去吧。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我退出来，在值班室坐守。毛泽东床头有电铃按钮，直通值班室。值班室有桌椅，有个床铺。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两名。正班负责毛泽东的休息，通宵不能睡觉。副班负责江青的休息，晚上可以睡觉。那天我是正班，一上午没敢合眼。毛泽东虽然破例早睡，但凭我的经验推测，他不会很早入睡的，辗转反侧，思绪不断很可能到午前才能入睡。所以，我不能等他按铃召唤，须主动去叫醒他。误了开国大典可是“历史性错误”。
下午1点，电铃没响，我就径直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主席”我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眼，看见了我。“嗯！”他又哼一声，发出声响地作了一个深呼吸。
“1点了。”我将毛毯搭在床栏上，枕头垫在毯子下，扶他依栏而坐。
我将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他左手端茶呷一口，右手照例一伸，抓起放在床上的报纸，浏览起来。毛泽东起床后都不会马上下地，总要在床上呆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他也不改这一习惯。
我轻手轻脚地为他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这是一套中山制服。料子是生活秘书叶子龙送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我拿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做的。王子清从法国留学回来，专门剪裁服装。他工作的那个服装店就是王府井雷蒙服装店的前身。毛泽东和江青的衣服都是由王子清师傅裁剪缝制，我也曾带李敏、李讷去那里做过衣服。
“主席，1点半了。”我卡着时间，打断他读报，将这套专为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制服帮他穿好，然后照顾他下地。我围绕他转着打量，将衣报抻平理顺，请他去吃饭。毛泽东吃饭很快，不一会儿便放了筷子。稍事休息，2点钟步行至勤政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他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
2点50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的门口出发，出中南海东门，5分钟后便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
那时，没有电梯，我便搀扶毛泽东从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级上了一百个台阶，登上了天安门。途中，毛泽东不时停下来，等后边年纪比他更大的领导人。3点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听到广播员激动的喊声：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十字形，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一个大十字，可容纳20万到30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汇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红旗下面，一片片的穿了各种颜色服装的队伍五彩缤纷，象精工规划的花圃。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搭起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的观礼台。
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呼声如潮，与城楼上互相呼应。毛泽东这时的表情庄严神圣，按照预定程序，他按动装在城楼上的电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
毛泽东望着广场上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一句：“升得好！”
话音才落，礼炮在军乐声中惊天动地地鸣响了。那是由54尊大炮同时发出28响，将那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峰。据说54尊大炮代表了全国54个民族（现为56个），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坚如钢铁的团结力量。那28响则代表28年奋斗，到1949年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礼炮响过，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接着，阅兵式开始了。由朱德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担任总指挥。
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以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上，下达阅兵令。他的左右站了四位野战军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受阅部队由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率领，4个师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从东向西入场。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一阵接一阵由主席台前的金水桥边走过。
由十几架飞机组成的编队飞临上空时，30万人的广场沸腾了。人们挥动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阅兵式进行3个小时，直到黄昏。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子灯火齐亮，花炮竞响。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的群众开始游行。当群众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万岁声一阵高过一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说让他休息一下，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先生交谈。可是，周恩来又走进来了，说：“主席，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起身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他把香烟熄在烟缸中，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主席台上。
晚上，城楼下遍地点起灯笼，紫红、大红、桃红、金黄、橙黄、明黄……象人民的希望在广场上跳跃闪烁。群众举着灯笼蜿蜿蜒蜒，交互环绕，就象一幅巨大无比的活动起来的织锦。歌声口号声海潮一样起伏不停，最响亮的声音始终是“毛主席万岁！”
面对群众的欢呼，毛泽东脸上始终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服务员搬来一张椅子，我请毛泽东坐下，他不肯坐。从午后3点到晚上10点（除吃饭外），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迅速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又换右手。当万岁声越响越高时，毛泽东情不自禁探身栏杆外，去伸手招呼群众。终于，他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退场群众发现领袖仍在他们中间，并且通过广播高声和他们讲着亲切的话，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拼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在城楼上激动地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城楼上下一呼一应，群众沸腾了！跳跃舞蹈，沉浸在狂欢的热烈气氛之中。陈毅同志激动地放开大嗓门：“看了这，总算此生不虚度！”
大典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回到菊香书屋，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那时，人民解放军的军衣还没制定统一式样。人们对军装的概念似乎只是以黄色为标准。所以，毛泽东对他那套开国大典的黄呢子制服也视为“军衣”。参加大典之后，因为叶子龙送来的黄呢子料还有不少，我又请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做了3套相同式样的制服。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定之后，毛泽东对我们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
此后，我们卫士都脱下军衣，再不曾穿过。毛泽东也再不曾穿过那套开国大典穿的“军衣”。几个月后，就是1954年初，毛泽东对江青说：“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江青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沙发上放了4套黄制服。江青说：“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你1套，马武义1套，赵鹤桐1套，李家冀1套。”
我“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说：“还有孙勇怎么办？”
“噢——要不这样吧，你和孙勇一人两套吧。”江青说道。
我负责内卫，孙勇是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在分衣服时，我将那4套黄军衣打开，特地挑出了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穿的那套衣服，再从另外3套里拿了1套，抱回自己家。剩下的两套就送给了孙勇。
可是，毛泽东的衣服我穿着肥大，实在有碍观瞻。我决定把衣服改一改。我爱人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
我说：“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就这样，我将具有历史意义的这套衣服裁剪了，改成了适合我身材的衣服。穿起来精神了，当时很满意很高兴。
1967年，天津历史博物馆收集重要历史文物，来找我。听说开国大典毛主席穿过的衣服在我这里时，他们就收走了这套衣服。
十二、“我的好娃娃”
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1940年8月为江青所生。在毛泽东的子女中，李讷是我看着她长大的。
我至今记得那个小人儿，刚刚7岁的小姑娘，行军之余，举着一个小搪瓷碗，和战士们一样，排队吃大锅饭。
李讷考入大学之后，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太安全。我便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然后我进校找她，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我认为这样做学校里的同学们不会知道，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可是，这事被毛泽东察觉了，他严厉批评了我。我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盯住我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于是，我便从天津给李敏、李讷每人买了一辆飞鸽坤车。
由于不许接送，孩子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那段时间李敏身体不好，在家里休息。李讷仍在学校吃住。我派卫士尹荆山去看望李讷。李讷脸色不大好。小尹问是不是生病了？孩子忸怩半天才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
尹荆山回来向我汇报，我听了心里又急又难过。且不论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单凭当年一起转战陕北的情谊，想到她吃了黑豆仍然为我们表演京剧的情景，我也不能不管哪！我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孩子送去。
李讷眼睛骨碌碌转，观察附近没人，忙把两片饼干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吞下。吃这点东西就像作贼一样怕人发现。我心里一阵阵发酸。她舍不得多吃，小心翼翼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我说：“吃吧，我还给你送。”
然而，事情被江青知道了，狠狠训了一顿。我顶了她几句。因为有教训，她不敢像训卫士那样训我，怕我跟她吵架，便跑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把我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我不怕江青发脾气，但是害怕毛泽东发脾气。我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我再不敢言声，也再不敢给李讷送饼干。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来。卫士尹荆山在倒茶时提醒毛泽东：“主席，李敏和李讷回家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说：“嗯，那好，那好。”
毛泽东没有专门吃饭的饭厅，每次都是卫士用食盒把饭提到卧室或办公室吃。今天搞了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炊事员得意地说：“我今天多下了一倍的米！”
李讷在毛泽东卧室里向父亲汇报学习情况。末了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也少，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叫。”毛泽东教育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尹荆山进去招呼：“主席，饭好了。”
“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一起走到饭桌旁。
李讷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她深深地、深深地吸吮着香气：“啊，真香哪！”她望着父母灿然一笑，那么天真的可爱！
江青望望女儿，望望毛泽东，想说什么，可是卫士们侍立旁边，她便忍住了。勉强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
“吃吧，快吃吧。”毛泽东用筷子示意。
李讷大口地向嘴里拨饭。
“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不自然。
李讷瞟一眼侍立的卫士，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
“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地往李敏、李讷碗里夹菜。
李讷在父母面前不拘束，慢吃不了几口又变成狼吞虎咽，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口口饭菜吞下去。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点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嚼得那么慢，那么慢……终于，他停了筷子，停了咀嚼，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
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毛泽东。她接连几次喘粗气，便盯着毛泽东不动了。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讷好容易把嘴离开饭碗。“哦，”毛泽东不着边际地笑笑，“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青人。”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卧室，叫卫士们退出。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圈红红的，显然哭过。我们明白这是为什么，都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还算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还是各守本份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十三、发动“三反”“五反”
为巩固新生政权，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951年11月底，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天津专署副专员李克才同志把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的问题公开揭露出来。天津地区的代表纷纷上台发言表示支持李克才，进而又揭发出刘、张的许多其他问题。省委组织部长代表省委当即在会上表态，要严肃处理。通过调查证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触范了党纪国法。12月4日，省委通过决议：开除刘、张的党籍，依法对其拘留审查。“刘张事件”上报华北局。华北局又申报中央。那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书记处领导在颐年堂开会，专门研究杀不杀的问题。毛泽东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那天参加会议的还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一起讨论了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利用盖办公楼大量受贿和生活腐化问题，会上决定枪决宋德贵。尔后，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高干会议。会上，薄一波同志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和书记处决定，并作“三反”“五反”动员报告。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行便在全国展开。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特别法庭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刘、张等人受到严厉制裁后，大大地推动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仅用半年时间就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有一天散步，毛泽东望着我问：“你有贪污没有？”
我说：“没有。”
“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
“我永远不贪污！”
“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没有！”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说：“我一定努力做到”。
毛泽东用大手亲切地抚着我的后背：“要节约。比如洗衣服，袖口领口多擦些肥皂，这些地方容易脏。其它地方揉揉搓搓，一捋就行。这样可以节省肥皂。”
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都改为工资制。我每个月50多元，毛泽东200元多点，江青大约是100多元。毛泽东的家庭帐都归我管理。我写了个计划开支的明细表，穿衣、吃饭、房租、家具折旧费，支援困难同志及节约几项。毛泽东对其它开支赞同，对他的伙食费有意见：“一天3元高了吧？”
“不高，招待客人也要从中支出呢。”
毛泽东提笔在我的计划表上批了两个大字：照办。
毛泽东生活是非常俭朴的。没有他的亲口允许，是不能为他添置新衣报的。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汁或是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膏”“霜”“油脂”一类护肤品，甚至没用过牙膏。他只用廉价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牙粉也可以用。将来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家都用了高级牙膏我也会使用。”他的牙刷什么时候用秃了，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竹木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从来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习惯。”
毛泽东使用的被褥都是普通棉布棉花做的，里外白布，几十年保持不变。还有用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毛巾被、睡衣和一条薄毛毯。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时仍是这些东西。他的内衣内裤以及长筒线袜子更是补了又补，以至于坐下来，一不注意伸出腿，就会露出袜子上的补丁。他接待客人时，我们常要提醒他“家丑不可外扬”。
毛泽东办公离不开茶水，喝过茶的残茶他就用手指抠进嘴里吃掉。他喜欢吃粗粮，进城后一直吃红糙米，里面还常常要掺上小米或绿豆或芋头。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了。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这其中少不了一碟火煸的青辣椒或辣椒酱，一碟霉豆腐，一碟苦瓜。但是毛泽东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多。他从来不愿意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他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头，只以感觉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餐的时候多，还有只吃一餐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吃饭方式。我们值班室有个电炉子和大搪瓷缸子，经常是由我们卫士在电炉子上煮一缸子麦片粥加牛奶、鸡蛋，就着秘书叶子龙为他做的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
有这么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因连续工作，又是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凌晨两点，值班卫士封耀松小声劝道：“主席，您已经十几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封耀松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在陕北时我们就是这样，毛泽东怕影响炊事员休息，夜里只让卫士烤馒头片来吃，不许惊动炊事员。可是，侯贵友师傅还是被惊醒了。他眨着两只睡意朦胧的眼睛嚷道：“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
封耀松摇头苦笑：“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侯师傅闭口无言。“交待了的就去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候师傅也懂得，不照办才是“胡闹”。
封耀松烤熟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进门一看，毛泽东头斜靠在床栏的毛毯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左手还拿着文件，右手抓着笔。这种情况不少见，不能叫配毛泽东。封耀松将碟子放在暖气上，便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到门外，让冷风吹一吹。
封耀松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轻手轻脚进屋，捧起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想吃了。拿来吧。”
毛泽东在床上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过去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封耀松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要亮了。毛泽东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嚷嚷还在吟。封耀松见毛泽东自得其乐，便悄悄退出屋，继续吹凉风以驱走疲困。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的呼噜声隐隐又起。封耀松轻手轻脚进屋，碟子里只剩下一个芋头了。毛泽东歪在右肩一侧睡着了。封耀松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不对。探过头去仔细打量，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抓在手里。嘴里的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颤栗着。封耀松鼻子一酸，眼睛立刻模糊了。忙镇定下来，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
“哪个？”毛泽东不高兴地问道：“怎么搞的？”
“主席！”封耀松叫喊一声，哽住了，泪如泉涌。他双手捧住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嘴唇只是抖，再说不出一句话。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该睡觉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毛泽东说：“那我就睡觉吧。”
十四、毛泽东非常喜欢雪
毛泽东喜欢游泳，喜欢京剧，也喜欢雪。
毛泽东诗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沁园春？雪》。是雪赋予了诗人伟大的灵感，抒发出磅礴千古的胸怀。
1951年冬，北京落下这年的第一场雪。那时，“三反”“五反”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毛泽东工作一夜，批阅了大量文件资料，天亮时，放下笔。他舒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
打开门跨出门坎一步，他便猛地立住了脚。门外正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他像孩子似的睁大眼睛，凝望这银白色的世界。他被雪激动了，陶醉了。一名卫兵见毛泽东站在门口不走，忙抓起扫帚匆匆去扫路。
“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眉头皱起来。他发现铺砖路上的雪比别处的雪薄，大声问：“这路是你扫过的吗？”
卫兵连忙解释：“黎明时我已扫过两次，雪一直下，所以……”
“一次也不能扫。”
卫兵放了扫帚，怔怔地望着被扫过的雪地，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已经走出廊檐，走下台阶。小心翼翼，步子迈得极慢极慢，像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走出两步，他又停下来，回头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一般新奇惊喜的神色！他不忍心再向洁白无瑕的雪地落下脚去，把抬起的脚缩回来，重新落在原来留下的脚印里。
他开始粗重有声地深呼吸。他休息时喜欢作这种呼吸运动，以畅胸怀。他叹了一口气：“唉，空气多新鲜！”
他仍然不忍心踏破雪，两脚始终保持一前一后的姿势立着不动。抬起手，用手背和衣袖接雪。他入神地观望落在手背和衣袖上的雪花，欣赏这大自然的创造。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卫兵远远提醒，同样不敢迈步，怕践踏了毛泽东迷恋的雪。
毛泽东不理睬，他手背上的雪化融化成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毛泽东伸出舌尖一触，水珠不见了，他咂咂嘴，舒畅地笑了。他松口气，开始在没有雪的廊檐下踱步，而后又出门，沿中海走。我追上他，发现他爱雪爱得“自私”。他舍不得踩自家的雪，可是不怕踩外面的雪。他不走扫净的路，专走雪地，入迷地倾听着脚下的咯吱咯吱的碾雪声。不时回身望自己的脚印，不时停在松柏旁欣赏枝丫上的积雪。
他的思想太活跃，你简直无法追踪。他凝视片刻枝丫上的雪，忽然又一次问我：“银桥，你有没有贪污？”
我稍微有些吃惊。怎么又扯到这上面了？
“没有。”我坦然回答。
“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毛泽东指着松枝上洁白耀眼的积雪说，“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让糖衣炮弹打中”。
“是”。我答应着。
毛泽东继续在雪地上走，又问道：“你喜欢雪吗？”
“喜欢”。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于是，我知道毛泽东对雪有特殊感情。我布置下去，庭院里的雪以后不要再扫，留下来，供毛泽东观赏。
陈毅同志很了解毛泽东迷恋雪的心情，到毛泽东的住处来，从不厌弃他庭院中的雪。有的首长却不知道情况，一边皱着眉头跺去沾在脚上的雪，一边大声说：“小鬼们好懒哟，院子里的雪也没的扫一扫！”
我发现，只要下雪，毛泽东一定会格外精神焕发。很少有东西能中断毛泽东工作，唯有下雪例外。
十五、输不起的江青
50年代和60年代初，江青没什么事干。毛泽东给她看的材料她才能看，不给就看不到。江青闲得发慌，每天就是打扑克。她在玩的方面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输得起，她输不起。
毛泽东极少打牌，休息脑筋时偶尔玩一下。他会算计牌，打的很好，就是不大玩，进城后基本不再玩。下棋也不多，偶尔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下盘围棋，也是输的时候多。
江青则不然。她一定要赢才行，赢不了就发脾气，埋怨对家。她总是跟我打对家。我要是出错牌，有时免不了遭白眼。遇上对手弱，比如同其他卫士打，他们牌艺不比我们强，我们赢起来不难，牌也好打。若遇上对手强，比如那些聪明伶俐的女护士，这牌就难打了。对方若是不让着我们，我们就很可能输，但是让着我们又不能露出破绽，露出破绽麻烦更大。
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打扑克。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建造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有时住中南海，有时住新六所，来回跑。直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才不再去新六所居住了。
那天打牌，一坐下我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好，心里不免犯嘀咕。越犯嘀沽越出错牌，越出错牌江青脸色越难看。纵然对方想让我们赢也不容易做到了。我又出错一张牌，这时，江青忽然把满手牌摔在桌子上。
“不打了！”她一下子立起身，怒气冲冲指着我：“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地站起来。糟了！我心里暗暗叫苦，这事怎么会被她知道了？那时，全国还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从延安时期江青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特别是“三查”“三整”运动中，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后，更是恼火运动，害怕运动。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很少参加。我曾多次听她说对搞运动不满的话。什么“有些人吃饭了没事干，整天琢磨着搞别人。”什么“哼，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会搞你！”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江青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我随口说了一句：“躲风
呗。”
现在，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去了，她趁打牌机会把火发泄出来。我无言以对，心里有些慌张。“哼！”江青恼火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跟在后面走，想解释，又不好解释。
“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话呀！你说没说我躲风？”
“我说过。可是……”
“你为什么说？”
“我不是有意的。徐秘书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出去？我是随口讲了一句。”
“你这个没良心的！”江青眼睛都湿了。“我政治上保护你，你反而诬蔑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没有诬蔑你……”
“我再问你，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
“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我叫你派车去学校接她回家，你为什么不去接？”
“接了。我去接，是李敏不肯回来”。
“是你挑拨！”
“这一条我绝不承认！”
江青顿着脚越吵越凶。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经快下午5点钟，毛泽东该起床了。我冷静一下情绪，尽量沉稳些语气，说：“江青同志，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照看。”
我匆匆赶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电铃。我理理衣冠，忧心忡忡走进毛泽东卧室。毛泽东擦过脸后，照例靠着床栏吸烟喝茶看报。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我跟江青同志吵起来了。”
毛泽东自顾看报，漫不经心地问：“你为什么跟她吵啊？”
“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词句说，“我说她躲风，她说我是政治诬蔑。”
“噢，躲风？”毛泽东掀起眼皮，开始注意了。问：“那么，你有没有说啊？”
“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讲了这个话。”我把事情经过叙述一遍，然后解释“主席，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
毛泽东沉思着点头：“嗯，没有就好”。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
“你有没有这个事？”
“没有。”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叫江青来，我跟她谈谈。”
我退出来。江青还在院子里团团转呢。我小心翼翼走过去说：“江青同志，主席请您去一下”。
“你可真行哪！”江青斜我一眼，意思大概是说我“恶人先告状”。我没解释，这个时候越解释事越多。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我忙赶到毛泽东的卧室。江青这时已经不在屋里。“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望着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得承认错误，写检查”。
“怎么写？”我犯愁地问。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么”。
“她说我政治上诬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跟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没有就写没有”。
“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青同志，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的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点文章。话是说了，但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后交我看看”。
我赶紧回自己屋里写检查。写完马上送毛泽东看。
“嗯，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把检查放床头柜上，望着我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到中南海去躲一躲”。
我茫然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笑了，说：“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躲”了十多天，毛泽东叫值班卫士打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去。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你带着东西去医院看看她。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的房间里等着，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让我送去。我乘车赶到北京医院。一进病房，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着等候。片刻，江青擦着手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
我说：“来了。”
江青说：“坐坐坐”。
我把东西放桌上，坐下来。心情也松快下来。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该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经变柔和。
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之类的话。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听说，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说：“心胸不要总是那么狭窄。银桥一听说你病了，很着急，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就“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就这样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
可是，这件事还是意想不到地留了条小尾巴。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保存起来。”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文化大革命”中，这份检查被“造反派”抄家抄去，成为我一贯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的“铁证”，为此，我被关被批斗。幸亏1970年11月毛泽东路经天津时打听我的情况，得知消息后立刻命令放人，解放了我，并且很快恢复了工作。
十六、殷切的期望
1954年的一天，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我叫去，提议为警卫战士和身边工作人员办一个业余学校。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强不起来。他让我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国兴管理员买来课本和笔墨、字典、地图、作业本等，70多个人每人发一套。并以他的名义请来了王近山、朱进礼、周启才等5位老师，分别教授语文、数学、地理、政治、自然等课程。业务学校的课堂设在一排小平房里，每天除值班人员外，大家都去上课，一般上下午各上一堂课，每堂上一小时。
业余学校从1954年开办到1957年结束。老师教的认真，大家学的努力，70多名警卫战士和身边工作人员，几乎都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毛泽东经常检查我们的作业本。有一天，封耀松从业余学校上课回到毛泽东身边，忙将本子递过去。毛泽东先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
小封也很高兴。可不，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他打了一个大大的“5”。可是，毛泽东还在看他的作业，看得很仔细。笑容渐渐消失，“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
小封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他默写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小封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
“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辗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笔给小封改作业，“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小封的5分变成了3分。
机关业余学校有5位老师，其实大家还有第6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5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们一门功课。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我们。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为我们花了很大心血。即便平日里写家信，也常要帮助改正错别字。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就不知给大家讲过多少遍。
毛泽东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习，也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他说，你们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睡觉不行，要锻炼。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行啊？你们跟着我转，时间长了，把身子拖垮了不行，要锻炼。有了好的身体，将来可以做很多工作。开始，他教我们学游泳。我和封耀松、田云玉、李连成、张仙朋当卫士之前，都会游泳，但技术都不精。毛泽东利用他游泳的机会，就教我们如何侧泳，如何仰泳。慢慢地，我们几个人都成了游泳能手，跟着毛泽东去追赶大海的浪潮，去畅游湘江、长江、邕江。后来，毛泽东又拿出钱来，让我们去买来单杠、双杠、哑铃、拉力器、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械，供我们锻炼身体用。
从此，我们每天都坚持锻炼。毛泽东散步时，常来看大家锻炼。毛泽东看到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生龙活虎，高兴地笑了。有时，他还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乒乓球台就放在菊香书屋西房江青原来的会客室里。毛泽东打乒乓球是横握拍。同他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常常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那球落得忽近忽远，忽左忽右。对手奔跑不迭，不一会儿就呆汗淋漓。有时，毛泽东瞪大眼睛，虚张声势地望着对手的左案，当对手作好接球准备时，他的球拍挥动一半，忽然抽回胸前，轻轻一推，把球推到右案角，对手应接不暇，差点滑一跤，他便哈哈大笑，吮一吮下唇说：“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游过泳之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部队的同志们都换了崭新的军装，站成队列。毛泽东走在队列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担负外卫任务的战士，他就叫不出名字了，便一一询问。院子里的气氛很快便活跃起来。
毛泽东讲话仍然保持着延安时代的作风，亲切、随便，喜欢启发式，习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阐述任何最复杂的道理。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的目光从前扫向后。队列里就有人回答：“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点点头，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一般不爱讲空道理，特别对是工农兵，讲话只讲有具体内容的话。他象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讲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的工业化前景。这时，他抬起左手，用右手扳着指头说：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三项任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作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意义作了详细阐述。并且热切地号召每一名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调查材料，要研究社会，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事后毛泽东对我讲：“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要求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工作的一中队成员，须从全国每个专区选一名，不要重复。那以后，每个休假回来的战士都要写调查报告。战士高碧岑的材料，毛泽东看后，说：“写得很好。你写的这位合作社干部，病得那么重还要带领群众搞生产，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你代我写信问候他，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说罢，毛泽东在高碧岑的材料上写下一句批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不久，战士曾文从广东探亲归来，将一份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战胜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的调查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激动，在调查报告上写了四个大字；“合作社好。”
1955年春天，毛泽东叫我回家探亲，顺便了解合作化进行情况。我带了任务回河北安平探亲，找农民聊，找村里的支部书记聊。支部书记李培学先讲了村里的合作社最初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优越性，存在什么问题。讲到后来，他说：“唉，开始还不错，现在有些简单化了。”
我问：“怎么简单化了？”
他说：“区里来了干部，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他就在人前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你说，谁还肯站那边跟蒋介石走呀？情愿不情愿都得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符合政策么。”
我说：“确实简单化了。你能不能写一下？”
支书高兴了，说：“行，我写封信，你捎给毛主席他老人家。”
回到北京，我把信交给毛泽东，如实汇报了情况。毛泽东一边看信一边摇头：“那怎么行啊？胡闹，太简单化了！”说罢，他想了想，抓笔作了指示。批给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要他注意这件事情。
林铁同志：
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
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三月五日
河北省委接到批示后，就派人下去了解情况。并把结果拍电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阅后，批给我看：李银桥阅。
河北省委在纠正简单化过程中，又发现了南王庄以王玉坤为首的三户农民的合作社，便也写了一份材料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这份材料后，很振奋，为此写了《五亿农民的方向》那篇文章。
就在这一年，汪东兴不再兼任卫士长，我由副卫士长升任卫士长。毛泽东是这样评价我：“你不爱说话，不善言词。但是纪律观念强，时间观念强。工作钉是钉铆是铆，不搞小聪明。你学习稍差些，但人是好人，心眼好。这就行。”
卫士长是不参加值班的，但毛泽东改变了这一惯例，对我说：“升官了，可是老不见也不好吧？我和你惯了，你一礼拜值一两个班，这样我就可以见到你。”我照毛泽东的话办了。每星期值一两个班，保持经常见面。
1954年，林克同志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林克英语较好，毛泽东虽已年过花甲，工作又是那么繁忙，但他还是身体力行，挤出时间来同林克一起学习英语。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他就从阅读新闻、时事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英译本。
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林克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林克听他的发音是否标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为了学好英词，他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以备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
毛泽东学英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利用了起来。他经常在刚刚起床后，或在入睡之前，或饭前饭后，或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来学英语。在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随时都挤时间学习英语。1957年11月，毛泽东去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也没有中断过英语学习。他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睡觉前总要让林克同他一起学习一会儿英语。
十七、一周吃两次红烧肉
毛泽东喜欢吃红烧猪肉，喜欢吃五花肥肉。我在他身边15年，他进口的东西必经我们卫士之手。这15年中，他没吃过任何滋补品，如果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
保健医生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要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毛泽东每次都摇头，他的固执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他的道理又是轻易不好反驳的。他有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一次，他用毛竹筷子敲敲碗里的二米饭（小米加大米）望着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
另一次，他皱着眉头朝喋喋不休的保健医生挥手：“你不要说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
毛泽东有时简直是个谜，就是我们这些贴身相处的卫士也往往感到他确实“神”。他的工作量惊人，睡眠、饮食、活动都没个规律性。可他的身体就没事，极少闹病，身体极健！怪不得任弼时多次向周恩来感慨：“中华民族有幸，出了个毛泽东！”
记得1956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又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值班卫士田云玉一再提醒：“主席，你该吃饭了。”
“是吗？”毛泽东喝着茶说：“嗯，有些饿了呢。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按规定，毛泽东一周要吃两次红烧肉。这天又轮到要吃红烧肉了。可是，江青知道后，却不让搞。说实话，江青对毛泽东的生活还是比较关心的。她对营养学有一些研究，特别是进城后长了不少知识，反对毛泽东吃肥肉，多次劝毛泽东：“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我们卫士组归她管，她的话又不能不听。何况，我们也希望毛泽东多吃点好东西呢。田云玉就照江青的话办了。
开饭了。毛泽东一看桌上没有红烧肉，便问道：“红烧肉呢？”说着让田云玉把我叫去。
毛泽东问我：“为什么没有红烧肉？”我没有回答，我等着江青帮助说一句解释的话。可是，江青坐在一旁，一声不吭。
“为什么交待了的事情不办？”毛泽东生气了。他历来坚持“交待了就要办”的原则。
我垂下头，无言以对。我仍然不能去看江青，看一眼就等于转移矛盾。但我还不肯放弃那一线希望，还在期待……
江青仍然不说话。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毛泽东一见我哭了，说：“你下去。”毛泽东草草吃几口饭便放了筷子。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睡觉前，让田云玉把我叫去。我坐在床边的一个凳子上。毛泽东小声问我：“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
我眼里又含了泪，不肯说。毛泽东皱起眉头，一再坚持要我说。正在这时，江青从西屋穿着睡衣走进来了。我不安地站起来。毛泽东皱着眉头白一眼江青。江青立刻喊起来：“你们谈，你们谈，我走！”
江青一脸愠色，转身就走。我忙跟上去送她，身后传来毛泽东的怒声：“别管她，谈我们的！”
我返回来，坐到毛泽东身边。欲言又止，真难哪！
“你说么，”毛泽东有些烦躁，“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于是，我把江青不让做肥肉的经过如实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吩咐道：“今后，我和她就分开吃，她吃的饭按她的口味搞，我吃的饭按我的口味搞。”
那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就分开吃了。即便在一个饭桌吃饭，也各吃各的菜。毛泽东从不动江青的菜，江青仍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因为毛泽东爱吃辣，他说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所以江青总要夹几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毛泽东有时发脾气，就象天真无邪的孩子赌气一样，是很有意思的。在他身边15年，他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充满了孩子赌气的味道。
那是1959年，我随毛泽东去上海，就住在专列上。一天中午，我见他睡着了，按睡眠4小时算，也要到下午了。我便进城到干部俱乐部办事。下午赶回专列，才知道毛泽东提前起床，进城开会去了。是值班卫士来电话告诉我的。我赶到毛泽东那里，他已经开完会去吃饭。我知道饭后要去干部俱乐部看《小刀会》的演出，便在车旁等候。
毛泽东出来了，旁边有柯庆施等人陪同。我忙抓住车门等他过来上车。可是，他立在台阶上不走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突然喊：“李银桥，你是干什么的？”
他喊声很大，一脸愠气。我想什么事啊？怎么突然发脾气了？我忙朝台阶上迎。他也朝台阶下走。我搀扶他坐到车里。他不时吮吮嘴唇，既不看我，也不说话，反正是不高兴，生闷气。坐到礼堂看戏，他仍然不理我。直到戏开始了，他进入了剧情，才忘记了生气的事。他是容易入戏的。
演出结束后，我在回来的路上小声问：“主席，今天出什么事了？惹你生气了？”
毛泽东嘟着嘴，翻我一眼：“还说呢，把我嘴都烫坏了……”
后来我才问明，毛泽东吃过饭后漱口，水太烫，把嘴烫伤了。是一名卫士没试水温就递了过去。我以往都要试过水温，不烫不凉才递上去，毛泽东已经习惯了，接过来就是一大口，这次他又是这样，结果立即喷出去了，可也烫得不轻。事后只朝我喊了那么一嗓子，气就全消了。
十八、“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
1962年4月的一天，值班卫士张景芳跑来说：“卫士长，主席叫你去呢。”
我理理衣冠，走进毛泽东卧室。他还是老习惯，躺在床上，背靠床栏看文件。
听见我的声音，抬起头望着我说：“来，过来。”
我一步步走到他床边。我的脚步有些艰难，当时担任警卫局长的汪东兴已经和我谈过调离的事。那次，和我同时被调离毛泽东身边的还有叶子龙、封耀松、高智和王敬先。
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在我背上轻抚。半晌才问道：“听说你要走啊？”
“……”我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听说你要求到石家庄去？”
“你听谁说的？”我问了一句。
“……”毛泽东没有作声。
“我要离开你的话，我不到石家庄去，到天津去。”
“那好。”毛泽东提高声音说：“你去天津，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找你谈谈……”
又是难忍的沉默。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可你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这时，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工作15年，多少难忘的往事一下子浮上心来。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毛泽东是感情很丰富的人，容易动感情。我一哭，他受不了，马上也流下泪来，声音哽咽地说：“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毛泽东说到这里，我呜地哭出了声。这是实情话。从我恋爱、结婚到生孩子，毛泽东事事处处关心，就象父亲一样。我逐渐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整整15年呵……
我想起转战陕北时，我陪着他老人家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他累了，我帮他按摩；我困了，他悄悄把衣服披在我身上。我有了心事就向他讲，他有了不愉快的事也跟我说，就连他跟江青吵嘴也要跟我说。战争年代生活苦，有时贺老总送一些鱼来，他吃一半还要给我留一半……
现在，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握着我的手说：“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炼锻炼，工业、农业、公安，几种事情都干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团结，多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同志们学习……”
这时，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用手一拉，把我一下子揽入怀中，拍打着我的后背，哭道：“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一次啊……”
这时，我泪如泉涌。但是看到毛泽东伤心得厉害，马上想起自己的责任，不能让主席伤身子啊！我竭力克制住自己，流着泪说：“主席，我听你老人家的话，下去要好好干，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擦着泪水点头：“好，那好，那好。你在我这里工作15年，职务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己，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主席，我记住了。”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哭出了声。
最后，毛泽东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纸袋说：“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钱。这是800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多次在经济上帮助我和其他卫士。我摇头，说：“我不要，我不缺钱。”
“拿着！”毛泽东说。
毛泽东见我拿了钱，点点头，声音放缓和，又叮嘱说：“下去后多依靠工人，特别是要多向老工人学习，凡事要多请教工农兵。”
离开中南海后，我于1962年4月调任天津市公安局五处副处长。1964年初，我和爱人韩桂馨又一道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是在中南海游泳池谈的话。当毛泽东得知我们的家乡被水淹了的情况后，又支援我一千元钱，早用纸包好了，分两袋，亲手递给了我。说：“这是我的稿费，你家乡被水淹了，受不小损失，多少帮助你解决困难。以后你每年回家乡一次，了解下边的情况，给我写汇报材料。”
http://www.mps.gov.cn/n2254860/n2254883/n2254885/c369703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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