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新年，我们面临毕业分配、参加工作，即将成为自食其力的产业工人。然而，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我们成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1976年的事太多了，有人说：但凡有大变，就有大事频发。本集和以下几集仅提及一些亲身经历，而不是描述这些大事的整个过程和前因后果。
一月9日一早，我和父母像往常一样起床、准备上班上学，对面的邻居家像往常一样大开着收音机。突然，一阵哀乐从邻居家传出。妈妈一激灵：“可别是总理，快开收音机！”于是我家也回荡起哀乐，随即我们得知是周总理去世了。妈妈扶着里屋至中屋的门框大哭，把我吓坏了，她一直教育我要坚强，小时候跌跤都不让哭，以前从未见过她流泪。再看我爸，他耷拉着头呆呆地坐着。父母这个样子让我感到惶惶不安。
11日是星期日，听说人们在向长安街聚集，因为总理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火化，灵车会经过长安街。我和小毛姐骑着车向西单赶，一路上看到不少同行的人戴着黑纱或小白花。到了西单，街道两边已经站了好几层人，大部分是表情严峻的中年人，他们以久经磨难历练出来的沉默，引领着现场的气氛。从外表看，主要参与者是工人和知识分子，有少量解放军和农民；看不出他们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人们在凛冽的寒风中耐心地等待，连小孩儿也不哭不闹。当灵车缓缓驶过，人们或脱帽敬礼、或鞠躬，眼里含着泪花。同一时间，我妈在六部口办事，也加入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行列。
灵车带走的是人们心中最后的希望。早在周逝世前，他与王张江姚的矛盾几乎公开化，批“周公”、“大儒”明显是剑指总理。因为要靠他治理国家，对他只好打而不倒。多数人认为，周尽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文革的祸害。现在他走了，留下绝望的人民、破碎的山河。
之后的几天里，人们自发地向天安门广场聚集悼念总理。第一天晚上，我随我妈和她的朋友前去纪念碑下默哀。人越聚越多，默哀后在树上挂上小白花。接下来的几天，我与朋友们每天放学都去天安门，在广场上流连忘返，几乎至深夜才回家。每天都有人群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花圈越做越大、越精致，还有各种表达悼念的挽联、标语、条幅，工厂的工人们抬着巨大的金属花圈，从工厂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最后一天，纪念碑下已经是一片白色的花海。我拿着家里的相机，将这一幕幕历史画面 记录在胶卷里。就在那天的后半夜里，一阵妖风卷走了所有的花圈、挽联、树上的小白花。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只能招致更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照片来自网络https://www.sohu.com/a/206741513_824814）
同学们在学校里交换所见所闻和照片，朋友捷喜欢我的照片，说她哥最近正好在北京，他们可以在家放大照片，我们商定第二天周日她到我家取胶卷。第二天，捷来取胶卷，我把胶卷里三层外三层包好交给她。捷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去家附近的邮局，迫不及待地把所有照片分别寄给外地的朋友们。第二天在学校，爱说爱笑的捷出奇的安静，回避我的目光。后来她自己忍不住告诉我，头天离开我家时，她把胶卷放在钱包里，本来就装有一张公交车月票的钱包由此变得鼓囊囊的。那时女学生没有坤包什么的，没带书包的她把钱包放在大衣兜里，在公交车上不幸被偷走。这卷珍贵的记录没了，我竟没留下一张照片，很是遗憾，也为我的“四·五”经历埋下了伏笔。
生活暂时回归平静。大约是一月底春节前后，我们毕业分配的名单公布了，我与捷及两名男生一起被分到北京市最远的石景山邮电局。因为石景山很偏远，被称为“北京邮电局的西伯利亚”。可我没有被“流放”的感觉，有好朋友捷在一起，我没有丝毫的失落感，而且我知道有人天天去首钢上班，邮电局就在首钢附近的金顶街。
石景山邮电局电报班来了四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来到单位报到时，内勤（营业和收发报）只有四人，袁师傅营业，副班长和一位老大哥师傅收发报，班长兼做营业和收发报，外勤是古师傅和两个小伙子，同事们都很善良，对我们关爱有加。
班长和副班长都是复员军人，非常能干，如果不是当兵、提干、转业，他们仍然生活在艰苦的农村。班长的老婆孩子在农村，因为没有北京户口，班长只有在探亲假时与家庭团圆。班长不大说话，很热心帮助顾客。营业是通过与顾客沟通，看懂他们写的字、注明不清楚的字、改正错别字，然后按照每字（电文加地址）3分钱收费。石景山地处城乡交界，平均文化程度与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相对应，常有顾客写的字“四不像”，根本查不到相应的电码。这时不得不把人家的私事问个底朝天，方能明白他们要写的内容。有时要帮顾客重新拟写电文，字要达意，还要简略省钱。每当班长遇到自行造字的顾客，他总是调侃地问：“您是不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
副班长是一位高大的山东人，脸上总是泛着和善的笑容。他娶了石景山本地姑娘，成了当地人的入赘女婿。副班长特爱说话，对天文地理、文史音乐都感兴趣，大胆议论国事，来后没多久我觉得自己也会说山东话了。女中年袁师傅人特别好，对我和捷很照顾，安排我们上8-5的班，这期间虽然业务量相对大，却可以早回家。和气的老大哥师傅唯一的期盼，就是有朝一日调到城里离家近的地方，我们来后人手多了，距他的目标更近了。外勤的古师傅是电报班的党支部书记，是个话语不多的大好人，很少看到他们四人（两位班长、袁、古师傅）的党支部活动。
我大概是在毕业前入的团，具体过程竟被我遗忘殆尽，一定是即无大喜也无大悲。我的好朋友们大都进校时就是团员，因为我们相处很好，没有让我有丝毫的自卑感，因而入团前后没有反差，当然不排除是她们把我拉进了团。电报班原来没有团支部，现在增加了四名团员，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团支部。外勤的一位小伙子任书记，这是一位读过很多书的青年，他很少召集活动，活动也是高谈阔论，谈书和时局，气氛热烈、自由。
这里的业务量相对少，只有一条线路收发电报，分时使用一台电传机，而城里的邮电局至少有收、发两条线路。除此之外，业务流程和标准与其他地方一样。电报原文交给发报员发到六部口的电报大楼，从那里再转到全国各地目的地邮电局。发报期间电文都打在纸上收为底稿，校对将底稿与原文进行比较，查出错要向电报大楼发专电纠正。只要我局没在发报，如果有我局的电报，电报大楼朝我们局发的电报，被同一台电传机接收、打印。我们将电报纸撕下译报，译好的电报经过校对后，交予外勤人员，穿着一身绿色制服的外勤，立即骑着摩托车呼啸而出。
日常的电报基本上是首钢的公务，与唐山的业务电报挺多，因为首钢的铁矿石由唐山提供。首钢的大烟囱每日排出大量的烟尘和雾霾，使得白色衣服下班后几乎成灰色的，而且越掸越灰，必须无接触地抖。脸、鼻孔和头发都有粉尘，擦汗能把自己擦成个大花脸。那时不知道PM2.5及其对健康的危害，更不知道拒绝“服雾”是我们的权利。
石景山远离都市的喧嚣，没有政治上的“紧跟”，人际关系简单。实习期间，城里大邮局复杂的人际关系、勾心斗角，常使夹在中间的我们不知所措，我一度很悲观，想到在这样的环境干到中年，十分沮丧。幸运的是，我在石景山这样自由、宽松、简单的环境中，度过动荡的1976和转型的1977。
现在的石景山金顶街邮局，天空湛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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