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垦荒插秧；抱负年华，望日背月汗落锄下
转眼到了1969年，二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身体完全康复了，吵吵嚷嚷要回学校去。母亲同意了，准备让父亲送他去。父子俩还没有出门，就得到高楼中学送来的通知： 初中和高中的应届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也鼓励在校生跟应届毕业生一样，因为大学已经不再从学校招生，即使中学毕业，也无一例外都到农村去。
在1968年12月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全国中（小）学毕业生，响应号召，一批又一批从十几至二十几岁的青少年，离开学校，奔赴农村。这是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之后的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范围内的、遍及各城镇每一个角落的、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
二哥不用回学校了，像大哥一样，要到农村去。他的身体刚恢复，父母本来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这是政策，不能违抗，只能服从。他们考虑再三，决定让二哥去劳动一队，跟大哥在一个生产队。大哥当年下乡时不满十八岁，他想读书，不愿学做农活，后来母亲让他去学了木匠。二哥快二十岁了，应该比大哥强一点儿，能学着干农活；劳动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熟悉，好说话，也能托付他们照管他；最重要的是这里离家近，他可以吃住都在家里，只是干农活时才去队里。父母这么想着，心里踏实多了。
父母领着二哥去劳动一队报到，队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同二哥一起下乡到这里的还有几个从金带场镇和资中县城来的知青，这些知青都住在队里为他们安排的知青点里。知青点是队里专门为知青新修建的、在大晒场旁的三间大瓦房，两间住人，一间做饭和放些柴禾和农具。知青有配粮，队里也给予补贴，柴米油盐不愁，出工下地干活由农民带着，他们现在的情况比当初大哥来这里时好了许多。
尽管知青点样样齐全，可父母坚持要二哥住家里，他也没意见，因为他不想再大病一场了。每天二哥吃过早饭，沿着成渝公路向东走两公里，到了矮子桥、倒店子汽车站，那里就是劳动一队了。母亲怕他干活太辛苦，就跟队长和知青们商量，让他中午在知青点搭伙，下午干完活后回家与我们一起吃晚饭。他这是下乡不离家。
半年来二哥和知青们跟着队长、老农民学会了不少农活，队里没有安排他们做重体力活，主要是跟着妇女们做一些半劳动力的活，当然工分挣得也不高。
一天父母得到消息：二哥在田间突然昏倒，被送到资中县医院去了。母亲一听急坏了，告诉父亲在家照看好三哥和我，自己赶去县医院。一小时后她到了县医院的急诊室，找到了躺在观察床的二哥，他懒懒地昏睡着，手上扎着输液的针头，她弯腰抚摸着他的前额，又着急又心疼地淌着眼泪。
队长见母亲来了，就上前告诉她二哥现在的情况：“钟二得了破伤风，幸亏送来及时，医生正在为他治疗。”
“破伤风？那是要命的病，他什么时候受伤了？”她不明白地问道。
两周前二哥跟着队长去插秧，他的赤脚不小心被田埂上的一块瓦片划伤了，当时他没有在意，回家后也没有告诉父母，因为队长教育他和知青们要在农村锻炼一身粗肩糙皮，有一点皮外伤不要大惊小怪的。近几天母亲只觉得他的精神有些差，正打算要问问他。还没问，这就病倒了。二哥晕倒时，队长就在他的跟前，发现他的脚上有一个小伤口没有愈合，又感到他的腿部肌肉张力增加，就猜到了几分，当机立断叫人把他抬到倒店子汽车站，亲自乘车把他直接送到了县医院。医生检查后，高度考虑为破伤风，立即为他处理小伤口，输抗毒素抗菌素等治疗。
经过一夜的打针输液，第二天一早二哥苏醒过来了，睁眼看见母亲守在病床边，就对她说：“妈妈，我没事，你不用担心。”
“都这样了，还不在乎。你的脚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埋怨地对他说。
他虚弱地笑了笑，对她说：“嗯，一个小伤口，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小伤口也不能大意，田里的泥巴多脏啊！”她告诉他，以后一定要小心了。
“妈妈，我饿了，”他的肚子咕咕叫， 想吃点东西了。
“好啊，人是铁，饭是钢，想吃东西就是病情好转了。”她满口答应，正准备去为他买点吃的。
他们的对话被正在为另一病人打针的护士听见了，她走过来阻止了母亲：“他现在还不能进食，如果有喉部肌肉痉挛，进食会引起窒息。”
“哦，那可以喝水吗？”母亲问道，如果不能吃饭，喝点儿水也行。
“水也不能喝，那会引起他呛咳的。”这位护士回答道。
他们说话的时候，医生走了过来，弄清楚是母亲来看儿子了。他对她说：“您儿子的情况是破伤风早期，多亏这位队长送来及时，不然晚了就有生命危险。”
听他这么一说，她的手心直冒冷汗，马上对他和队长说：“谢谢医生，谢谢队长。”
二哥在县医院治疗几天后出院了，他已经脱离了危险，小伤口也愈合了，只需继续药物治疗和加强营养。母亲带他回到家里，与父亲一起细心为他调理饮食；三哥和我也帮着父母看护他；大哥听说二哥病了在家里疗养，他那时正跟着王师傅在威远钢铁厂干活，就托人带了些中草药补品如虫草当归等回家，给二哥补身体。在一家人忙里忙外围着二哥转了近一个月后，他基本恢复了。他在家里憋坏了，吵着要去生产队干活。父母不同意，又让他在家里呆了一个月，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正常后，才让他去生产队出工。
下乡一年多，二哥跟农民一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开春播种插秧、还有花生棉花；夏日除草采桑、各种蔬菜辣椒；秋天割麦打谷、还有油菜南瓜；冬天积肥备料、还有豌豆蚕豆土豆等。他思索着：要大有作为，光学会干农活肯定不行，要进行农业技术革命。比如提高水稻产量，要培育高产量水稻良种，这需要科学技术知识。就凭他那点儿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文化，甚至加上那几个知青，也是无从下手，这也太不靠谱了。他又思虑着：不靠谱就不想了，既然复杂的事做不了，就想点儿简单的事儿做吧。
劳动一队在金带场大水库周围，水库里的水无论灌溉哪里，水渠都要经过该队。现成的水渠支流只能灌溉水田，不能灌溉旱地。如果稍加改良，这些水渠支流既能灌溉水田，又能往旱地周围蓄水池里灌水，用于旱地里的禾苗浇水。一天二哥把他的水渠改良想法与队长一说，队长哈哈大笑：你懂什么？水渠不用改，旱地也能灌溉。他领着他去看他说的“旱地也能灌溉”是怎么回事。原来在主水渠经过旱地时，有水从主水渠的小缺口流出，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偷水”行为。
大事儿做不了，小事儿不需要，二哥甚感失落和无望：每日步行两公里到劳动一队，跟着队长做着重复的农活，在这巴掌大的广阔天地里很难大有作为。
每年一次的招兵开始了，今年也在知青中选拔。二哥来精神了，他认为当兵去部队，在那里肯定能大有作为。不管有没有作为，二哥是最适合当兵了。
他兴冲冲地跑去金带场公社的武装部报了名，与武装部的沈部长打得火热，体检合格，轮到政审时卡住了。因为父母的“历史问题”，他的政审没有通过，他不能入伍。二哥想不通：父母的“历史问题”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影响他去当兵？
之后他突然告诉父母：“我要住到队里的知青点里去，与家庭断绝关系，明年我就可以去当兵了。”
“你不能去，现在你的身体刚恢复，可经不起折腾，你要再生病，那得要了你的命。”母亲试图阻止他，忧心他离家后旧病复发。
“蠢儿，你搬出去住就跟我们没关系啦？你的血管里流着我们的血，怎么能说断就断！”父亲严厉地训斥他。
“儿啊，听妈妈的话，不去知青点，就住家里，当不了兵就不当了，你还有机会去工厂或推荐上大学，” 母亲夸下海口地哄着他。
无论父母劝也好、训也好、求也好，二哥就是不听，执意要走。母亲无可奈何，默默地为他收拾了被褥和日常用品交给他。她看着他誓不回头的背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父亲看着他大步流星地离家而去，连连摇头，一声叹气。三哥和我跑出去追上他，三哥拉着他的被褥、我拽着他的胳膊试图不让他走，也是徒劳无功。
我舍不得二哥走，“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三哥却对我说：“小妹不哭了，二哥早晚是要回来的。”说完牵着我的手，眼巴巴地望着他越走越远。
母亲为二哥离开家的事揪着心，她想方设法地找借口去劳动一队家访，随便去知青点看他，带一些吃的用的给他。
可他很不情愿地对她说：“让人看见您来我这里，我怎么跟父母断绝关系啊？”
“儿啊，我懂你的意思，以后我不来了，你可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呀。”她嘴上轻轻地对他说着，心里好像刀绞似的疼痛。
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去看过二哥。不过，常打发父亲去劳动一队小队长和大队长那里打听他和知青们的情况，了解他在知青点是不是健健康康的，有没有生病等。其实他又病（感冒）了几次，母亲偷偷带药给队长，队长派人给他送去，并安排他生病期间就不出工了。
又一年过去了，又到了招收新兵的时节，二哥又兴冲冲地跑去金带场公社的武装部报了名，这次他信心十足，相信政审一定能通过。事与愿违，仍然是政审没有通过。他找到管政审的沈部长理论，可沈部长对他说：你不能与家庭断绝关系，他们永远是你的父母，你永远是他们的儿子。
二哥没有应征入伍，父母的“历史问题”就像一块无形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挥之不去，他的“绿军装”之梦成为泡影。他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也不知所措。母亲理解他的苦闷，看到他这样萎靡不振的样子，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楚。她不能让他这样颓废下去，就与父亲一起去安慰他。
“儿啊，我们对不起你，由于我们的“历史问题”，使你不能去当兵，”母亲自责地对二哥说，“可是，那是历史造成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和你父亲都是本本分分的教书匠，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老实人，从来没有做过丧天害理的事，我们不是坏人，你不要躲着我们。”
“你妈妈说得对，历史有问题，我们又不能改变历史。”父亲也在旁帮腔，“再说，你始终是我们的儿子，这层亲情关系是断不了的，就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我以为离开家就能与您俩断绝关系，您俩的“历史问题”就不会影响我的前程，看来我错了，”二哥喃喃地说。
在父母苦口婆心地劝说后，二哥也体会到这一年没家可回的苦日子: 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日三餐水煮菜。他不想这样下去了，就答应搬回家，又与我们一起吃住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