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妹妹与我在姥爷画室里的留念。左为妹妹，右为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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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爷生前是著名的山水国画家，而我自幼生活在姥爷和姥姥身边，长达十三年之久。日复一日的笔墨熏陶，让我慢慢地对绘画生情。但，终是情深缘浅。
在我修习国画的生涯中，最美好和最灿烂的时期，应该是在我六岁的时候。童年时节，我就很喜欢涂鸦，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我很少画铅笔画，而是喜好毛笔画；我爱细研墨、闻墨香、调颜料、展宣纸、执小楷，沉醉于点点滴滴的细腻中。诚然，那时的我没有任何绘画功底，但在很多时候，艺术源于自然，源于纯真，源于灵感。我常画的是树木、花草和动物。
四岁时，我画了一幅荷花图，碧叶悠悠地托着娇花，缱绻在静宁的湖水上。姥爷看了，建议我投稿，不久，我的小画被刊登在《小朋友》期刊上，且得了稿费，这让幼年的我喜出望外。于是，继续画画，继续娱乐，继续期待。
六岁时，我的另一幅画再次被《小朋友》期刊录用。这次，我画的是一幅乡村图，画中有个骑牛的女孩，乌黑秀发红头绳，她俯首轻轻地靠着牛；而老牛则把头向左侧微微抬起；看上去，仿佛他们彼此在呢喃絮语。此次，我照例得到稿费，照例兴高采烈，照例雄心勃勃。然而，我并不知道，这竟是我绘画的高峰。八岁时，文革降临，我的绘画梦，便随之搁浅在流年的古巷里。
文革初期，姥爷曾受到非人的折磨。到了一九七四年，在江青的授意下，美术界掀起了批“黑画”的运动，并举办了“黑画展览”，姥爷的《寒林暮鸦》和《入蜀途中即景》都被列入“黑画”。《寒林暮鸦》画的是林中飞翔的乌鸦群，原本只是一幅山水画，却被扣上了“反党”的罪名；而《入蜀途中即景》画的是农村春耕小景，怎奈姥爷只画了一个耕作的农民，于是被说成是鼓吹单干。姥爷觉得非常冤枉，但又无处申诉。
姥爷关松房的画作《寒林暮鸦》，曾被列入“黑画”。
虽然姥爷依旧不停地作画，但他却不主张我再学画了，在他的理念里，艺术往往会被人曲解。我读高中时，文革已将结束，但仍面临着插队的命运。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人拼命学乐器和绘画，盼着能因一技之长而摆脱插队的厄运。守着姥爷的我，可算是近水楼台，所以又续上了绘画的前缘。这一次，姥爷重点教授我一些山水画的基本功，比如：用笔要分轻、重、粗、细、急、缓；用墨要分深、浅、浓、淡、干、湿；这样才能画出远近和阴阳的反差。我在姥爷的指导下，不断地练习笔法和临摹古画，有时也外出写生，积攒素材。然后，便试着开始自我创作，画数张书签，作几幅小画。
日后，尽管我一如既往地喜爱绘画，但终因专业训练的起步较晚，自觉功底欠佳，而打消了报考美术学院的念头。姥爷辞世之后，我很少动过笔墨。后来，移居美国，艰辛创业，让我更无暇顾及绘画。直到我四十岁时，生活渐渐地变得安稳舒适起来，我才有闲情，想起了我中断的绘画路。于是，再上路，凭着年少时的功夫，开始自学山水绘画。心血来潮时，我终日俯首作画，不求成名，但求享受。我的拙作大多悬挂在客厅里，自娱自乐。
每每沉寂时，我会想，倘若从儿时起，我就持之以恒地学画，那么，我将拥有全然不同的人生版本。但我也懂得，人不仅是属于自己的，更是属于时代的。无论是艺术之路还是人生之旅，都是有桥桥渡，无桥自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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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9日发表于：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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